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仙逝周年祭
一
妈妈走了。2021年1月2日凌晨一点零三分，监视器上的线条突然拉直，延伸.……。视频中传来了嘈杂慌乱的声音，随即是哭泣的声音。我知道，妈妈的最后时刻到了，从1921走到2021，妈妈走的路太长了，要歇歇了。正如她在一个月前，甚至半年前，还能表达自己意愿的时候，一再嘟囔着的： “回家“一一回崇明的家，回新华路的家。
去年夏天，我回上海陪伴妈妈。40多天里，几次目睹了妈妈在似醒非醒的辰光，不停地用手指向远方，嚷嚷着要回家的情景。看着妈妈失神的目光和执着的神色，一种不详的念头攫遽然袭来，但是谁也没有说破。
那是我当年的第二次回家。这是我下乡离家后，回上海时间最长的一次。冥冥之中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多待几天吧，也许是陪伴妈妈的最后一次。
记不清是哪一年，妈妈对我提出了一个要求，说你现在也退休了，每年起码要回来三次，陪陪我。还说，路费我出。我笑着说，我每天给你打一个电话，每年春节回来还不够吗？妈妈说不行，我现在九十多了，不知哪一天说走就走了，能多陪我一天就多陪一天吧。妈妈说这话的时候，也是笑着说的，并不是在强求，她知道我和赵岚还有两个外孙需要服务。但我知道，妈妈说的，完全是内心的愿望。虽然，父亲离开我们以后，妈妈承续了爸爸的民主宽容和大度，从来不向子女们提出什么让我们为难的要求，甚至于她的最后几年，尽管内心渴望着七个子女每天都有人陪伴在身边，但大家每天去了，她又总是让阿姨早早地打发“值班”的孩子回家：
“他（她）家里也罢勿得的，让他（她）早点回去吧。”
“大毛”，
妈妈把已经七十多岁的大女儿叫到床边，
“耐侬早点回去吧，走晚了车子軋。”
她既想女儿多陪陪她，又心疼女儿上下车不方便。
一个拉扯大七个子女的母亲，一个繁衍四代、聚族36个后辈的老寿星，怎能不以儿孙承膝为欢呢？但是，妈妈毕竟是妈妈，她必须得压抑自己的念想，为子女们考虑。有时候，看着都已经七十上下的儿子女儿忙里忙外，她就自言自地说：“都是我把你们拖累了。”一次，这话被妹妹听到了，妹妹马上趴到妈妈的耳边，说：
”你这叫什么话，你是妈妈吔，你一把尿一把屎把我们拉下扯大，现在你年纪大了，我们不伺候你谁伺候你？勿要瞎想八想，噢！多吃点。有力气嚒下床锻练锻练，慢慢地你就好起来了。你能自己动动了，我们不就可以轻松点了吗？ ”
明明知道那是妹妹安慰她的话，但妈妈还是多么希望或许真有菩萨保佑，多活动活动能够重新站起来。
下床锻练，几乎是妈妈的日课。她97岁的时候，还能下床站站，每天烧完香，念过阿弥陀佛之后，就站起来扶着籐椅背原地踏步。太阳好的时候，有时拄着拐杖踱到窗台边，晒晒太阳，看看窗台上摆着的吊兰，看看对面窗口一一李阿姨家的动静。
说来也怪，她的视力己经到了对面不识君的程度，但是，隔着一个弄堂，对窗李阿姨只要一出现，她居然能够看到。其实，与其说看到，不如说感觉到更准确。早先的时候，妈妈总要推开窗子与李阿姨喊几句，反正也是你说东她说西，无非是“最近好伐““儿子有消息伐“之类。我们父亲和她先生是银行同事，又比邻而居半个多世纪，弄堂前后楼上楼下左邻右舍的老人，就剩下她们两个，相惜之情乃灵犀之通。可是现在，妈妈喊不动了，只能自言自语，“孩子不在身边，惨个一一“。妈妈发的是崇明音，“个“字拉得很长，带有十分感慨的意思。 李阿姨的独子出国了，她一个人寡居于室，雇了个钟点工。她的儿子与我家小弟弟小民是同学，所以，经常听妈妈向小民打听李阿姨的近况，逢年过节总让去看看李阿姨。有时候，我们在弄堂口碰见坐着轮椅的李阿姨，她也总是再三再四地问妈妈的情况。李阿姨总是这样说，前两年你妈妈还能坐轮椅出来，我们还能碰碰面，怎么一下子就动不了呢？
所以，能够动动，是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人最大的希望，甚至可以说，是他们对延续生命、提高生命质量的最后期盼和努力。妈妈也是这样，直到她去世的前几个月，她还坐在藤椅里，两只脚作高抬腿运动。在上海的两个弟弟，经常坐在妈妈的对面，用手托住妈妈的膝盖内侧，帮助她两脚抬起落下，做着做着，妈妈就不要人帮助，自己运动。我们回家，只要妈妈坐在椅子上，我们就搬一张小板凳坐在妈妈对面，帮助她高抬腿。浙江的三弟曾经给妈妈计数，妈妈一次居然可以做200个反复。我们猜测，她总有点不相信自己就站不起来，不相信从此下不了楼梯，总是希望通过活动活动，重新走出弄堂，走上新华路，走到香花商场，那怕还像前几年一样，坐着轮椅转转也好。
二
妈妈最后几次坐轮椅出门的情景，还清楚地留在我们的脑海里。
一次是她最大的玄外甥林思耘考上复旦医学院，全家在中山公园欢聚祝贺。妈妈兴致盎然，两个多小时的宴席，她纹丝不动，接受三辈后生的敬酒，席后又一一与各群合影。那个时候，妈妈95岁，虽然坐着轮椅，虽然鬓丝挂霜、慈颜沧桑，但是笑得那么灿烂。她说过，她最滿意的最可以告慰我爸爸的是，七个子女及配偶个个健康，七家人家下一代家家有大学生。现在，第四代的老大闹了个开门红，她怎么能不高兴呢？当年发压岁钱的时候，她给姐姐2000元钱，说，给林思耘。吓了姐姐一跳，坚决不拿，劝妈妈说，你留着自己用吧，小孩上大学了，压岁钱就不用再给了，而且，也不用给那么多。可妈妈坚持说，要给的，开心，第四代进了名牌大学，我还能看到几个呀！这样，连续给了五年，直至林思耘大学毕业，妈妈才似乎完成了一桩心愿，这个时候，妈妈已经很十分衰竭，但还是高兴地对姐姐说：“总算是圆满了。”
还有一次是妈妈97岁的小年夜，按例全家去外面吃年夜饭。考虑到妈妈已经坐不动了，就把年夜饭的地址安排在马路对面上海影城旁边的“上海老弄堂”，以便中间轮流有人回家陪伴她。可是，征求意见的时候，妈妈说她要去。哥哥姐姐知道她喜欢热闹，顺了她的意。也知道妈妈一向是很讲究的，出门穿着要整洁。按照她的要求，帮她穿上她喜欢的衣服，家里几个小伙子把她连轮椅一同抬到楼底。看得出，这一次，妈妈是强打精神坐在主位上，不像每次集会那样，总要先发表一番祝辞。坐在旁边的姐姐让妈妈先讲几句，妈妈摇摇手，妈妈那个时候己经很少说话，很少有笑颜，似乎脸部肌肉很难舒展开。我们知道，妈妈之所以强打精神参加，一是怕扫了大家的兴，二是妈妈喜欢闹猛，内心自然十分珍惜难得的全家团聚。我们当然也愿意妈妈在身边，妈妈在，家也在，一大家子心有所托，几十口人的欢乐也在。这不，小字辈那一桌，很快就喝呀、吃啊的闹开了。而我们陪着妈妈的一桌，也开心，也不时地说东道西，但大家谈天的时候，眼睛总在不时地看向妈妈，看她吃不吃，吃点啥，吃多少，看她坐得住坐不住。小辈们要给老太太敬酒，也被哥哥姐姐劝退了，是怕妈妈应酬起来太累。虽然我们知道，要在过去，一家一家轮着敬酒，特别是小一辈来敬贺，是妈妈最开心的时光，她那个笑的，从开宴到散席，嘴巴都没有合拢过。但是，现在，妈妈显然没有这个精神了，她是在强忍着陪我们呢。
之后的那个小年夜，妈妈完全没有力气外出了，我们也改变方式，让小辈们出去聚餐，我们第二代的兄弟姐妹陪妈妈在家吃年夜饭。一张圆台面，搁在八仙桌上，紧靠着妈妈的床沿。床沿可以坐三个人，大家围坐以后，屋子就没有转身的地方了。这个情景，让我们不禁产生时光倒流的感觉，小时候弟兄姐妹七个，后来又陆续增加各自的另一半。也是这样，过年团聚，是大家最期盼的时刻。在爸爸妈妈身边，围着这个圆桌面，把酒话桑麻，其乐也融融，那是一幅多么温馨的画面。我爱人赵岚刚去上海时，觉得屋子太小，逼仄难耐，有点不太习惯。去的次数多了，特别是一家人热烈而祥和的气氛，使她觉得那简直是一种享受，她喜欢那种祥和亲情，留恋那种父慈子孝、兄弟同气、姑嫂相亲的家庭氛围。
早先，爸爸妈妈坐在床沿，爸爸讲讲崇明老家辞旧接岁的习俗；后来，十多年的岁月里，妈妈坐在床沿，接受我们的辞岁感恩和新年祝福。一年、两年……妈妈似乎每年都没有多少变化，头脑清醒，谈锋依旧；有条不紊，安排有序；规范祭祀，制定菜谱；结算开支，分发红包。对待七个子女，众多孙辈，从不厚此薄彼。
