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辉

“男儿不负报国志，愿洒热血写春秋”

邓文辉，1903年出生在湖南沅陵县城南门正街一户殷实商家。在沅陵辰郡中学读书时，他就豪言：“读书就是为了救国救民。”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甲班，1924年至1927年在北大物理系学习。当时，看到一些同学醉心于“泰西学说”，他深感忧虑，经常劝说大家：“吾国外受列强之侵凌，内受军阀之腐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报效国家，义不容辞，身可碎，志不可夺。”他不仅刻苦好学，而且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被推选为北大学生会主席。

党的三大后，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开始动员党员和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在全国推进国民革命运动。1924年，邓文辉加入国民党。他四处奔波，劝导有志青年投身革命。1925年7月，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改为北京特别市党部，邓文辉当选为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长。从此，他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参与领导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参与组织雪耻会，发动全市人民声援上海的爱国工人、学生和商人的三罢斗争。

1926年3月，大沽口事件发生。18日，在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领导下，邓文辉等前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遭到卫队枪击，史称“三·一八”惨案。他临危不惧，头上帽子被子弹击中，仍毫不退缩，手执大旗站在队伍前列指挥疏散。6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广州召开各省市暨海外党部代表会议，商讨北伐大计，邓文辉作为北京代表出席会议。他在会上慷慨陈词，坚决拥护北伐，深得与会者赞誉。大会赠以一联：“有识能知大瀛海；清游常近小罗浮。”同年秋，他又代表北京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总会，当选为执行委员。返京后，兼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成为李大钊的得力助手之一。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在帝国主义默许和支持下，指挥京师警察厅出动300多名军警闯入苏联大使馆军营内，抓捕了李大钊及其家人，邓文辉等60余人同时被捕。在敌人的监狱里，邓文辉始终坚贞不屈，愤怒谴责反动派镇压革命的暴行。4月28日，年仅24岁的他英勇就义，践行了“男儿不负报国志，愿洒热血写春秋”的誓言。

谢伯俞

“只要正义在，岂怕断头台”

谢伯俞，1905年出生在湖南宝庆大东路黑田铺（今邵东县黑田铺乡）一个农民家庭。1921年8月，考入长沙岳云中学，开始投身反帝斗争。1923年4月，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联合湖南学生联合会等41个公团，发起组织“湖南外交后援会”，声援收回旅顺、大连的爱国斗争。谢伯俞和同学们臂戴袖章，日夜巡查商店、码头、街道，督查抵制日货。后来，他被推选为省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

1924年7月，谢伯俞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理预科，半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孙中山逝世时，李大钊组织追悼活动，他散发3000多份《政治生活》特刊，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五卅惨案发生后，他通过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在工人学生中组织了沪案雪耻会，还组织宣传队上街介绍惨案真相。1925年7月，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当选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

1926年3月，北京各界群众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前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遭到血腥镇压。谢伯俞临危不惧，带领十几个同学直奔铁狮子胡同，抢救受伤人员，还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名义发出通电，呼吁报界揭露军阀政府的罪行。4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改组，谢伯俞当选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组织部部长，兼任市党部中的中共党团书记。下半年，因支部书记游宇赴莫斯科学习，他接任中共北师大支部书记。年底，奉调到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工作，成为李大钊的主要助手之一。

1927年4月6日，他与李大钊等被闯入苏联大使馆的数百名军警逮捕。面对敌人的审讯，他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无限忠诚和崇高气节。28日行刑时，敌人问他：“赤党分子，怕不怕？”他仰面大笑说：“只要正义在，岂怕断头台！”他是20位烈士中年纪最小的一个，牺牲时年仅22岁。

姚彦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姚彦，1903年出生在湖南保靖县原大妥乡舍那村红岩溪（今保靖县迁陵镇王家村红岩组）一个富庶家庭。1920年8月，17岁的姚彦只身赴京，考进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年后升入北大正科。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李大钊。

1925年8月，姚彦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他回到家乡保靖，动员兄长姚伯春将自家的田地分给佃农耕种。在乡期间，他走亲访友，宣传革命真理，鼓励女子努力摆脱封建枷锁，追求自由生活。次年正月，姚彦将刚满十岁的彭司琰（1939年10月曾任中共保靖县委第一任女县委书记）带到湖南桃源女子师范学校附小学习，并挥笔写下《提倡婚姻自主，反对父母包办》，被社会各界称赞为“寓意深刻、分析精辟、笔锋尖刻”。

