本文转自:辽宁日报
本报记者 商 越
提要
辽宁省图书馆藏国家珍贵古籍《琵琶记》,刊刻精美、图文并茂,有三个亮点。一是元末戏曲作家高明创作经典名剧,曾获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赞赏,被后世评为“南曲之宗”。二是正文前配有20幅清新婉约的插图,出自明代著名木刻版画家王文衡之手,是我国传统版画在明代达到高峰时的作品。三是《琵琶记》是明代文学家、套版印书家凌濛初刻朱墨套印本的代表作。
壹 朱元璋超级喜欢的“南曲之宗”
《琵琶记》是元末戏曲作家高明创作的一部经典名剧,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称赞:“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因《琵琶记》结构完整巧妙,词句典雅生动,音韵精绝优美,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被后世誉为“南曲之宗”,与“北调之祖”《西厢记》齐名。
为了让记者真切感受古籍的魅力,省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刘冰特意拿出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琵琶记》影印本,给记者讲解。记者翻看内文可见,全剧共42折,有生旦净末丑各色人物的台词唱段。文字采用竖版印刷,每半页8行,一行18个字,字号很大,版式疏朗,方便阅读。
《琵琶记》讲述了汉代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的爱情故事,最为人称道的是,全剧采用双线并进的结构:一条线索是蔡伯喈新婚后迫于父命进京应考,高中状元后,被牛丞相强招为婿;另一条线索是赵五娘在家奉养公婆,家乡遇饥荒,公婆饿死。赵五娘安葬双亲后,一路弹唱琵琶卖艺到京寻夫,最终夫妻团圆。两条线索交错发展,剧情对比起伏,产生了强烈的悲剧效果和艺术感染力。这种双线对比的结构,后来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流传至今。
戏曲作家高明,字则诚,瑞安人(今浙江温州),书香门第出身,元朝至正五年(1345年)中进士,授处州录事。因性格耿直,后辞官归隐,旅居明州(今宁波)栎社沈氏楼,闭门谢客,潜心词曲写作。
在《琵琶记》第一折起首,高明写道:“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为使戏文达到动人的境地,他总是捧着草稿反复吟唱修改。据《宝剑记序》载,高明“阖关谢客,极力苦心,歌咏则口吐涎沫,按节拍则脚点楼板皆穿,积之岁月,然后出以示人。”说他用脚打拍子,楼板都因此打穿。
史料记载,早期南戏大多出于市井艺人之手,艺术上比较粗糙,高明是最早参与南戏创作的文人之一。他根据民间戏文《赵贞女蔡二郎》,改编打磨而成《琵琶记》,代表了南戏艺术的最高成就,标志着南戏进入了雅俗共赏的新阶段。此后文人雅士纷纷效仿制作戏文,以至《琵琶记》被奉为“曲祖”,广为传演。
朱元璋也非常看重《琵琶记》,据明田艺蘅《留青日札》记载:“高皇帝微时,尝奇此戏,及登极,召则诚,以疾辞。”意思是说,朱元璋一直喜欢这出戏。当皇帝后,他召见高明,孤傲的高明却借病推辞。朱元璋对《琵琶记》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史料记载,朱元璋“日令优人进演”,每出必看。
贰 精巧版画插图成就戏曲意境之美
古籍《琵琶记》最大的特点是图文并茂,正文前配有20幅清新婉约的版画插图。刘冰介绍,古代版画主要是指木刻版画,即将画稿反向勾勒于木板,然后镌刻,再刷墨或色彩于木板上,覆纸刷印而成,其过程与刻印文字成书相同。
《琵琶记》中精美的版画,系明代著名木刻版画家王文衡结合故事情节绘就的。王文衡,字青城,吴门(今苏州)人,是一位多产的版画名家。湖州闵齐伋、凌濛初两家书坊曾刻过140余种书籍,所刊戏曲小说类书籍均附插图,而这些插图几乎出自王文衡之手。
王文衡为闵氏绘有《红梨记》《红拂记》《邯郸梦记》《牡丹亭记》《明珠记》等,为凌氏绘有《西厢五剧》《琵琶记》《南音三籁》等。王文衡的版画插图,画风清新明丽,注意构图的疏密变化,以背景铺陈为主,着重意境表达。其人物形象在画面所占比例较小,但神态生动、玲珑可爱。线描简练精绝,大到屋宇、桌椅,小到烛台、纸砚等摆件,都能有生动完备的刻画交代,散发出文人的诗情画意。
“版画除了需要画家,还要有刻工配合。”刘冰告诉记者,该书插图的刻画者为徽州人郑圣卿,也是凌濛初精选的镌刻能工圣手。他能将名家绘画刻于梨枣等木料之上,刀法细腻流畅,达到完美再现。
明代中后期,经济的空前繁荣激发了市民阶层的文化消费,戏曲和小说等通俗文学进入兴盛时期,由此促进了雕版印刷业的发展。书商为吸引读者,推销刊本,便大量附加书籍插图,尤其是戏曲小说使用插图最多,根据作品中的人物、场景和情节,绘刻的插图也越来越丰富,促进了我国传统版画进入鼎盛时期。
此时涌现出一批从事版画创作和雕刻的专门人才,而且形成了不同的风格流派,如福建的建安派、江苏的金陵派、安徽的新安派、杭州的武林派等。尤其是当时的一些著名画家,如陈洪绶、唐寅、仇英等也参与了雕版绘画的创作,极大提高了传统版画的艺术质量,使早期戏曲插图由最初的舞台演出图解式的粗简构图,转向精丽典雅的绘画风格。
叁 闵凌两家“刻书相竞”推动套版印刷创新