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总指挥变成了哥哥，妈妈渐渐地坐在那张亲婆时添置、爸爸晚年专享的籐椅上，静静地看着大家忙里忙外，时不时地作一些提示。她特别上心的，是给先人摺银子，再三再四地问阿姨，问姐姐和妹妹，锡箔够不够？摺的量够不够？有时候还親自动手摺。摺完后，不知从哪里摸出几个大红口袋，自己带上花镜，在口袋上填写受供的先人名讳。妈妈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极其认真，极其恭敬。姐姐说，妈妈现在是越来越讲究了，以前没那么多说法。也许人到了老年，对于今生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转而寄托于身后和来世，对于过往的先人，也因此产生希冀重逢的冲动。
再后来，人丁急增，斗室难容，最主要的是经济条件好起来了，一家人便到外面吃年夜饭了。现在，又转了回来，可是，妈妈坐不到桌前了。妈妈靠在床头，默默地看着我们，不时地让我们把电灯都打开，大家说：“都开开了”。说了几遍，她仍坚持要求把灯都打开，妈妈的视力越来越不好了，听觉也明显下降。年夜饭的崇明特色兼上海本帮菜肴丰盛依旧，除旧布新的气氛依旧，但是，大家的心里，总有一团挥之不去的阴霾，妈妈身体明显衰竭，令我们深深的担忧。
三
现在想想，妈妈真的己经是很让我们省心的了。她97岁的时候，还每天下地，早早地点上香，直直地站在阿弥陀佛面前，合什，捻珠，诵经。然后整理药片，把当天要吃的药和保健品，分门别类地摆进安利小药盒里。午睡起来，吃点水果等东西后，便取出小本子和笔，开始记账一一每天的收支往来，无论多少，悉数在案。她要解手时，都要自己去马桶间，不要人陪，慢慢地，落座变得困难了，我们扶她坐下后，她就赶我们离开，“出去，带上门。” 她怕熏着我们。我们只好在门口静候，时刻监听着里面的动静。妈妈经常挨哥哥“批评“的是“不听话”。叫她坐在椅子上不要动，她自会摸摸悉悉，一会儿去拉拉床单，一会儿擦擦桌子，一会儿又开开冰箱，告诉阿姨这个菜放不住了，那个菜要配点什么烧，告诉阿姨，今天谁谁来，去买点什么什么。阿姨知道，那是今天要来的孩子喜欢吃的菜。有时候她抢着择菜，我们说，那么多人在，用得着你做吗？妈妈总是说，这样不能干，那样不让干，我倒成了闲人了，坐吃？
妈妈常常引以为自傲的，是她“脑子还好”，毎每我用她床头电话往外拨打时，记不清兄弟姐妹家的电话号码，她就立即告诉我，不论是座机号还是手机号，她都记得一清二楚。然后就拍拍我的胳膊，说：
“好了噢，你的脑子还不如我呢！”
到了第二次打，我又“忘记“了，她佯斥：
“呸伍搭，你的记性介差！”于是又告诉我一遍。
为了锻练脑子，她都要把我每年写的门对背诵好多边，直到完全记住，而且要弄明白什么意思。有一次，姐姐来家，看她嘴里念念有词，就问，背出来了吗？妈妈立即背诵一遍，不无自毫地反问“怎么样？”一次，春节之后我回了北京，在电话里，还问一句对联的出处和意思。
妈妈这么好的记性，这么好的脑子，怎么就在她生命的最后一个月，突然像被按下暂停健，中断了与这个世界的交流，包括与她心心掛念着的孩子们。
四
那是2020年12月初的一天，哥哥在新华路值班，像住往常一样，妈妈早晨做完“功课”静臥在床上。其时妈妈已经十分衰竭，翻身需要有人帮扶，视力仅仅能看到一点光影，仅有一点听力的左耳朵，只是贴近时才能听到一点声音。但是，她的思维仍然清楚，躺下去的时候，还与哥哥说事。可是，将近中午的时候，突然，牙关紧咬，嘴里开始吐沫，一向干练果断的哥哥，一下子慌了神，一时手足无措。经过阿姨提醒，才慌忙给120打了电话。
哥哥是中午给我打的电话.。刚听到“国雄”两字，就觉得不好，一颗心猛然提到了嗓子眼。我说我马上订机票，哥哥说妈妈己经进海军455医院留观室，目前比较稳定，但是已经不能说话，昏睡时多苏醒时少。再说CPU不让进去，浙江的丕雄弟弟马上回沪，告诉我可缓一日回去。我正好支架安放满一年，预约后天复查。复查一结束，我便赶回了上海。
12月5日到家的时候，正赶上给妈妈送晚饭，我随丕雄和阿姨一起送饭。经过门口登记测温，我们来到急诊室门口，值班护士问清楚病床号，打电话让护工出来取饭。丕雄告诉我，他来的时候，医院还能让家属一人把饭送进去，但就是这一两天，疫情突然回升，上海市规定，家属一律不能进入病房，更何况是特护病房。他说，他还有幸见了妈妈几面，尽管妈妈己不能说话，但是妈妈的眼睛有时候睁开的，大声喊叫妈妈，妈妈的喉咙里有时会发出呜呜的声音，似乎有所反应。
这个细节，对于绝望中的我们，无疑是一线希望的亮色。送饭，成了全家人和妈妈唯一能沟通的渠道。护工与我们关系处得很好，她们看到我和丕雄都是从外地赶回来的，特别是我，回来了又见不到母亲，十分同情和理解，每次接过饭盒，总要把我们的手机带进去，拍视频给我们看。
“张明一，你儿子给你送饭来了。北京的儿子，浙江的儿子，。”
“张明一，你醒醒，眼睛睁睁开。你儿子送饭来了。”
视频里，妈妈大多数时间眼睛闭着，有时还发出轻微的呼噜声。就像在家里躺着的一样。妈妈啊，我们不能企望你能够重新站起来，让我们推着轮椅带你四处转转，只希望你还能回来，那怕你仍然像住院前一样，半日醒半日睡，我们给你喂饭，给你翻身，给你按摩，给你换尿布……。
视频里，多半在清晨，妈妈面对阿姨的呼唤，有时居然睁开眼睛看看，似乎有所意识。更有几次，喉咙里居然发出“喔喔喔的”回应。声音虽然很小，但是极其明显地透露出妈妈确有意识的信息。这让每天都等候在“石家”群里的我们，兴奋不已。妈妈被诊断为脑梗，身体的其他器官状态尚好，有些炎症等病患经过几天处置，指标均有好转，我们怀着忐忑不定的心情，盼望着奇迹的出现。
每天送饭之后的视频，成为“石家”——这个我们家族群里的热搜。有时候护工忙，或者妈妈睡着了，护工就拍几张照片，妈妈胖了廋了，今天脸色好坏，是兄弟姐妹们关注的重点。妈妈应该是睡着了，不是昏迷，但是什么原因造成她的嗜睡？还能不能恢复语言和肢体的表达功能？我们一直急切地想了解，可是，谁也回答不了，包括医生。这也因此成了我们心中的隐痛，种种不安，时时刻刻在啃噬我们全家人的神经。
五
妈妈不在家了，我和三弟丕雄承担起给妈妈早中晚三次四餐的送饭任务，让在上海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在家里休息休息，他们长年累月在妈妈身边，操心劳力，够辛苦的了。
特别是姐姐，姐姐1944年出生，“抗战老战士”了。从年轻时到现在，一直瘦弱。现在各种慢性病缠身，特别是视力不好，残疾证都领了。刮风下雨或者天色晚了，她上下车很困难，有几次踩空，差点儿出事情。所以，后来都是姐夫把他送到车站，然后打电话告诉新华路。没有特殊情况，她是坚决不要人接的，主要是不愿意麻烦别人。她的家离新华路有十几站公交车，对于她来说，走一趟不容易，但她从来不“请假”。有时候妹妹或者别人有事情，跟姐姐调换了日子，再见面时，妈妈就会问姐姐，你昨天怎么不来啊，家里有事情啊？妈妈对谁哪一天值班，都刻在脑子里呢。姐姐是老大，从小就是妈妈的好帮手，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姐姐就担负起给这么多弟妹纳鞋底、做鞋子的活计。几个小弟弟在崇明时，换尿布洗衣服都是她的事。那时候，崇明的冬天齁冷齁冷的，泡在冰冷的河水或井水里，姐姐的手冻得又红又肿，天气一暖和冻疮就开化，又痒又疼。妈妈每年春节回崇明，一看见姐姐红肿的小手，眼圈就红起来。所以，在妈妈的眼里，她的大女儿老成持重，一些重要的交代，都要对姐姐说。
哥哥比姐姐小1岁，我们石家这个大家族的第六代长孙长子，从小就有主见，所以我们家的大事小事都有他来操劳。虽然弟兄姐妹几个轮流去新华路，但是家里无论发生什么，妈妈总是一句话：“叫正雄来”。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哥哥就骑着助动车赶过来。妈妈去世前的那个夏天，上海出奇的闷热。在浦东消防队工作的外甥，为了“犒劳”我与三第丕雄一夏天“辛苦”陪伴，安排我们游览浦东。夜里回家的时候，阿姨来电话，家里的空调不启动了，哥哥用电话指导了半天，阿姨还是不得要领。“你妈妈说了，让你回来。”阿姨最后只好传达妈妈的意思。那晚游玩已经很累了，哥哥还是多坐了两站地铁，回到新华路。妈妈一感觉哥哥进门，便伸出自己的手，拉着哥哥，叫：“正雄，正雄，你怎么几天没来，我想你啊。”哥哥是因为我和丕雄在家，是我们让他少跑跑，休息休息，不料被妈妈的“火眼金睛”发现了。亲眼看到这种情况的赵岚，调侃我：“你不行吧，嗨，家里还是靠哥哥！”哥哥虽然身体很好，但是毕竟这把年纪，有几次骑车摔倒了，差点儿酿成大祸，后来改骑自行车，一次下雨，也滑了一跤，膝盖摔伤，落下隐疾。
