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时候。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大部分疾病已经能够得到有效地治疗,可有一种病,中西医几乎都拿它没办法,到了医疗科技发达的仍然普遍存在,无法根治。
张仲景就曾在《景岳全书》中提到过:“当须服吐下药,针灸数十百处,乃愈”。
意思就是说,想治好这个病,就要吃催吐药、泻药,同时针刺、艾灸数百个穴位,才能痊愈。究竟是什么严重疾病需要神医都下此虎狼之药呢?这就是诈疾,用现在的话说就叫作——装病。
装病这件事,自有史以来就经常出现,人们在阅读历史书籍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史料记载,大臣称病不见客,武将坠马不能作战,患足疾不能上朝等等,这些都属于“诈疾”的症状。
诈疾非病,是一种介于生病和健康之间的状态,通常“诈疾”患者久治不愈,浪费了大量的医疗资源不说,也容易造成医患矛盾。“诈疾”患者一般都是为了获取某种个人利益或者逃避责任,而装病或者夸大病情,这是心病。
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临床治疗,医生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以诈治诈。
医圣张仲景在《景岳全书》中就说,如果病患被确诊为“诈疾”的话,就骗他说需要大量服用上吐下泻的药物,还要进行大量的针灸,从而使“病人”害怕遭受比装病更严重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摧残,从而选择马上“自愈”。现代医生对诈病也是开一些无关痛痒的药物,草草收场。
在装病请假这件事上,古人并不比现代人逊色,甚有过之。
《廉颇蔺相如传》中记载:蔺相如在绳池之会立下大功,为赵王挣回了面子,回国后,赵惠文王擢升他为右丞相,地位在廉颇之上,廉颇自认为战功赫赫,而蔺相如一个只会逞口舌之利的文臣,居然官阶比自己还高,于是当堂宣告:不要让我看见蔺相如,否则“我见相如,必辱之”。
听到消息的蔺相如于是便“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这是用诈病避免了朝堂之上两人间的冲突。但有些时候,只是自我宣称生病,并不能达到目的时,古人还有更好的办法。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记载:楚国的子庚死了,楚康王想让薳子冯做令尹,薳子冯的朋友申叔豫觉得,年轻的国王身边有很多宠臣,薳子冯不一定能当好这个官,于是薳子冯“遂以疾辞”,可是楚王也不是好糊弄的,听说心仪的大臣生病了,立刻派御医前往诊视。
当时正值酷暑,薳子冯里一层棉袄外一层皮袍,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以至于吃不下饭,真的像病倒在床上,但这还不够,精通人情世故的薳子冯还在私底下和御医进行了“交流”,于是御医心领神会,回去报告楚王说薳子冯真的生病了,薳子冯如愿以偿。
其实,并非所有的作疾都能被医生心领神会,也会有弄巧成拙的时候。
贞观初年,因交州都督李寿贪污被查办,空出来的位置需要另觅贤才,众臣一致推荐时任瀛州刺史的能臣卢祖尚,太宗将他征召到京城,并在朝堂之上任命,卢祖尚一时兴起就答应了。
回过头来,卢祖尚就后悔了,以旧病复发为由推辞上任,太宗知道生病是假,先后派杜如晦和卢祖尚的亲戚等人三番五次劝说,卢祖尚坚决不去。事情发展的这个地步,性质就已经不是诈疾了,这等于是失信与皇上,是大罪,于是太宗大怒,将其斩首在朝堂之上。
诈病自古已有,诈疾的罪名也由来已久,《后汉书·庞参传》记载:“乃称病引兵还,坐以诈疾征下狱。”
意思是说,如果将军称病带兵回来,就以诈疾罪进监狱。《后汉书·何敞传》中也有:“伦因奏敞诈病,坐抵罪”的记载,但是对诈疾有明确法律条例规定,还是从唐朝开始的。
《唐律疏议》是我国现存的最早最完整的法典,其“诈疾病及故伤残”条中明确规定:“诸诈疾病有所避者,杖一百。若故自伤残者,徒一年半。有避、无避等。虽不足为疾残,而临时避事者,皆是”。那么,诈病现象历史悠久,为何到了唐代就开始立法了呢?