《琵琶记》是明代著名印书家凌濛初刻的朱墨套印本之代表作。在卷首的“凡例中”,凌濛初说:“琵琶一记,世人推为‘南曲之祖’。而特苦为妄庸人强作解事,大加改窜。至真面目竟蒙尘莫辨。”说明出版印刷这本戏曲名著的初衷是为正本清源。在黑色正文之外,还有凌濛初的解读点评,眉批、句读、行间注解,都是用红色行楷小字工整标出,让读者一目了然,这就是套版印刷术中的朱墨两色套印。
其实套色印刷早在元代就已经使用了,元代至元六年(1340年)刻印的《金刚经注》,就是流传到现在的最早的雕版套色印本,其经文用红色大字,注文用黑色小字。不过,这件印刷品尚不是多版分色套印,而是一版先印墨色、后印朱色,说明我国传统的雕版印刷书籍的技术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明代后期,套版印刷技术蓬勃兴起、迅速发展,这当中的早期代表人物就是闵齐伋和凌濛初。
凌濛初与闵齐伋都是吴兴人(今浙江湖州),两人是世代姻亲,都是当地富户,在刻书业上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书谈·套印术》载:“两家当日,席丰履厚,其贤者伏居乡里,不问世事。诵诗读书之余,专以刻书相竞。”当时两家的竞争颇为激烈:先有凌氏的评点本《史记评林》,再有闵齐伋首创的套版分色印刷技法——用色彩区别评点的朱墨套印本《春秋左传》问世,再有两家三色、四色、五色套印本相继推出。两家刻印的书籍很多,其中以朱墨两色套印的最多。两家还合作刻版套印了一些书,如朱墨两色套印本的《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三色套印本的《古诗归》《唐诗归》等。据《明吴兴闵板书目》中统计,闵凌两大家族在明末用套印技术刻书,多达117部145种。
闵凌两家的比拼和不断创新,客观上推动了套版印刷术的进步,不仅印刷工艺日趋精湛美观,还使中国早已产生的套色印刷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单版分色套印演进到了多版分色套印,并由此又催生了新的印刷技术。 (辽宁省图书馆供图)
手记
刻书家的“本色”
◤商 越
用“才华横溢”4个字来形容凌濛初,是恰如其分的。
凌濛初首先是一位文学家,著有古典白话短篇小说集“二拍”之《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另著有《虬髯翁》《颠倒姻缘》等十余种杂剧;同时他也是著名的戏曲理论家,他的《南音三籁》收录元明两代南曲作品并分类点评,《谭曲杂札》则对曲坛热点发表独到见解;此外他还是明朝刻书名家,套版印刷技术的代表人物。
凌濛初的成长离不开他的书香之家。其父凌迪知为进士,官至常州府同知,后罢官归里,日校群书,开始雕版印刷书籍,也就是从凌濛初父亲一代开始,凌氏家族正式编撰刊行书籍。此后,在凌濛初的带动下,凌氏家族兄弟子侄等20余人先后从事刻书业,将家族刻书处冠以“桂芝馆”等美名。
但博学多才的凌濛初却仕途多舛,4次科举应试都以备榜落选告终。尽管凌濛初专注于文学创作、刻印出版,但经世济国的政治理想一直埋藏在心底。55岁时他终于踏上仕途,这一阶段可用“勤政爱民”4个字来形容。
以副贡选任上海县丞后,为清理盐场积弊,凌濛初颁布了“井字法”;任徐州通判时,他与防河主事“昼夜图维,防筑有法”,防洪深受百姓爱戴;明末时局动荡,有流寇劫掠,他率百姓坚守房村,直至弥留之际,仍大呼“无伤吾百姓”,最后呕血而死。
正如他反对戏曲创作过分雕饰、提倡自然情真“贵本色”一样,凌濛初做官,用身体力行诠释了恪尽职守、廉洁奉公的地方官员本色。在《别驾初成公墓志铭》中,明代诗人郑龙采这样评价他:“公为人豪爽俊逸,倜傥风流,学富五车,才雄八斗……文章满天下,交与遍寰区;莅事而忠信明决,临义而慷慨殉身。”300多年后,一代刻书名家的作品和人品仍值得后人铭记。
小讲堂
套版印刷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张和印刷术的国家,明朝文学家陈继儒在评论印刷术时,曾经把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及套版印刷术称为中国印刷史上的“三变”。他在闵振业所刻套印本《史记钞》的序言中说:“自冯道(五代十国时期著名宰相)以来,毋昭裔为宰相,一变而为雕版;布衣毕昇,再变而为活字版;闵氏三变而为朱评。”
“朱评”即指用红黑两色套印的书,也称“朱墨本”“套印本”。这种套版印刷术是在单色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利用不同颜色区分不同的内容。比如印红黑两色,就先取一块版,把需要印黑色的字刻好;另取一块大小相同的版,把印红色的字刻上,分两次印刷完成。因必须使再次加印的版框严密吻合,所以技术上要比一色印刷复杂得多。
用雕版印刷术印制的书籍通称为刻书。古代刻书业发端于宋代,当时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为四川成都、浙江杭州和福建建阳。明代时,刻书家凌濛初的家乡湖州、徽州等地的刻书业迅猛发展,已经赶超杭州,而在湖州又数凌濛初、闵齐伋两大家族的刻书最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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