妹妹巾雄，作为妈妈的小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也是“开心果”。妹妹一来，屋子里就热闹起来，妈妈的脸上也经常出现笑颜。妈妈最后几年，很少露出笑脸，但是，妹妹来后，妈妈的话就多起来，“事情”也多了，妹妹跟妈妈说，怎么我一来，你就这个那个地事体变多了，我不来你怎么不叫他们干？妈妈也会回应：“这就叫wo Tou（崇明语音，即女儿）呀！”妹妹和姐姐一来，除了抢着给妈妈喂饭协助阿姨帮妈妈换衣服、上厕所外，常常坐在妈妈的床边，东一句西一句地陪妈妈说话。说来也怪，她们说话，妈妈能听得懂，妈妈要表达的，她们也能理解，而我和小弟弟小民说话，妈妈听不大懂，所以妈妈说我俩是“外国人”，讲的是“外国话”。妈妈在，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妹妹尤其是这样，七十来岁了，“乌小娘”（崇明话，即傻女孩）这个称号，还一直粘在她身上。在妈妈和我们交流能力尚且可以的时候，妹妹常常给妈妈讲些笑话，逗得妈妈哈哈笑，妹妹大概是得了“老莱娱亲”的真髓，她在崇明时间最长，听亲婆讲的故事最多。中午休息的时候，妹妹就躺在妈妈脚跟头，给妈妈捶捶腰，搓搓脚，妈妈感觉到女儿在，一回儿就睡着了。妈妈知道巾雄其实最累、最苦，1966年初三毕业，就去崇明农村插队，后来大家都离开了崇明，她一个人留在老家，亲婆、公公、外祖母都是她伺候送终的，现在，妹妹老了老了，得了几场大病。所以，妈妈最心疼这个小女儿。
六弟健雄、七弟民雄自小跟随在爸爸妈妈身边，在新华路长大成人。后来健雄的工厂迁到金山，不像小民始终陪伴在妈妈身边。再后来，健雄在徐家汇买了房子，回新华路看望姆妈的机会就多了。他一有机会就窜回来一趟，
“姆妈，喃喔？（上海和崇明话，怎么样）”
于是就大包小包地交给阿姨，他总是想方设法地给妈妈和大家伙改善伙食。看到家里的活搭不上手，便坐在沙发上，转眼间呼呼了。以前妈妈能走动的时候，就轻轻地给他盖上点衣服。“格小鬼太吃力了，釀伊睏一息。”妈妈总是说他，做事情别太吃力了，晚上早点睡，开车专心点。妈妈知道，健雄做安利是很辛苦的，挣点钱不容易，所以，要把他拿来的安利产品算钱给他，健雄总是笑一笑：
“革耐能来三，勿塔界的，给你吃么你就吃，钱的事你就别管。”
大家戏说，妈妈长寿，也许跟常年吃安利有关。妈妈似乎也很相信。晚年的妈妈，两样东西她很坚持，一是每天早晨烧香拜菩萨，这是她的晨课；二是按頓吃安利，早中晚各吃什么，吃多少，她一清二楚，一次不落，这是她的日课。
民雄排行最小，妈妈七个孩子，就是他一个人在爸妈身边时间最长。所以妈妈曾经以此为据，对我和赵岚说，你们要一个孩子算了，你看，我和你爸生了七个，最后不也只有一个在身边？那个时候还要上山下乡，所以妈妈这么说。妈妈的晚年，陪伴最多、重要时刻最管事的，要数哥哥和小民，到新华路最多的要数小民。哥哥和小民，作为妈妈的“管家”，他们似乎又有分工又没有什么严格的分工，大帐一直是哥哥管的，小民花在新华路的开支实报实销。家里其他的事，如妈妈看病吃药、买汰烧、修修弄弄、妈妈单位或者街道的联系等，他们谁看见谁想到就谁干，许多事情，他们谁有时间谁抢着去做。小民比哥哥小十多岁，所以，总想着自己能够多干点就多干点。经常听小民给哥哥打电话：“菜买好了，侬就不要去买了。”“今天我单位没事情，我去新华路，你就别来了。”渐渐地，家里许多琐碎的事情，小民更多地承担了起来，大一点的事情，需要决策的事情，他还是要请哥哥作决定。尽管小民做了许多事情，对妈妈也是体贴入微，妈妈的一些愿望，我们想不到的，小民总能够猜出来；但是，小民却常常挨妈妈的“批评”，受到‘’挑剔”。这好像也是规律，不经常在跟前的孩子，都是“好人”，经常在跟前的孩子，却往往是“坏人”。妈妈卧床不起之后，情况有了变化，动辄“小民”“小民”地呼叫。我或者丕雄在跟前，问有什么事情，我们来做。妈妈总是摇头，：“你们不晓得的，叫小民来！”其实，根本没有什么非得小民来做的事情。这种时候，小民就嬉皮笑脸地对妈妈说：
“怎么样，现在知道我好了吧？”
可是，妈妈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力气像以往那样表达自己的佯斥：“好，好，好呒个魂灵头！”
六
妈妈年轻的时候，身体一直不好，心脏病、血压高、血糖高、胆囊炎以及其他疾患缠身，家里人和她自己常常为此担忧。可是，到了晚年，妈妈原来的那些疾病不但没有发展，而且身体日渐趋好，连感冒也很少有。所以，妈妈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她自己在总结原因时说，主要是生活安宁稳定和子女和顺孝悌。更令她满意的是，不但七个子女个个孝顺，两个女婿和五个媳妇也个个待她很好，而且姑嫂叔伯，同气连枝。用妈妈的话说，他们对待自己的爸妈和弟兄姐妹也不过如此。更使她欣慰的是，我们父亲的那种至爱至孝，仁慈宽厚的为人处世之道，在他们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得以传承。妈妈的侄囡甥辈，无论是石家、黄家还是张家的，都对她尊敬有加，隔三差五，总有来人或者来电话向她慰问，这一点，让她特别暖心；社会安宁，生活富足，使半辈子在动荡不安、节衣缩食中度日的妈妈，身心大为放松。她常说，现在过的才真真是开心日子呢！不愁吃不愁穿，不用寅吃卯粮、月月里拆东墙补西墙；也不用担心哪天一不小心说错话被批评挨斗。楼上楼下，前弄后弄，大家亲亲热热互相关照。我们家里几十口人，虽然没有大富大贵出人头地的，但是人人有工资，家家买了房子。妈妈自己也有退休金，医疗有公费，自给有余，保姆费用不足，也由孩子们给补齐了，逢年过节，还能收到两代人的红包。妈妈和许多上海老人一样，喜欢独立门户，不愿意投靠哪一个子女，开销虽然大一点，但是日子过得仍然较为宽松。晚年的妈妈，经常跟我们说，唯一懊恼（遗憾）的是，你们爸爸走早了，福气都让她给沾了。老头哪怕再晚走十年，也能过几天好日子；上海的社会福利待遇和敬老氛围，也使妈妈晚年十分受用。她的单位有退管委，专门有人负责联系妈妈，每几天要来电话问候，每几周要登门看望。逢年过节有礼品和慰问金。妈妈是已经退休40多年的普通职工，单位已经没有人认识了，但是仍然受到如此关心，她自然十分感动。每次来电话问候，妈妈总要抢过话筒亲自接听，即使在她生命已经十分衰竭的时候，一听到退管委小张来电话，眼睛马上放出光彩，伸出胳膊要接电话。街道里弄也关怀备至。政府给予90岁以上的老人，有许多特殊照顾，安排每天有经过培训的保姆帮助她擦身洗脸，全身按摩一个小时，一个星期帮助洗一次头。还有一个修脚工每月来几次帮助妈妈洗脚，剪指甲、修脚。每天早晨定期送一瓶牛奶到家。家庭医生随叫随到，问诊、测血压、开药，指导医疗卫生保健。首都新闻界的一些老同志，在群里看到我发出来的妈妈的居家养老生活，万分感慨，都说，生不能在上海养老，实属遗憾。
七
兄弟姐妹中，陪伴妈妈最少的，是我和三第丕雄。我22岁赴北大荒。他16岁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后来曲线返城在浙江丽水落户。青少年时我们在崇明，爸妈在上海，他们每年回家日子屈指可数；上山下乡之后，三年一次探亲假才24天，因为我们都在生产建设兵团，不敢超假，因此每每才解相思之苦，又遭离别之愁；改革开放后我们都有了稳定的工作，但同时在外地又有了自己的小家，同样不能亲前奉养，以尽孝道；退休之后，看望妈妈的时间多了许多，但是，现在想想，仍然留下无尽的遗憾。近读韩愈《祭十二郎文》，追悔不及的感觉愈加浓烈。韩愈和十二郎，叔侄之间情深意笃，他原本想接十二郎一起居住，但是自己宦途浮沉，不忍让侄儿与他一起颠沛流离。韩愈一直想，大家还都年轻，机会还是有的。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十二郎突然辞世。得讯之后的韩愈，衔哀顿足，懊悔不及。他说：早知道如此，我为什么不早点把十二郎接来，而去京城求什么斗斛之禄？“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辍如而就也！”妈妈过世之后，这种“韩愈式的追悔”常常令我锥心刺骨。退休之后，我们虽然也尽量地去上海侍奉在妈妈之側，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聚少离多。每要离开时，妈妈总是几个晚上彻夜难眠。有几次，半夜里醒来，我问妈妈有什么事情，妈妈幽幽的说：“呒啥事体，就是想，耐侬几时再回来。”我就哄妈妈，过些日子就又回来了，我现在不是每年都要回来三、四次的吗？妈妈去世前的那年夏天，我与赵岚向她辞行，妈妈一再伸出双手，让我过去。我从妈妈浑浊眼睛里渐渐渗出的泪水中，看到了妈妈的不舍。我低下头，妈妈不停地抚摸着我的脸，从脑门捋到下巴，又从两耳摸到鼻子-----，反复地说着一句话：“早点回来，陪陪我。”我只好连连答应，说有机会一定回来陪你，并反复地解释，这次回北京，要拿药，孩子们也要开学了，等等。我的计划是春节再回上海，但是，没有等到春节，妈妈就发病了。妈妈和我的交流，定格在夏天的那次告别。“早点回来，陪陪我。”竟然成了妈妈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每想起那个情景，我的心就隐隐作痛，我无数次地谴责自己，为什么不能在上海再多呆几天？难道回北京真有那么急切？难道陪伴灯烛残年的妈妈真的没有照顾自己小家的理由充分吗？“早知后来，何必当初”，这个韩愈式的追悔，狠狠地拷问着、煎熬着我。