1926年2月，姚彦当选为中共北方区委执行委员，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负责党的组织、宣传工作。3月18日，为抗议帝国主义的霸道行径，北京各界群众举行请愿活动，遭到段祺瑞执政府血腥屠杀。惨案发生后，姚彦遵照李大钊的指示，秘密地进行抢救伤者、安葬烈士等善后事宜。为了甩开特务监视，他乔装打扮，转送情报，散发传单，始终保持着与李大钊等人的联系。其间，党组织曾决定派他去苏联学习，他以“我情况熟，有利工作”为由，继续坚持地下斗争。他说：“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为了摆脱敌人的盯梢，他先后移居亚洲公寓、石驸马大街和绒线胡同等地方，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自“三一八”惨案至1927年2月，仅北京一地，共产党员就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国民党员由2000多人发展到4000多人，共青团员也有了很大发展。

1927年2月，姚彦当选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候补执行委员、商民部长兼训练员。3月下旬，姚彦一家4口被奉系军阀逮捕。在狱中，姚彦始终大义凛然，没有透露党的半点秘密，并借用敌人要他写交代的纸笔，写出“方此国家多事之秋，危急存亡之际，我辈正应努力奋斗，预备将来出而用世，以救同胞于涂炭之中，护国家如磐石之安……”的慷慨词句。4月28日，姚彦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4岁。

方伯务

“画可以不学，而革命则不可休止”

方伯务，1896年出生在湖南衡山县店门乡天鹅村（今属店门镇九观村）一个书香门第家庭。1922年，考入北京艺术专门学校中国画系学习。1924年寒假，校方无理解聘进步教授陈师曾等人。方伯务奔走呼号，登台演讲，抨击校方的行径，被校方张贴告示开除。因在斗争中表现突出，他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结识了李大钊，从此站在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

1926年3月18日，方伯务参加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加入群众请愿队伍。目睹段祺瑞执政府卫队向群众开枪，血流成河，他怒不可遏，愤然道：“画可以不学，而革命则不可休止！”4月，经李大钊推荐，方伯务担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工人部车业工会主席，同时兼做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党务工作。为了更好地组织领导人力车业工人运动，方伯务以作画为掩护，走街串户，访贫问苦，启发教育工人群众。他自编了《人力车夫歌》，并在车夫中教唱，激励人力车夫的斗志。

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宣传共产赤化”的罪名杀害了《京报》主编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方伯务用化名画了一幅抨击帝国主义、反动军阀的漫画，将帝国主义、反动军阀画成正在撕咬活人的豺狼虎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反动军警扬言：若抓到画画人，定要碎尸万段。3月15日晨，他像往常一样在北京的湖南会馆里屋伏案办公，突然一阵纷乱的叫喊声打破了往常的宁静，便衣特务蜂拥而入，“你是方伯务？”“是又怎么样？”方伯务冷冷地回答。被带走那一刻，他仍昂首挺胸。

在狱中，他没有泄露党的机密，叮嘱前来探监的妻子要把孩子抚养长大，以竟其志。4月28日，他与李大钊等人在京师看守所被杀害。行刑期间，敌人诱骗方伯务招供，威胁再不招供就是同样下场。但他义无反顾地选择忠于自己的誓言，“断头流血以从之”，从容就义，年仅32岁。

张挹兰

殉难者中唯一的女性

张挹兰，1893年出生在湖南醴陵洲坪乡许家湾（今株洲市渌口区南洲镇田家湾村）一个没落的书香之家。1919年秋，她独自前往北京求学，后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预科。由于该校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在一个校园内，她结识了缪伯英，接触到新思想。1922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1924年秋，升入北大教育系。受进步思想熏陶，先后加入中山主义实践社和国民党，不久当选为该社理事，开始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

1926年4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改组，她当选为执行委员。为了进一步推动北方妇女运动，李大钊领导的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决定在北京创办一个妇女刊物——《妇女之友》，成立一所培养妇女运动干部的学校——缦云女校，作为妇女运动的阵地。9月，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和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联合创办了《妇女之友》，张挹兰出任主编，兼任缦云女校校长。她除了担负繁重的走访、组稿、审稿任务外，还亲自撰稿，号召女界“抵抗敌人的压迫”“创造新的生命”。其中，《妇女运动述略》《新妇女的使命》两篇文章，更是反映了她对妇女运动的真知灼见。

1927年1月，张挹兰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担负领导北方妇女运动的重任。工作受到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赞赏。她曾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党组织对其进行考察的时候，4月初的一天清晨，张挹兰在睡梦中被闯入家里的敌探抓捕。被捕后，她遭受了多次审讯和逼供，但她没吐露半点机密，保持了革命者的气节。

4月28日，“事先秘不可知，故由警厅抵看守所时，女党员张挹兰所乘为第四辆汽车，张系剪发，下车时身段极活泼，首左右顾，发随之动，面色自然。盖犹未知死神已临其头上也。”张挹兰是最后受刑的一个，也是20位殉难者中唯一的女性，牺牲时年仅34岁。

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受共产党影响的国民党左派，在生死关头，5位湖南英烈都彰显了湖南人的血性和担当，面对敌人的绞刑架，顽强坚守、无比忠诚、从容就义，为后人树立起理想信念坚定不移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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