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流动：七普数据大透视

来源：澎湃新闻

　　2021年5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七普的初步结果，除了较低的生育率以外，流动人口发展也呈现 “新态势”（超链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58600）。相比六普，中国的流动人口规模增长显著，乡城流动占比进一步上升，短距离人口流动性显著增强，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最快。广东、浙江等省流动人口规模明显超过预期，省际人口分布的马太效应更加明显。

　　2022年6月初，汇总了数据资料的《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出版，丰富的全国、分省区、分城乡类型的数据，让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中国流动人口的特征。

　　从农村到城市依然是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

　　流动人口从哪里来、又到了哪里去？讨论中国人口有两个标签是绕不过去的：户籍和城乡。我们用流动人口的户籍类型（村居委）及其常住地的城乡分类（城镇和村）将流动人口划分为四类流动。农业户籍人口流动到城镇地区是中国人口流动最显著的特征。2000、2010、2020年，乡城流动占流动人口的52.2%、63.2%、66.3%。

　　如表1所示，逢十的普查年份结果显示，乡城流动和城城流动的占比都在不断的上升，而乡乡流动和城乡流动不断的下降，合计占比略超过10%，远远低于2000年的27%。城镇地区是9成流动（88.12%）的目的地。

　　表1 | 四类流动人口的构成（%）

　　数据来源：2000年-2015年的数据来自：段成荣等，2019，中国人口的迁移转变，人口研究，第2期；2020年数据来自笔者推算，可能存在偏误，其中乡城流动占比66.3%、城城流动为21.8%为国家统计局新闻发布会公布数据或据此计算。2015年的分布明显有异于2010年和2020年，这可能是户籍地类型与逢十年份普查问卷有异所致，此外还有抽样误差等问题。

　　中国城镇化率从六普的49.7%上升到七普的63.8%，增长了14.1%。我们分解城镇化的贡献因素，大体上可以分为人口迁移、区划变动和自然增长。从人口流动来看，七普的流动人口比六普多了1.55亿人，按乡城流动占比，即1亿农业人口完成城镇化，占总人口的7.1%。

　　同期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39.3%增长到45.4%，城镇户籍人口增加了1.14亿人，占总人口的8.1%。这些人有一些是区划变动导致的户籍身份转换，也有一些是农业户籍人口流动以后在常住地落户。据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张晓鹏在2021年5月的通报，截至2020年底，有1.2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由此可见机械迁移（人口在迁移以后，户籍随同迁移）是户籍人口城市化率的主要部分。乡城人口流动（人迁户不迁）和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两者合计就高达15.2%，超过过去十年城镇化率的增长，由此可见，人口流动依然是中国城镇化最核心的动力，没有之一。

　　流动有近有远，不同流动距离中四类流动人口的分布是什么样的？如表2所示，四类流动人口在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两个维度保持了高度的稳定性，十年间变化不大。但十年间流动人口规模迅猛增长，因此2020年四类流动人口规模比2010年都有显著增加。

　　表2 | 不同流动距离中四类流动人口的分布

　　数据来源：2010年数据采用微观数据计算，与段成荣等（2019）的结果略有差异，见上表，这种差异是计算口径的数据源的差异，详见马小红等（2014）；2020年数据为笔者据七普长表7-1及相关假设推算，因缺乏微观数据，准确计算可能存在一定的偏误。

　　具体来看：

　　第一，省内和跨省的乡城流动各自增加8700万和2000万人，增长了112%和30%，省内流动已经成为人口城镇化最核心的因素。

　　第二，省内和跨省流动的城城模式各自增加2500万和800万，分别增长了77%和49%。城城流动模式的作用机制与乡城有较大差异，商业环境、宜居等占了家庭决策的很大权重，因此城城流动时，城镇居民跨省流动的意愿要高于乡村居民。

　　历史经验显示，人口流动以短距离为主，长距离流动的目的地一般是工商业中心地区。2000年前后，中国加入WTO使得东南沿海中心城市的就业机会大增，跨省流动在流动人口中的比重持续上升，但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各省的中心城市有吸引力也在上升，省内流动占比在2005年以后开始回升，到2020年，省内流动占比超过三分之二。

　　那么，省内流动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如表3所示，按行政层次，将省内流动划分为省内跨地市、市内跨区县（不含市区内人户分离）以及县内跨乡镇三种流动距离。六普的时候，省内流动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格局，要么就近在周围乡镇流动，要么就远流动到其他地级市。

　　表3 | 流动距离的分布结构

　　数据来源：2000、2010年、2015数据采用普查资料或微观数据计算；2020年中的跨省、省内和市区人户分离占比和绝对值据普查年鉴计算，2020年省内流动中的三类流动距离的分布，根据2010和2015年的变化率外推所得。