妈妈生命的最后一个月，算是给我和丕雄灵魂救赎的一次机会、一个伺候妈妈的补偿。妈妈的四餐，主要由我们两个人打理。鱼肉荤腥等一些大菜，主要由其他兄弟姐妹提供，我们俩就根据医嘱和护工的反映，准备蔬菜和调理食品。丕雄起得早，妈妈的早餐一般都由他准备。基本上是牛奶、麦片、鸡蛋和蛋白粉，加上各种各样的安利片，混杂在一起，打成糊糊。妈妈已经不能咀嚼，进食要靠鼻饲，中午晚上及小夜餐，也都要打成流质。虽然没有写成食谱，但是我和丕雄对妈妈每天乃至每顿的饭菜，都做到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尽量不重复。凡是有刺的，我们都要带上花镜，对着亮光，逐一挑拣。虽说要经过粉碎，但是我们总怕一些细刺漏网，刺到妈妈。鲫鱼的刺又多又细，我们都要用手一点一点摸过去，有时候我们两个还互相复查。我们知道，也许这些都是无用功，用不着那么认真的，但是，我们觉得，唯其如此，方能释怀。我们都是带过第三代的人了，给小孙子小孙女喂饭，不也是那么精细的吗？我们小的时候，不记事的时候，妈妈不也是这样为我们做的吗？有时候我想，天下的人，对待老人，如对待孩童一般，对待上辈如对待后辈一般，就算真正的孝道。可惜，我们做到得太迟了，妈妈在监护病房里，基本上失去了感知能力，我们做的一切，只是自我的安慰，当然也包括内心的奢望，奢望着妈妈吃得好一点，营养跟上去以后，会有奇迹出现。
我们俩轮流地从番禺路拐一个弯来到淮海西路路口的海军455医院，不足300米的路程，行若万里，和妈妈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每次去的时候，期待着今天妈妈能够醒来，护工拍摄的视频中，能够出现妈妈的应答，哪怕是含糊不清的、但最好是明确的声音。但是，每次都落寞而归。
年末的上海真冷啊，屋子里尤其寒冷。小屋子里，往日的热闹没有了，白天的时候，兄弟姐妹中有时候还有人过来，到了晚上，就剩我和丕雄两个，陪伴我们的，只有电视机。原本爱看的抗战神剧，变得索然无味。妈妈不在屋子的房间，好空旷、好冷寂、好无趣！
我睡在妈妈的床上，枕头是妈妈的枕头，被子是妈妈为我们各人准备好的回家用的被子。垫着枕头，靠在床头的立柜上，就像妈妈多少年来一样姿势。我恍惚了，穿越到了爸爸还在的时光：
八
也是这张床，爸爸在外床，妈妈睡里床。爸爸总是最后一个睡觉。我们睡在床前的地板上，一觉醒来，只见爸妈床头的灯光还亮着，爸爸齁着背在一个小日记本上写着东西。只听得妈妈轻声地说：“太晚了，现在好睡啦。明天还要起早呢。”爸爸妈妈起早是为了我赶码头乘回崇明的轮船做早餐。不知道爸爸是什么时候睡的，在朦胧中，依稀听得妈妈叫醒爸爸：“旭东，旭东，该起来了，要晚了。”爸爸的呼噜一下子停了，窸窸窣窣一阵之后，厨房间里就传出鸡蛋炒饭的香味。我应该是穿梭到我读高中的时候，有限的几次回上海，记忆就像烙铁烙在我的某个神经元里。至今，我还没有吃到过比那更好吃的蛋炒饭。那时候我们年轻，生活虽然比较艰辛，但是总觉得那是暂时的，将来一定会好起来；我们也没有担心过爸爸妈妈的身体，总觉得爸爸妈妈一天到晚虽然很累，但是，他们精力充沛，有无穷的力气扛起生活的大山。
意识到爸爸妈妈老了的时候，我已经在北京安家。出差上海或者回家探亲，还是睡在爸妈床前的地板上，爸爸还是那么晚睡觉，依然写着写着。他写点什么，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还以为是记账。直到爸爸去世后，整理他的遗物时，才知道爸爸除了记账，还记日记。当40多本写得密密麻麻的日记本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震惊了；特别是当我在退休之后，仔仔细细阅读了爸爸的日记之后，震惊之余，更像在神游，神游于爸爸丰富的内心世界之间。尤其是爸爸妈妈的恩爱，那么平凡，那么深沉，那么细腻，那么入微，如吟如诵。妈妈的身体一直不好，爸爸的日记里，妈妈的所有不适，都有记载。每每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听到妈妈“哎呦喂、哎呦喂”的呻吟，那是病痛在折磨妈妈。爸爸总是轻轻地给她搓啊搓，不时地小声问道：“现在怎么样，好点了吗？”有的时候，轻手轻脚地起来给妈妈倒水喂药，有时候，妈妈躺着不舒服，坐了起来，爸爸也一定陪着她坐。他们坐起来我们是知道的，但是什么时候躺下，我们就不知道了。有时候还能听到妈妈轻声劝爸爸，“耐侬可以睡了，不要管我了”，爸爸总是说：“你这样我也睡不着，再陪陪你，奧，再陪陪你。”而到了爸爸70岁一场大病之后，画面大反转，陪伴的主角变成了妈妈。
这以后，妈妈睡外床，爸爸睡里床。爸爸晚年得的是心脏病，可能是长期高血压和糖尿病所致。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常常嗳气。爸爸嗳气的时候，妈妈给他轻轻地捋捋胸口，让他顺顺气。有时候搓搓后背，其实，我们知道，这么个动作对于心脏病而言，未必有多大作用，但是，妈妈也许是信其有，似乎总觉得要做点什么帮助爸爸得以缓解。爸爸不像妈妈不舒服就要出声，但是妈妈看到爸爸皱一皱眉头，便紧张地问：“怎么啦，又不舒服啦？”爸爸不说话，摇摇头，或者摆摆手。妈妈知道勿倔（崇明话，不好），也不说话，端来一杯开水，拿一粒药递给爸爸。爸爸的病可能躺下不舒服，经常半夜半夜地坐在被窝里，妈妈醒来一看，也便坐起来，爸爸总是小声地说：‘’你起来做啥，我一会儿就睡，躺下躺下。”妈妈要开灯，爸爸不让，“别弄醒他们。”我们睡得迷迷瞪瞪的，有时候也着急，问：“爸爸你怎么啦？”，爸爸总是显得十分轻快地回答：“没事，晚上吃多了，顺顺气，你们睡吧。”我们真的以为没事，呼呼地很快又睡着了。爸爸晚年，什么都不想吃，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只有妈妈知道，让阿姨每天买一条鲫鱼，熬了汤，妈妈用手一点一点剔掉鱼刺，爸爸果然能够吃一点。
爸爸走后，这张床剩下妈妈一人。一直到妈妈离开，这张床从他们1953年住进来以后没有挪过地方，我和赵岚回来以后，赵岚就睡妈妈里床。我一个人回来，我睡沙发床，阿姨睡妈妈里床。有时候，阿姨觉得睡里床不方便，便让我睡妈妈里床。我个子比她们长，脚伸到妈妈枕头边上，有时候还露出被子，妈妈就给我塞塞好，盖上点她的衣服。为了不挤着妈妈，我尽量靠墙睡，妈妈就把我拉过来，说：“过来点吧，我这边地方大着呢。”不管我睡哪里，不管我什么时候起来上厕所，妈妈总是第一时间把她床头的台灯打开，叮嘱：“小心，慢点。”这句从小听到老的叮咛，现在，再也听不到了。 妈妈现在正躺在救护室里，她知道我们回来了吗？她知道我正躺在她躺了半个多世纪的这张床上，等待着她亮灯，她的叮咛吗？
上海的冬天真冷，屋子开了空调还是冷，我在这张冰冷的床上，一直睡了将近一个月。
九
半个月以后，妈妈转至永浩护理院。那是一间民营的带有医疗性质的护理机构。妈妈的病房，向阳，比较暖和，但是局促，三张病床一摆，床与床之间仅容一张椅子。我坐在妈妈那张仅能容膝的床边，默默地注视着妈妈。妈妈睡多醒少，安详地、静静地躺着，有时还发出轻微的呼噜声，就像平时睡着的时候一样。姐弟姊妹、孙辈来看她时，使劲儿地叫，贴着耳朵地叫，妈妈偶尔睁开眼睛，似乎在看着我们，喉咙里咕噜咕噜发出一点声音，每到这个时候，大家都要兴奋一阵，“妈妈答应了”“妈妈有反应了”。