首先古代法律发展的特点是:汉承秦制,唐承汉制,宋明清承唐制,整个汉代,自汉高祖刘邦起都崇尚道家的无为而治,立法原则也是提倡“罚不患薄,约法省刑”。
唐律就对约法省刑进行了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唐代刑罚适中,不如前代严苛,凡是诈疾,须实施杖刑一百下,如若故意伤残,须实行徒刑一年半。这和前代的“耐为隶臣”、“当诛”、“征下狱”相比,人性化多了。
另外,诈疾和故自伤残者,在唐律中一起被归类于《诈伪律》,就是诈骗罪,我们都知道中国人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坏,孝之始也”,“自残”先不说社会影响,首先就违反了孝道,也是要治罪的。
此时“诈疾”已经不再是请假的借口或者是推脱的理由了,而是触犯了诈骗罪。
“有避、无避等”,“临时避事者”,这说得都是逃避官方的工作,官方的工作除了官员本职工作以外,也包含了劳役,就是官员不得逃避工作,百姓不准逃避劳役。其实,能使用“诈疾”的也往往都是朝廷官员,老百姓在那时候又可以向谁请假呢?
装病也要符合客观规律,这些前人已经总结了很多经验,在唐代,诈疾的事例相当多,名目也是各有特点,诸如,“装聋作哑、眼疾、足疾、风疾、阳中风、阳坠马”等。
唐德宗年间,泾原节度使朱沘叛乱,叛军攻入长安后,打算让郭子仪之子,开国公郭晞掌兵。郭晞“佯瘖噤口不言”装哑巴,叛军以武器威胁,他始终一言不发,终未被叛军所用。
文宗时期,宦官专权,朝风腐败,宰相牛僧孺便不愿过问朝政,和白居易一起吟诗作对。唐文宗屡次宣召,牛僧孺都“托以足疾辞之”。
唐玄宗时期,康待宾之乱,皇帝派黄门侍郎韦抗去支援前线,韦抗这个人不懂打仗,走到半路,竟因为过于害怕,从马上掉了下来,于是便“坠马称疾”,竟不至贼所而还。可见,“诈疾”时,各有各的原因,唐朝的诈疾都有哪些原因呢?
隋朝末年,隋炀帝杨广三征高句丽,修建大运河,常年的徭役繁多,而且去服役的百姓,十去九不回。老百姓不惜自残,以躲避徭役,并称其这种做法为:福手、福足。
可怜的百姓一旦被官府发现是自残造成的伤残,不仅不能避赋役,还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百姓们如果诈疾,多是这一种,而剩下的诸多原因都是朝廷官员的政治手段。
上面提到过的牛僧孺称足疾不奉皇帝昭,就是为了躲避入朝做官。躲避做官还有另外一种原因,就是不愿意受贼官禄。
安史之乱后,安禄山建立的大燕政权也需要网罗人才,隐士甄济和李光弼都被安禄山所看好,要给他们封官,结果二人都称病辞官。
甄济是宁死不受禄山官,以至于派来的杀手都被他的大义凛然所感动,回去禀报安禄山,说甄济是真的病重。
诈病也有弄假成真的,唐朝名将裴行俭的诈病用得令人惋惜,裴行俭率兵讨伐东突厥时,收服了阿史那伏念,并承诺只要投降便不会杀他。可结果,唐高宗听信侍中裴炎谗言,将伏念带到长安后处斩了。
言而无信的耻辱让裴行俭心灰意冷,从此称病不出。可时隔不久,突厥再起叛乱,裴行俭又被启用征讨突厥,可惜,还没等到大军出发,裴行俭就真的因病去世了。
要说大臣诈疾是为了趋利避害还算说得过去,可唐朝的皇帝也需要诈疾保命。
唐睿宗李旦就曾两次诈疾退位禅让,“帝数称疾不朝,请让位于中宗,则天遂立中宗为皇太子,封帝为相王”。
李旦能够审时度势,在武则天执政时期顺应时势禅让于中宗,又能在先天政变后,迅速归政给李隆基,不可谓不明智。在唐朝皇室动荡的这些年里,李旦当了两次唐朝皇帝不说,最后还能颐养天年。
唐代的“无疾之疾”并不能说是无病呻吟,从隋末唐初的百姓福手福足以躲避徭役,到中期安史之乱后官员们的避官、避战,再到后期的避受贼官禄,都是受形势所迫的权宜之计。唐朝不仅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也有穷苦百姓的无奈和皇帝的悲哀。
《春秋战国时期扎饼现象研究》
《唐律疏议》
《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