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大多数患有精神疾病的公民,都会被安排住在大型州立精神病院。不过这些都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改变,当时的立法废除了州立精神病院,取而代之的是以社区为基础的照顾方式,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关闭州立机构,和向社区护理机构或门诊治疗中心过渡的支持,开始增加。那时,公众已经意识到州立精神病院的问题:经常由于过于拥挤,导致许多病人的情况更加严重。与此同时,几种新的精神药物出现。医生们能够说服政客们相信,这些药物将使以前被收容的病人,适合在新的环境下生活。虽然导致对精神病院制度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联邦和州政府才通过法律,集体关闭州立精神病院。
州立精神病院远非完美,实际上存在着许多虐待病人的案例。最可怕的例子之一,是纽约的威洛布鲁克精神病院。还有一些机构甚至实行优生和绝育。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机构还是让许多精神疾病患者远离了街头流浪,远离了监狱,并在相对安全的住所中,接受治疗。
“去机构化”产生的结果并非立竿见影。许多政治家急于通过将护理责任交给社区和联邦政府,而不是州政府来节省开支。
20世纪中叶,美国各地的人们都呼吁关闭精神病院。从臭名昭著的纽约威洛布鲁克州立精神病院,到堪萨斯州的托皮卡疯人院,全国各地的精神病院,都传出了骇人听闻的虐待事件。
在某些精神病院的病人,忍受着各种形式的酷刑,包括长期监禁和水刑,但这在当时居然被认为是一种“治疗”方式。医院管理人员也经常不给病人提供足够的食物和衣服,甚至许多机构还人手不足。虽然不是所有的精神病院都会虐待病人,但这些传出来悲剧的故事,还是让国民感到不安,进步团体也对精神病院表示不满。
当精神病院被大规模关闭后,许多病人因为无法像正常人那样找到合适的工作来养活自己,很快变得无家可归。而且精神病人的疾病,也经常与其他物质依赖同时发生,如吸毒、酗酒或两者兼而有之。当病人不再由精神病院的护士和医生负责照顾时,他们常常需要借助于药物和酒精,来进行自我治疗,但这只会恶化他们的病情,使他们更难获得稳定的收入,并过上相当较好的生活。
不幸的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如今,约有20-25%的无家可归者,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而精神疾病,是单身成年人无家可归的第三大原因。
当大型州立精神病院仍在运营时,1880年患有精神疾病的囚犯人数,仅为1%左右。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州立精神病院开始关闭后,这个数字就开始显著上升。
到20世纪80年代,大约10%的囚犯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2012年,《纽约每日新闻》称洛杉矶县监狱是“美国实际上最大的精神病院”,而纽约市的赖克斯岛监狱排名第二。
问题是,对于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个人来说,监狱并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把他们放在那里,给执法部门带来了不必要的负担,因为执法部门没有接受过处理精神疾病患者的培训。
虽然大多数精神疾病患者并非都有暴力倾向,但一些事件的发生,还是导致立法要求他们接受治疗。1999年,一名叫安德鲁·戈尔茨坦的男子,将肯德拉·韦伯戴尔推到纽约地铁前,杀害了她。之后,他被确定为当时没有服用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
事件发生后,《肯德拉法》生效,据《纽约每日新闻》报道,该法“赋予法院权力,迫使精神疾病患者接受治疗,将其作为在社会生活的一种条件。”这项法律允许法官下令精神卫生系统,去治疗那些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并有可能也让这些人获得心理健康方面的治疗。
然而,像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这样的团体,却反对《肯德拉法》和类似的法律,因为该法律“违反宪法,扩大了国家可以强迫神经生物学障碍患者,接受违背其意愿的治疗”。
1963年,约翰·肯尼迪签署了《社区精神健康法案》。其实质上是把照顾精神疾病患者的责任,从州政府转移到了联邦政府,而联邦政府开始依赖社区中心来照顾患者。目的是让患者留在家中,并通过社区护理继续参与社会活动,而不是通过大型机构。
这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计划,需要联邦政府进行大量的跟进工作。但由于肯尼迪遇刺发生在他签署该法案不到一个月之后。所以这个社区项目从未获得稳定的资金支持,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这项立法是失败的。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精神病学家推动了对精神疾病患者的社区护理。许多精神科医生开始意识到,脱离或改革现有的系统可能太过困难,所以以社区为基础的选择,似乎是可行的方案。
几十年后,立法制定者欣然承认该计划存在许多缺陷。根据美国精神病学协会主席约翰·塔尔博特博士的说法:
当时参与决策的精神科医生,一定是过度推销社区治疗,因而我们今天的信誉可能因此受损。
立法要求开设社区经营的精神健康中心,但精神科医生认识到,当地缺乏承担这一责任的资源,尤其是在州立医院让病人迅速出院的情况下。然而,尽管对该项目缺乏信心,官员们还是在1963年通过了《社区精神健康法案》。
直到19世纪50年代,美国的精神疾病患者大多流落街头或被关进监狱。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建造的设施,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提供了居住的地方,尽管这套系统远非理想。
如今,需要治疗的美国精神疾病患者的生活条件,往往与19世纪50年代以前惊人地相似,许多人无家可归或被关进监狱。
当州立精神病院开始关闭时,很多变成了学校或新的医院,但许多则被废弃仍未被使用。很快,这些破败的建筑激发了许多都市传说的产生,比如纽约斯塔顿岛的克罗普西的故事。孩子们讲述了一个从关闭的威洛布鲁克精神病院逃出来的病人,住在大楼下面隧道里的故事。据说克罗普西会绑架邻居的孩子。
这些故事有一点真实性。20世纪80年代,斯塔顿岛有孩子失踪。法庭判定威洛布鲁克精神病院的一名名叫安德烈·兰德的前护理员,与几起绑架案嫌疑很大,其中大多涉及到精神残疾的儿童。他还在威洛布鲁克精神病院周围的树林里,与以前的病人一起露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