对此，我其实很纠结。妈妈的这些反应，如果是有意识的应答，说明妈妈还有思维，大脑还在顽强地和死神搏斗。可是，妈妈又不能表达，连肢体表达的能力都被病魔剥夺殆尽，和她血脉相依的、她至亲至爱的孩子们无法交流，那是多么大的痛苦啊！但是，转而又想，妈妈既然还有意识，说明还存在着清醒过来的可能，也许经过治疗，哪一天，某个时辰，妈妈突然对我说：“国雄，你来啦。”
从每天的8点半左右到下午4点左右，我除了有时候中午出去吃饭，基本上坐在妈妈的床边，静静地等待着那个时刻。
妈妈的左手被针扎得一片青肿，点滴只能在两条小腿轮流进针。我轻轻地搓着妈妈的这只手背，妈妈的手暖暖的，皮肤滑滑的，我搓啊搓，妈妈似乎很舒服，感觉她有时候会微微地抖动一下；妈妈满身粘着监测用的贴片，又带着输尿袋，翻身比较困难，宁夏来的护工很好，每天都要帮助妈妈翻几次身。但是即使这样，妈妈还是平躺的时间长。我想起我做头颅手术的头几天里，也是这样，平躺着不能动，十分难受。隔一会儿，女儿的小手貼着床单插进我的后背，在我的身下轻轻地蠕动，好舒服好舒服。我模仿我女儿的动作，希望妈妈也能有这样的感觉；妈妈鼻子插上了管子，所以，睡觉时嘴老是张着，嘴唇总是干干的，我估计，她的嗓子也一定十分干燥。但是医生不让喝水，只允许用棉花沾点水润润嘴唇。我的大量的时间，就是做这件事情。棉花棍的容水量太小了，妈妈一感觉有湿度，就使劲儿地用牙齿咬棉棍，吸吮多次之后，听得“咕噜”一声，喉咙里咽下了一口水。慢慢地，我摸索出一个办法，可以让妈妈多吸进一点开水。就是用勺子，舀上几滴水，缓缓地顺着她的下牙床灌进去，三四下之后，就有一次“咕噜”。但是，这不能急于求成，有几处勺子里水多了一点，她就呛了，把我吓得不轻，自此再也不敢贪多。因为，赵岚告诉过我，鼻饲的病人就怕有东西呛进肺腔。
进护理医院的前几天，妈妈的情况一直比较平稳，医生告诉我们，妈妈还有点炎症，消炎药一直在用。期间，外孙来看姥姥，惊动了医院的管理层。院长陪同老板特意来病房看望了一次老太太。院长叮嘱主管医生，还可以增加点营养。于是，妈妈的进餐由四次变为五次，医生还告诉我们，可以在流食中加一点牛肉。家里的弟兄几个便把牛肉煮烂、打碎，六弟妹把它装入有隔断的塑料袋里，一个个冻得像乒乓球大小肉球，护工每次粉碎食物时给妈妈加上一个。姐姐和哥哥弟弟觉得我每天值班比较辛苦，一定要替换我。我说我一个人在家里待也是待，在医院里待也是待，还不如在医院里多陪陪妈妈。他们也理解我的心情，时不时地给我送点中饭，哥哥嫂嫂还特意请我到附近的小饭馆里吃肉汤面。病房里另一个老太太和陪护她的女儿，包括护工，都夸我们姐弟几个友爱团结，赞老人家有福气。
哥哥的家住的离护理院较近，每天早晨总是先我看望妈妈，我过去以后，哥哥才回家。12月24日，哥哥突然过来，很紧张的样子。我问他又什么事情，他指着监护器说，妈妈的心率怎么那么快？我们一看上面读数一直在140上下变动。原来，他是从我拍给群里的视频中发现问题的。一会儿。姐姐也来电话，提醒说妈妈的心率不正常。我对这方面的知识不足，同时以为监护器反正由医生照看，所以没有马上引起重视。哥哥他们一说，我也紧张起来，医生也有点紧张，急忙开始调整用药，而且增加了巡视的密度。第二天快下班的时候，值班医生把我叫去，放在我面前的有两份东西要我签字。一份是病危通知书，一份是协议书。协议书的内容是病人一旦发生危险，不用转院而实行就地抢救，后果由家属自行承担。这方面的内容，哥哥和我们同医生已有过商谈，主要考虑妈妈年岁已高且病情严重，实在经不起折腾。可是面对那份病危通知书，我的心里仍不免有点发紧。虽说有思想准备，但是，我活到70多岁，还第一次直接面对亲人离去这种事情。爷爷、奶奶、外祖母都是我离开崇明之后去世的。爸爸病情恶化之前，我带女儿请假回上海探视，当时因为刚刚主政中华工商时报，看爸爸病情基本稳定，便匆匆坐傍晚的火车赶回北京。就在第二天清晨火车进站之前，接到哥哥电话，爸爸于凌晨去世。我忍住悲痛，联系到列车长，被允诺傍晚还坐这趟列车返沪。我和赵岚占用乘务员休息的铺位，返回上海，再见到爸爸，已经在遗体告别大厅。
手里拿着这份通知书，我重新返回病房，想再看一下妈妈。护工见我去而折返，以为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表示她晚上就睡在妈妈床旁边，有什么事情会叫医生。我看妈妈依然如故地嗜睡，呼吸还算均匀，监护器上的指数也趋于正常，主要是心率已经下来。心想也许真的是妈妈平时服用的稳心颗粒起到了作用，一颗忐忑的心稍稍有所平复。
后来的几天，妈妈还算平稳。我自5号匆匆离京，将近一个月，“三高”的药需要补充，加上我近期心率一直不好，弟兄姐妹再三劝我回北京休整休整，如果没有意外，春节前带赵岚一起回来。2021年元旦的中午，大家在家里准备了一些小菜，为我送行。十一点半钟的时候，家里来电话催我回去吃饭。我看了看监视器的读数，妈妈的体征基本平稳。看着仍在沉睡中的妈妈，要不要跟妈妈迟行，我犹豫再三，最后决定不惊动妈妈。心里想反正过不了几天又回来了，妈妈如果还有意识，就让她以为我还在她的身边吧。我轻轻地摸了摸妈妈稍稍退肿的手背，塞好被子，示意阿姨出去。我递给阿姨一个红包，阿姨推辞说，你哥哥已经付过护理费了。我说，这是我的心意，我不在的几天，你替我拍点视频。
迈出护理院大门的那一刻，我心里忽然一紧，21年前离别父亲的那个情景突然冒了出来，我真的害怕相似的一幕于今重演。外面的天阴沉沉的，48路汽车上空空荡荡，初冬的上海朔气凛冽。江淹说：“行子断肠，百感凄恻”，我不就是这样的黯然销魂的“行子”吗？
飞机上，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烈，一下飞机，我就急切地打开手机，“石家”的群里，已经有妈妈监护器的画面，这个时候，家人不应该在医院，情况不好！一会儿，看到妹妹也来到了妈妈床前。那一段时间，妹妹因为膝盖软组织撕裂，一直没有能够去医院，现在连妹妹也出动了，可以想见一定有大事要发生。回到家里已经深夜，我不停地和上海联系着。十一点多钟，健雄弟弟的手机开始发出病房的视频。上海的五个兄弟姐妹全部围在了妈妈的床前，一个个神色肃然。我坐在沙发上，无助地盯着手机视频。凌晨1点零3分，监视器上心电指示突然拉成一条直线，哭声很快响起，手机屏也很快断开。我知道，妈妈的最后时刻到了，我们终于无力回天，我一路上最最惧怕的事情终于残酷地成为现实。
十
妈妈走了，走了整整一个世纪。
伴着一个世纪的风云，妈妈普普通通的人生，与无数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一样，经历了无数坎坷曲折，筚路蓝缕；阅历了无数沧海桑田，白云苍狗；也享受了无数人间真爱，春兰秋菊。这个世界不平凡，伴随这个世纪的芸芸众生也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妈妈原不姓张，姓黄，出生3天，被奶妈抱去哺养。她的生母，因为父亲另有新欢，生完最后一个孩子，即我们的妈妈，便服毒自尽。从奶妈家回来，母亲就被她的舅舅接到崇明南门外河沿的张家，而没有回到自己的家——崇明城内花园弄3号。
花园弄3号黄家，是一个大户人家。父亲虽读过书，也教过书，但家里并不富裕。爷爷是称柴人，后来父亲离家出走，回来的时候，已经腰缠万贯。外面的人传说，他得了什么横财。但家人都知道，他是到了崇明岛的北边，做起了“买苗头”“套圩”的事情。所谓“买苗头”，在崇明这块冲击大岛上面，是一件带有风险投资性质的事情，你如果看准了这片海域将来会涨出滩涂来，你就押上钱，将来可以得沙地。如果没有涨出土地，或者你的沙地不久后又被海水冲塌掉，你的投资就失败，你也就倒霉认栽。据说她父亲的运气好，沙地起来了，经过“套圩”，成为农田，于是佃出、收租。发了财的妈妈的父亲，一下子飞黄腾达，还讨了小。妈妈的母亲生了九个孩子，除去从小夭折的，存留6个，妈妈是老九。
妈妈的母亲张静江也是崇明人，母亲兄妹6个存世三人，一个兄弟叫张仕培，外出谋生，定居江苏启东；一个就是张信培。张信培和吴启明夫妇没有孩子，原本就与姐夫姐姐说好，出生后孩子过寄给张家。现在，姐姐横死，孩子就自然改姓为张。
