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的原生家庭的研究中,研究者更倾向于将家庭看作一个整体,着重分析原生家庭经验和家庭功能的发挥与子女心理适应的关系。一些研究者则致力于构建家庭功能模型,试图发展出可靠的研究工具用以评价家庭氛围,如家庭婚姻系统的“拱极模型”、家庭功能的 Mc Master模型、比维斯系统模型等。随着家庭功能各种理论模型的提出,各种家庭功能的测评工具也应运而生,因而催生了大量的相关研究。
一些研究发现,家庭功能不良与个体的心理障碍存在一定的联系。O’Leary,Searight,Reuterman 与 Russo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个体对原生家庭的感知和其现阶段心理状况的关系,发现二者具有显著的强相关,原生家庭的感知与个体的当前阶段的抑郁、敌对等状况存在密切联系。Kundson 和 Terrell探索了原生家庭对成人依赖症的影响,发现成长于原生家庭功能失调的个体具有更高的易感性。
此外,Craddock,Church,Harrison 与 Sands也证实了完美主义与原生家庭的某种联系,家庭功能的僵化会与功能不良的完美主义密切相关。Soenens 等人的研究则更进一步指出,父母的心理控制才是造成功能不良的完美主义的主要原因,而父母控制正是反映家庭功能不良的一个重要变量。
研究发现,进食障碍的家庭关系表现为极端亲密或者极端疏远,纠缠的家庭关系对进食障碍的影响成为进食障碍家庭研究中最稳定的发现之一。Holtom-Viesel 与 Allan在最近的研究中系统地分析了原生家庭特征对进食障碍的影响。他们通过对近年来的相关文献梳理发现,进食障碍患者的家庭功能都存在某种程度的缺陷,且患者感知到的家庭功能不良的程度要远远高于其父母的判断。
另外一些研究证明了原生家庭功能僵化会对个体的社会适应产生影响。有学者指出,成长于功能失调的家庭环境中会影响到个体心理社会行为的健康发展,进而会影响到其成年期情绪管理及心理健康等问题。Brimhall认为,消极情绪反应(焦虑、僵化、神经质)是原生家庭对个体情绪与社会发展影响的代际传递的结果。Wheat分析了原生家庭环境与个体成人期压力反应模式之间的关系,发现与平衡型家庭的被试相比,来自极端型家庭的被试在面对压力与冲突时,有更多消极语言、行为,而且原生家庭对男性的影响大于女性。还有学者以成年子女的婚姻关系为结果变量,分析了原生家庭功能的影响。
Harper考察了个体原生家庭经验与性生活满意度及婚姻质量的关系,通过对 3953 名已婚人士的调查发现,原生家庭经验、婚姻质量、亲子关系是影响性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Muraru考察了个体婚姻调适受到原生家庭特征的何种影响,发现原生家庭对婚姻调适的影响是间接的,个体的依恋类型是重要的中介因素,此外,研究者还指出,个体对原生家庭的心理感受才是影响着个体生活的主要因素。Sabatelli以成对夫妻为研究对象,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探索原生家庭经验与夫妻婚姻调适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妻子更易受到原生家庭经验的影响,进而对自己及配偶的婚姻体验产生影响。Urcan的研究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原生家庭对子女社会情感功能会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个体的恋爱关系中,还存在于已婚的成人当中。这说明,原生家庭对个体的影响是长期、深远的。
此外,原生家庭特征被证明与一些心理品质相关。研究表明,儿童共情与其原生家庭有关。早在 2003 年,Eisenberg 就指出,家庭内部的社会化程度与共情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但是究竟原生家庭何种特征促进共情的发展,却一直没有统一的认识。Kaufman对儿童共情的发展与其原生家庭的关系进行探究,发现原生家庭的亲密性与儿童的共情呈正相关。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些研究的佐证。
除共情外,研究表明个体的依恋特征也与原生家庭功能相关。Larsen-Rife采用他评法对个体的原生家庭进行了评定,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原生家庭对依恋安全的影响,结果发现,原生家庭温暖而敏感的互动方式与个体成人期的依恋安全密切相关。Levesque探索了原生家庭功能成年早期个体依恋风格的影响,结果表明,原生家庭功能的自主性维度与个体回避、焦虑呈负相关。Devaux的研究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原生家庭可以影响青少年的回避、焦虑以及自尊水平,而 Gardner,Busby和 Brimhall的研究则发现这种影响还会持续到个体成年早期的亲密关系中。
除了大量的家庭功能方面的研究外,学者们开始关注父母特征对子女的影响。Galvin通过一项比较研究揭示了母亲的抑郁程度与个体成年期抑郁、躁狂的密切关系。Van Der Bruggen 等人使用元分析的方法对现有文献结果进行了整理,结果发现,父母的焦虑与水平与子女的焦虑水平显著相关,而父母对子女的控制也影响着学龄儿童的焦虑水平,这种影响还受到子女性别、年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另外有研究显示,人们对于孤独的易感性似乎与原生家庭的某些内在因素相关。
儿童缺乏父母有效的榜样示范,就不能很快掌握各种社交技巧,进而增加孤独的风险。Harwood关注年轻人孤独感与其原生家庭的关系,研究以家庭为单位,被试包括年轻人及其父母。经过统计分析发现,父母孤独感及个体受欺负经历可以预测其在成年早期的孤独感,开放的家庭环境与个体成年早期的孤独感呈负相关。另外一些研究在暴力行为的代际传递方面做了深入的探索,发现个体在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行为与原生家庭的暴力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些学者对此种影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一种是模仿观点与合理化观点,即无论是个体曾在早年目睹其双亲的暴力行为,还是个体自身就是父母暴力行为的受害者(受到父母过于严厉的身体惩罚),这都将增加个体在成人期亲密关系中暴力行为的可能性。
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亲密关系暴力行为更多的可以看作是一种反社会行为方式的表达形式,而个体反社会行为倾向,则与其原生家庭功能、父母情感支持有密切联系。如果父母不能提供支持的、温暖的家庭环境,而是以拒绝的、冷漠的、忽视的教育方式来对待孩子,那么孩子长大以后更容易出现反社会的行为倾向,包括成年早期在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行为。
可以看出,在早期原生家庭影响效应的研究中,大多将原生家庭看作一个整体,注重研究家庭环境、家庭功能对子女的影响,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此种研究范式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质疑:对家庭整体氛围的评价是否合理?家庭某一成员对家庭整体氛围的感知是否能客观评价家庭环境?随着家庭系统理论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反对将家庭看作一个整体、考察其功能发挥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是关注家庭系统中各个次级系统的独特作用,因而对父母婚姻关系及亲子关系的研究开始逐渐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