　　假设七普省内流动内部的结构变化相比2015年保持同样的趋势，我们同比外推2020年省内流动的内部结构。相比六普，七普数据的省内流动增长了1.24亿人，其省内跨市流动增长了6400万人，市内跨区县流动增长了4700万。省内跨市流动占比会进一步上升，而县内跨乡镇的占比下降，省内流动的平均流动距离会变长，人口正在向省内的中心城市集聚。这个趋势与省际相反，省际迁入和迁出都呈现分散化的趋势，传统人口流入地的流入强度正在下降，而流出地的流入强度在上升。省际流动的差异，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详述。

　　流动的影响比想象的要更加广泛

　　2020年，我国总人口中的三分之一是人户分离，四分之一是流动人口。尽管数字很高，但依然低估了流动人口的影响范围。上文指出中国流动人口的目的地有88.12%是城镇地区，绝大多数农村地区没有流动人口，因此估计流动人口的影响，应该把范围局限在城镇地区。我们将城镇人口作为分母，重新计算流动人口在其中的占比。

　　如表4所示，2020年，全国城镇地区有55%的人口为人户分离，其中有42%是流动人口，流动的影响面明显高于以总人口作分母的比例。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流动大国、流动的中国，正常的城镇地区，流动人口是随处可见的。

　　表4 | 人户分离和流动人口在人口中的占比

　　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人口的流动性有较大差异，因此，我们从年龄和省区两个维度来刻画流动的特征。首先分别计算每一个年龄人口的流动参与率。按年龄段，我们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后义务教育的学龄阶段，工作阶段，后两个阶段有重合之处。

　　如图1所示，七普在所有的年龄段的流动参与率都高于六普。分阶段来看，义务教育学龄儿童的流动参与率从六普的10%左右上升到七普的20%以上。跨省流动参与率略微上升，而省内流动参与率大幅上升，这表明儿童随同父母跨省流动的障碍仍然非常大，而省内的障碍大大降低，省内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水平在上升。儿童随迁可能的障碍包括异地中高考限制、义务教育学校就读限制等制度层面的因素，也有生活成本和文化差异等客观条件障碍。跨省随迁的障碍较高，还体现在随着儿童年龄增加，流动参与率在下降，义务教育阶段儿童的省内流动参与率基本不随年龄变化。

　　当儿童进入后义务教育阶段，无论是直接工作，还是进入高中、中职、本专科，大多数人都会离开本乡镇，流动参与率急剧上升，峰值出现在18岁左右，流动参与率接近60%，这意味着除了中心城市和地市市区以外的大多数青少年都在流动中。

　　当青少年完全结束学业开始工作时，流动参与率开始下降，下降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其一，毕业以后直接落户在就业地，这个人就不是流动人口了；

　　其二，毕业以后返回家乡。

　　这两部分人合计占同龄人的15%左右。跨省和省内流动参与率下降的速度有较大差异，跨省流动参与率的下降是平滑缓慢的，这说明一个人跨省读书以后，落户在当地或者返回家乡的过程是缓慢的。但在本省读书以后，落户在当地或者返回家乡的过程相对迅速。这些都显示了跨省流动和省内流动的差异。

　　图1 | 分年龄人口的省内和跨省流动参与率

　　数据来源：2010年、2020年人口普查年鉴。每个年龄的流动参与率=该年龄的流动人口数/该年龄的人口总数。为绘图美观，只截取了0-75周岁的年龄段。

　　当一个人年龄为50岁以上、临近退休时，他们的流动参与率低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现在50多岁的人群，因为就读高等教育的机会、进入初职时代背景等因素，可能一直没有流动过；

　　其二，临近退休的中老年人，他们在城镇就业市场上的障碍较大，就医需求强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异地参保就医有障碍，所以不得不返乡；

　　其三，近些年，在中央转移支付的支持下，欠发达地区的医疗条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有了基本的保障，对劳动力返乡形成一定的拉力；

　　最后，我们还发现，跨省流动的劳动力，集中返乡的年龄稍有延后，2010年曲线斜率的断点为50岁左右，而2020年则为60岁。相比之下，在临近退休时，省内流动的曲线比较平滑，没有明显的断点，这再次印证了上文的结论，省内经济社会一体化要好于跨省。

　　如图2所示，分省区来看，各省的城镇常住人口中，人户分离人口的比重都比较高，而流动人口大省北京、上海、广东，人户分离人口占比都超过60%，跨省流入和市区人户分离的比重都比较高。传统的人口流出地，河北、河南、湖南、安徽稍低一点，但也超过了40%，与流入地不同的是，这些省区城镇流动人口主要是省内流入的，跨省和市区人户分离的占比都比较低。因此，满足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并不只是京沪粤等发达地区面临的问题，人口流出大省也有这方面的压力。

　　图2 | 分省区城镇地区人户分离人口的结构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