张家并不富裕。张信培也没有固定的工作，文化水平也不高。妈妈的童年有过一段凄凉景象。张信培6岁丧父，家贫，“上无探窗棒，下无烧火棍”。他16岁到一酒店学生意，挑酒抬筐。家庭的开销，除靠张信培一点微薄收入外，还靠夫人吴氏与其母纺纱织布。妈妈在回忆那段生活的时候，十分心疼她的舅母也即后来我们的外祖母，说，那个时候，自己小小年纪，也跟着“母亲”去领纱卖布，尤其是冬天的早市，又冷又饿，还要遭白眼。有时候，还得跟着“母亲”跑去张信培的一个姘妇家，把张找回来。说起那段屈辱，妈妈多次跟我们说，她的一生，最痛恨男人不忠诚，希望我们都要向爸爸学习。她说“我看上你爸爸，就是看上他的为人。”张信培后来靠崇明交通方面大佬季尤石介绍，进入轮船公司工作，当了负责卖票的账房，家里的日子才有所好转。
但是，妈妈上初中，还是靠了黄家。那个时候，崇明有所靠近北门的酱园弄的敦行女子学校 (敦行女子学校分中学部和小学部，中学只招收女生，小学男女同校）当时有个规定，凡是崇明的施、龚、黄三姓，读敦行不要学费，妈妈便改姓黄。期间也住进黄家。直到日寇入侵。
她跟黄家一起去上海躲避，江苏路、愚园路、静安寺、里得世、嵩山路、华山路她们都住过。1939年，18岁的妈妈，考上了上海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崇明，托张家的亲戚樊汉石的关系，进城北小学幼儿园当了3年多教师。
那可能是妈妈一生中最值得珍爱的时光。我们的爸爸，那时也在城北小学当教师。小我爸爸十多岁的我们的三叔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爸爸的写字台玻璃板下面，压着妈妈的一张端庄秀丽的照片。爸爸妈妈恋爱了。俩人相处两年之后，我父亲考取伪中央大学，同时考取伪储备银行，因为家庭经济困难，选择银行工作，未去读大学。先在南京，后去上海、太仓，又调至宁波。爸爸有了工作，结婚的事情摆到了议事日程。
要与石家联姻，黄家不同意了，主要嫌弃石家穷。其实，石家也并不是穷到什么地步，毕竟石家的大先生（即我们的爷爷）也是崇明中学的校长。但是，相对于黄家而言，其财产确实有点不入法眼。黄家有两个女儿。大女儿黄萍，也即我妈妈的姐姐，嫁的是堡镇有名的士绅施丹富的公子，那可是大通纱厂老板的公子，这家工厂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挂得上号的民族资本，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有过记载。由此可见，妈妈要嫁的人家，既不门当，也非户对。然而，张家看中了石家，主要看中了厚重通达的爸爸。婚姻大事，也就由张家和石家商定了。妈妈的刚烈一如她的妈妈一样，完全展露出来。她公开声明，要与黄家决裂。奶奶曾经跟我们说过，你妈妈的脾气硬，说，你黄家没有养我多少，没有什么资格决定我的婚姻。你妈妈一分钱的嫁妆也没有要黄家的，而她姐姐出嫁时，嫁妆车推船运，延绵十几里路。1943年，爸爸妈妈去宁波旅行结婚，结婚证书上，名字又改成姓张。
又变成张明一的妈妈，跟随爸爸一路走来，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竭尽石家长房长嫂之职，生完两男两女，蒋家王朝的丧钟即敲响，离乱、失业、物价飞涨-----上海和崇明这些物阜年丰的富庶之地，也不免乌云蔽日。爷爷虽然在扬子中学任教，但是以物代费的学费收入已经不足以养活教员，家庭经济主要来源的爸爸，也已经失业在家，姑妈在小学执教，收入也仅够自食，家里两个叔叔和一个小姑正在读书，妈妈还有4个孩子嗷嗷待哺。像许多由小康堕入困顿的人家一样，出入典当如家常便饭。当时正读高三的三叔清楚地记得：母亲、大嫂和姐姐把仅有的金银手饰典出去买粮食，大哥的一件十分珍贵的貂皮大氅也托人到农村去换取少量的粮食，来维持全家的生计。三叔回忆说，他考上大连工学院后，家中根本没有现金供他去读书。但大哥大嫂还是把他们最好的一只皮箱和装被褥行李的帆布袋送给了他，大哥唯一的一只手表也给了他，临走前夕，大哥还写了三封信向朋友借钱，大哥大嫂还交给他一只婴儿戴的金手铃，以备不需。去年，三叔在美国得悉我妈妈去世，悼念说：“大嫂在近代石家做出了表率，她是我们家的长嫂，在孝顺父母和爱护、关心弟妹方面，协助你们的爸爸做得非常非常好，因此我们都非常尊敬她。”我们的亲婆在世时，也经常对我们感叹：“你们妈妈不容易，要说也是个大小姐了，哪像个大小姐的样子，家里的事情，里里外外，什么都做，还要操心你们七个孩子，难为她了！”
家里实在太困难了，妈妈把四个孩子放在崇明，自己追随爸爸，来到上海寻找机会。1952年9月到12月，妈妈先后在南市区建民小学、景瑞小学找到代课教师的职位。1952年年底，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建立幼儿园，在银行家属中招人。妈妈拿着她的幼儿师范的毕业证书，前去应聘。但是，很久都没有回音，妈妈心里忐忑不安，明白一定是受到了家庭关系的连累。突然，有一天，妈妈接到幼儿园面试的通知，接待她的是一位北京来的王大姐，很快获得通过。事后妈妈才知道，正是这个的南下的共产党干部，来到银行后，从抽屉里不拟录用的求职书中，发现了妈妈的求职表。十分生气地批评说，这个人为什么不录取，有资格的人，你们倒反而不用。妈妈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她能弹琴、会唱歌、还能教小朋友跳舞。有专业长处的幼儿教师，这在当时的幼儿园里是不多见的。尽管十分辛苦，每天上下班要从新华路转几趟车，才到虹口的甜爱路，来回4个多小时，但是她心里舒畅。爸爸在人民银行工作，红庄又分了房子，俩人都有稳定的工作，而且都是当时令人羡慕的国家正式职工。告别失业、求职，又失业、求职的颠沛，生活逐步走上正轨。新社会新的气象，使这对旧社会过来的中年人，充满着对新生活的憧憬。爸爸当年为了照顾家庭抱憾没有读上大学，现在有了机会，他选修了中央财经大学的夜校，“白天工作，晚上学习到十一二点，一点都不觉得累。”爸爸的日记上这样写道。即使后来被下放到宝山杨行劳动，爸爸也觉得受到很大的锻炼，不但是身体健壮了，在生产队还发挥了作用，担任了会计。爸爸回崇明时，大包小包，肩挑手提，走到家里心不慌气不喘，高兴地对公公亲婆说“怎么样，田里一干活，力气大多了。”妈妈也十分自豪于21级的技术干部身份，积极工作的同时，节俭而又条理地操持家务。俩人的工作加起来139元，另加每月10元补助。这在一般的人家，日子应该不错了。可是，我们家人口多，到1957年，家里已经有7个孩子，加上还要完全负担外祖母的生活和补贴公公亲婆的费用，平均下来，我们每人每月仅有12元，还要分三处开销，就更显得捉襟见肘。最大的一笔开支，要数这么多孩子的学费，每年两次的学杂费，爸爸妈妈都是从工会的互助金借支的，每月要还付十多元钱，往往这个学期刚还清，下个学期又开始借钱。我们从来没有申请过一次减免学费，他们说，我们是双职工，不能提出这样的申请。严重的家庭财务危机，压得爸爸妈妈常年累月精打细算节衣缩食，俩人的高血压、糖尿病、胃溃疡、胆囊炎等等疾病频发。但是，即使这样，爸爸妈妈仍然开朗豁达。自然灾害以及之后的那几年，春节除了年夜饭依然丰盈外，分到我们手里的糖果花生屈指可数。年30晚上，大家无岁可守，爸爸妈妈把我们召集到一起，拿出一堆破袜子，说：
“平时都是亲婆给你们补，现在亲婆年纪大了，眼睛也不好了，大家没事情，干脆补袜子吧。我们也过一个革命化的年。”
围着一盏美孚灯，一家人穿针走线，倒也别开生面。我们缝着、补着、聊着，虽然嘴里没有多少花生糖果吃，但是，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心里比吃了蜜还甜。每到这种时候，妈妈总是感慨：“要放在解放前，你们的爸爸一会儿失业一会儿失业，怎么养得活你们这么多孩子，还是共产党来了好喔。”妈妈对共产党的认识，可能是从那个南下的干部开始的，一直到90多岁给我们讲家族史的时候，还念念不忘那个正直可敬的王大姐，“共产党都要像那个人一样，那就好了，不知道这个人现在在哪里。”虽然她自己从来没有递过入党申请书，可能也不曾有过这样的念头，但是她积极支持爸爸参加民盟的活动，子女中有人要求进步，她特别高兴。一度小弟弟不愿意入党，她狠狠地数说他不思上进，我回上海的时候，专门让我“好好地跟他说说”。在那个极左的岁月，我的组织问题一直因为家庭关系得不到解决，妈妈总是忿忿不平，“你们外祖父怎么能够影响你呢？你连人都没有见过。你们那里怎么一点政策都不讲？”妈妈不知道，当时一个新调来的政治处主任找我谈话，让我与家庭划清界线，肃清地主阶级思想的影响。我说，我连外祖父人都没有见过，我爸妈是职员，对我的影响都是积极上进的。主任一脸乌黑，厉声批评说，剥削阶级思想会影响到你的父母，经过你的父母再影响你。连这个认识都没有，你还入什么党？我思想再三，怎么也想不出我爸我妈是怎么将剥削阶级思想遗传给我的。既然交不出答案，这党不入也就罢了，不久，我便愤然报考了大学，我的组织问题，还是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解决的。自然，我没有把这个过程告诉爸妈，爸爸还好，就怕妈妈太刚烈，怕她气坏身子。现在想想，我们在那个政治、经济环境下 ，能够健康成长，尤其是在心理上没有落下什么阴影和扭曲，完全是爸爸妈妈那种乐观阳光的生活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爸爸安慰妈妈的话，一直深深地烙在我们心头：没关系的，虽然现在苦一点，以后会好的。你不是叫明一吗？命里注定，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还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年30晚上，爸爸妈妈照例把我们聚集到房间，也许是紧跟形势吧，我们不再补袜子，而是开了个家庭革命歌曲大联唱。爸爸妈妈坐在八仙桌旁边，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一个个从大床背后化了装出来，连表演带清唱。当我和妹妹演出“松花江上”时，妈妈也随节拍唱了起来。妈妈的声音那么好听，宛转悠扬，唱得那么投入，那么深情。我们全然没有感觉到，其时风暴已经在他们头上打转。我们就这样，在爸爸妈妈的羽翼下，清苦而又知足、有虑而又无忧、艰难而又快活的度过了一年又一年。
1964年，妈妈在甜爱路银行幼儿园上班。长期辛苦，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胆囊发炎引起肝部不适，幼儿园的工作不适合了。43岁的妈妈，毅然转业，开始学习银行业务。从学算盘、点钞票开始，学习企业账户、事业账户。是年9月，调入人民银行长宁区办事处延安西路分理处。从此，三尺柜台伴至妈妈1976年12月退休。妈妈走后，银行退管委的代表前来悼念，说了下面一段话：
“张明一同志是我们金融事业上的一位好同志，她一生经历了两个不同的社会，见证了因新、旧社会的不同制度而产生的中国社会现状的巨变，深切地感受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她真切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并身体力行投入到工作中，为银行的建设、发展奉献了自己最美好的岁月。
“在工作中,张明一同志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她一贯认真负责，勤恳踏实，兢兢业业，尽心尽职，有着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和事业心，深受领导和同事们的赞扬与尊敬，是青年职工的良师益友。”
第一次听到组织上对妈妈的如此评价，我们哀痛之际，平添了一份安慰。我们为有这样的深受单位同事尊敬的妈妈自豪。
十一
妈妈从发病到离世，一句话也没有留下。走的时候，也一如平时睡着一般。妈妈走后，我们一直在琢磨，妈妈还有什么未了的心事没有来得及交代呢？妈妈养育我们费尽心血，我们不能让她怀憾离去。捋来捋去，越梳理，越觉得妈妈真是思虑缜密的妈妈，许多事情她早已安排妥帖，几乎面面俱到，万无遗漏。大约在她去世前两年，妈妈就开始着手处理“遗物”。哪个孩子敬献给她的手镯、戒指、项链等贵重首饰，她都私下里一一退还原主；孩子们给她买的衣服，把没有穿过的或者比较新一点的，按照各人的体量一一予以分赠；屋子里有几件她认为比较有意义的器物，她都按照各人特点做好了交代，如，一对民国时期的碗缸，是从外祖母家里拿出来的。她许给了姐姐。妈妈给大家解释的理由是，姐姐从小在外祖母家长大，给她留个纪念；一只景德镇出产的大公鸡，曾经是人家送的生日礼物，是件不错的工艺品，许给了哥哥，她说，哥哥也属鸡，而且哥哥是学陶瓷的；一把父亲用过的旧算盘，也许有了些年代，妈妈把它许给了六弟妹，因为她是工商银行退休的业务主管，算盘正好符合身份；爸爸留下来的许多日记本，我主动提出收藏，妈妈高兴地答应了，她知道物有所用。我们都知道，家里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太值钱的东西，不可能人人有份；妈妈也知道她的七个孩子及其配偶都通情达理，不会因此挑理，所以，公开公正透明地作了安排。有一件事情，她跟老大作了交代，就是有两个保姆，一个是当年伺候爸爸的阿姨，一个是跟了她十几年的阿姨，虽然现在她们都已经离开我们家，但是妈妈希望在她百年之后，要善待她们，每人分赠5000元，以示感谢。唯一让妈妈挂怀的是新华路这间与人合住的一室，她希望留给最小的弟弟住用。妈妈考虑小弟弟从小到大，陪伴爸爸妈妈在这间房子的时间最长。但是房子的事体重大，里面还有弟兄姐妹家的许多户口，上海的许多人家，最后就是因为房产问题，闹得家庭不和。细心的妈妈，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一个一个地找我们谈，征求我们的意见。就在妈妈去世前的那个夏天，正好我们七个都在上海，大家为了让妈妈安心，当着妈妈的面，按照妈妈的意愿，签订了协议。妈妈那个时候说话已经不多，但是，当小弟弟告诉她结果时，妈妈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十二
我们知道，妈妈自从与爸爸结合，就完全把石家作为自己的家了，对石家的阿侄囡女也如同己出，大家也把这位“大妈妈”“大寄娘”常常挂在心上。过去大家来上海，总要到新华路落脚，妈妈也总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女一样招待。早年，黄家和张家的亲戚来往较少。尤其是关于黄家的事情，妈妈说的较少。但是，到了妈妈晚年，我们发现，妈妈越来越怀念娘家的亲人了。一次，妈妈生病住院，期间，一对老年夫妇来看望妈妈。父亲送客出去的时候，妈妈问小民弟弟，你知道那是谁吗？小民没有见过，只见妈妈眼泪汪汪地告诉他，那是你的亲舅舅啊！
由于过去复杂的原因，解放以后，我们家与黄家的来往不多。但是，与小娘舅家的来往稍多，一是住得较近，二是小娘舅与妈妈年龄相近。三是其他的舅舅及大姨早已不在人世或者不在大陆或者不在上海。其实，即使在那个年代，妈妈对于她的哥哥姐姐及其后代，也时刻挂在心上。妈妈关于黄家子侄的消息大多是从她的大侄女雅芬处得来的。雅芬是妈妈大哥最大的孩子，仅比妈妈小5、6岁。俩人长得也像，脾气也相投。妈妈说，她们俩从小就一起玩，还经常在一张床睡。抗战时一起逃难，一起帮扶。但是，这对亲如姐妹的姑侄，解放后几乎断了来往。改革开放后，妈妈和雅芬又走动起来。开始时妈妈去雅芬家，看望她的大嫂同时看望雅芬。大嫂过世后，雅芬到我们家看望她的“小寄爷”，再后来，雅芬去了美国定居，逢年过节少不了煲越洋电话，电话总要打到妈妈心疼雅芬的电话费为止。妈妈身边的西洋参，大多是雅芬从美国带回来送的。妈妈和黄家的来往多起来之后，我每次回上海探亲，妈妈总是要带我去小娘舅家看小舅妈。小娘舅健在的时候，妈妈还带我到小娘舅工作的地段医院看望过。小娘舅的二儿子小四要出国到北京办手续，妈妈特意打长途电话告诉我，让他住在我家，好好招待：“你们是表兄弟，跟你大姑妈小姑妈的孩子一样，你们还是头表亲呢！”她有一年住在北京，听说我要到天津开会，特意要求搭车去天津，看望她最大的侄子毓松。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大我十几岁的大表哥，也是妈妈几十年来第一次见到她的大侄子。
妈妈86岁那年冬天，我回上海过年，有一天正好来人看望妈妈。
“你们是姨表兄弟，你应该叫他克强哥哥，他比你大几岁。”
妈妈笑容满面地向我介绍。看得出，妈妈心里高兴。克强哥哥一走，妈妈跟我说：
“耐侬记一记，我说给你听听黄家的事情。”
于是，我记录下了妈妈的口述----。妈妈坐在爸爸的遗像前面，慢慢地抬起头，默默地看着窗台上那棵生生不息的吊兰，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有过多少往事，
仿佛就在昨天。
有过多少亲人，
仿佛就在身边。
------。”
这是什么地方的一首歌？对了，是电视剧《渴望》里的主题歌，似乎改了个别词，我恍惚了，妈妈渴望什么呢？是念念不忘的房门口贴着的门对吗？“金鸡报晓天下清，寿星高照福临门”，对啊，金鸡报晓，不就是旭日东升了吗？爸爸名旭东，字黎明，这不正是爷爷曾经愿景着的朝日东升，天下清平的景象吗？妈妈属鸡，又是我们家的寿星，寿星庇护，她是多么希望从来的地方，带我们走向远方，血脉绵延，福运齐天吗？
妈妈，我们谢谢您，永生永世地谢谢您！
后记
写着写着，写到最后，我突然发现，我知道我到底要写什么了。
原先，我只是觉得，妈妈去世快一周年了，我有许多话要向妈妈倾诉，特别是陪伴妈妈最后岁月的时候，因为专注于妈妈的病情，来不及、也说不出。一年之中，总有想说的冲动，然又不知何从说起。妈妈的周年祭日快到了，因为疫情，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回上海祭奠，所以，必须得赶快把我要说的话写出来。但是，又一时语塞。妈妈是极平凡极普通的人，既无显绩也无传奇，既非名门闺秀又非杰出人士，然而，妈妈对于我们子女，无疑是山，是海，是大地，是长空，妈妈对于我们的抚育和教诲，既没有什么金句箴言，更没有什么刻意设计、动人心扉的典型案例，但却犹如山之岚气，海之深渊，地之厚泽，天之旷远，育我们于无形。妈妈恩于我们，生养之外，化育其内。这，就是我们陪伴妈妈最后岁月的感悟。妈妈，谢谢您！
妈妈对我们的教育是潜移默化的，但也不是无迹可寻。首先，妈妈在我们的生命过程中，一直站位于爸爸的贤内助。爸爸的许多品质，完全是自然流露。蒙昧中的我们，如果不加点拨，也许我们就身在金山不识金。妈妈经常对我们说的，就是“你看看你们爸爸” 。爸爸待人平等谦和，无论贫富贵贱，无论别人显达还是落魄，爸爸总是以礼相待，最显著的是对待我们崇明老家一个半疯半痴的邻居老媪，爸爸总是像对待别的长辈一样，尊敬有加。我们小时候，也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参与调笑取乐那个“痴娘子”，妈妈看见了，就会斥责我们：“你们不好这样子的，看看你们爸爸，总是一口一个樊家妈妈，你们应该叫樊家婆哇（崇明话，奶奶的意思）。”这使我们后来慢慢懂得，人与人是平等的，一个人是否具备民主精神，基本素质就是待人以平等。鄙视他人、不尊重他人，就是不尊重自己。在我们的记忆里，爸爸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人的坏话，更不背后议论人非，真的就如《千字文》中说的：“罔谈彼短，靡恃己长。”我们有时候不太在意这种事情，多少参与了东家长李家短的话题，或议论单位里的人事，妈妈就会阻止说，你们还真的不如你们爸爸，你们看，你们爸爸什么时候说过别人坏话。我五岁那年拿了亲婆的钱去买零食，因为不承认而遭爸爸责罚。妈妈说，“你爸爸最不喜欢说谎，你拿了大人的钱不要紧，你爸爸不会打你；可是，你说谎了，你爸爸就会光火。”自此，我知道了小孩子做错事不可耻，可耻的是说谎。多少年以后，人家对我的评价是“老石这个人老实”，别的什么评价我都不走心，这么个说我，我心里还是挺认可的，因为说我老实，实际上是说我能够事实就是，不说瞎话。我在农场当报道员，发表的数百篇稿子，没有一处失实。这不是我自己评估的，是当时上大学之前有人审查的结果。我们小时候每月都要接到爸爸的信，爸爸每封信的信封，都是用单位用过的旧信封拆开后重新粘上的。这令我们很失望，因为三叔有时候寄过来的航空信封，拆开后，反面是白纸，可以写字画画。我们不理解，单位那么多空信封，爸爸为什么不用它寄信。妈妈解释说，单位里空信封是公家的，公家的东西，再小也不能随便用。这些微言碎事，对于后来当了单位一把手的我来说，无疑起到金规玉律的作用。爸爸凡是先考虑人家，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让别人让朋友受损。妈妈跟我们说，爸爸从宁波去职回来，其实是分得了一点遣散金的，在上海也接（上海称买进也叫“接”）了一栋小楼，和朋友合伙做生意。但是，后来资产被一个朋友卷走了，爸爸落得两手空空。我们说，那为什么不去追讨啊。妈妈说，你爸爸就是这样，吃亏的事情不是一二次了，你爸爸要朋友啊，所以你们爸爸朋友多啊，而对头没有一个。
总是在爸爸身后的妈妈，也有自己的色彩。如果爸爸是桌子的台面，妈妈则是四个台角。妈妈性子直，说话不拐弯，喜怒形于色。我们小时候，犯了错误，不怕爸爸而惧妈妈，爸爸批评是委婉曲折的，妈妈则是直奔主题。四川汶山大地震那年，我已经退休，回上海探亲时，顺路去连云港游览了一次。回到家里，接到单位电话，说动员大家捐款。我说我在连云港时捐过了，算不算。妈妈一听，不高兴了，“你还是党员呢，还不如我。我还自己跑到居委会捐了200元。这么大的事，你多捐一次还要问啊！什么觉悟！”说得我无地自容。更早的一次，爸爸妈妈来北京。大约是80年代中期，那时我已经调任中国青年报党组成员兼机关党委书记，收入要比爸爸妈妈以前来北京时高了，他们第一次来北京时，我大学还没有毕业，经济条件非常差，赵岚为了既少花钱，又要让两位老家吃得开心，动了许多脑子，想方设法改善伙食。即使爸爸妈妈还算满意，但我们还是觉得亏欠了两位老人。因此想这次他们来，一定要尽量地让他们俩放开了吃好玩好，何况这一次来北京，爸爸是养病的。但是，我们买了许多好吃的，爸爸妈妈仍然十分节省，舍不得吃。看得出，他们是不愿意让我们太花钱。我便与赵岚商量，买回家的鸡啊、排骨啊、水果啊等等，隔三差五地不说是买的，而是说单位发的，或者朋友送的。时间一长，爸爸妈妈就看出点名堂来。一次妈妈悄悄把我拉到一旁，盯着我，十分认真地问，这些东西真的是发的送的吗？我说真的啊，不花钱的。一听这话，妈妈更加严肃了，眼睛露出我小时候害怕的那种光芒：“说老实话，人家为什么送你东西？单位为什么什么都发？你现在是领导了，可不能随便收人家的东西。你要不说清楚，我们就走，反正你爸爸现在身体好多了。”一看情况严重，我只好实话实说，因为如果不说清楚，爸爸妈妈心里会不安的。我知道，别人家的东西不能要，这在公公亲婆手里，也是这个规矩，我们小时候，即使是从外面捡的东西，也不敢往家里拿，拿回去了，被公公亲婆看见，一通盘问，就像审问小偷一样。妈妈常常跟我们说，你爸爸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无论有钱的时候还是困难的时候，一辈子搞财务，从来不贪丝丝纹纹。
在陪伴妈妈的日子里，看着那么有尊严、那么明理通达的妈妈，从头到脚，插着一根根管子，毫无自主能力地静静地躺着，心里像针扎一样难受。我想，人的生命终究是有限的，即使活了100岁的妈妈也一样。妈妈最后能够发声的时日，一直告诉我们她要回家。家，是妈妈来的地方，也是要回的地方。妈妈一生，看重家，看重我们这个家的繁衍和延续，秉承的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杨绛百岁感言不也讲到，她现在最想的事情，是回家吗？可见，家，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妈妈愈到晚年，愈重视祭祀先人，这是妈妈懂得“慎终追远”的真谛。病床前，我一直在想，妈妈如果能说话，现在最想嘱咐我的是什么呢？我想，妈妈一定是希望我把这个家的家风写一写，告诉后辈子孙，我们曾经是怎样生活、怎样组合，怎样立世，怎样行走的？让她经营了将近80年的家，得以延续。
古云，求木之长，必固其本；欲流之远，必浚其源。要想一个家庭家祚兴盛，家风是本，家风是源。家庭又是社会的细胞，家风好，家道兴，家运长，社会和谐，民族昌顺，国家发展。
以此，我写下陪伴妈妈最后人生这段经历，写下自己的一点感悟，献给妈妈，留给吾家后辈晚生。
石国雄
2021年12月9日星期四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