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分南北,无论老幼,人人皆可率而操锅,番茄炒蛋遂成名副其实的“国民菜”。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健儿身着红黄镶拼的运动服出场,弹眼落睛,惹来同胞一阵欢呼:“番茄炒蛋!”
一句“番茄炒蛋”,里面蕴藏的情感密码,恐怕只有华人才能解读:一、红黄镶拼是温暖的标准色;二、中餐里最家常的菜;三、红黄两色还是五星红旗上仅有的两种颜色,颇具象征意义。三个因素聚合,赋予番茄炒蛋一派喜庆祥和的气氛,同时也给爱吃者平添一种特别亲切的民族认同情怀。
那么,外国人对于番茄炒蛋有没有像中国人般的兴趣和热情?
我看过一篇报道,中国记者采访外国客人,问:喜欢吃什么中国菜?答:咕咾肉、扬州炒饭、烤鸭、饺子……问:番茄炒蛋呢?(显然,记者非常希望唤醒被访者舌尖上的记忆,以便落入自己预设的场景)答:番茄炒蛋,为什么要这样?(显然,受访者没吃过,或者并不认可此种烹饪方法)
我无法去做以偏概全的猜测,就自己到过的西方国家而言,见过炒鸡蛋,见过焗番茄,但番茄和炒蛋组合成一道菜,则难寻觅,除非在主打中华料理的餐厅。
有一种叫“北非蛋”( Shakshuka)的菜,在中东和西方时有应市,据说起源于北非马格列布地区(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一带),那里的犹太人把它带到耶路撒冷,再传到中东乃至西方。
其烹饪方法是:青红甜椒、番茄、洋葱、香菜、蒜瓣、辣椒切丁,煸香,翻炒至番茄出汁呈糊状;抠出三四个坑窝,打入鸡蛋,用小火焖5分钟至鸡蛋形成溏心模样,撒上香菜即可。
此中的鸡蛋没有经历煸炒过程,也没有在外观上呈现块状或碎片的视觉效果,更贴近于“荷包蛋”;况且,“北非蛋”的蛋,并非仅配番茄,其他如茄子之类也往往被召唤。
“北非蛋”与“番茄炒蛋”,表面看似不谋而合,实际上却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哩。
番茄是产量仅次于土豆的蔬菜。中国是世界上出产番茄数量名列前三的国家。然而,不管从它的名字还是从它的别名——西红柿——来判断,中国并不是它的故乡。
番茄原产于南美秘鲁、墨西哥一带,十六世纪被旅行者带回欧洲,后经菲律宾传到中国,大约在明朝万历年间,有好几种史料可以佐证。赵蝈编著、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植品》,可能是最早提到番茄(西蕃柿)的文本。不久,王象晋所撰的《群芳谱》(1621年出版)对番茄则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番柿,一名六月柿,茎如蒿,高四五尺,叶如艾,花似榴,一枝结五实或三四实,一数二三十实。缚做架,最堪观。来自西番,故名。”之前,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成书于万历六年,1578)不载番茄,可知其当时还未引进或不为人知;之后,日本画家狩野探幽在《草木花写生图卷》中说, 1668年长崎引种了一种来自中国的“唐柿”(即番茄)的植物。由此可以比较确切地推算出番茄在中国被注意的时间节点。
人类驯化鸡的历史约有4000年,欧洲人食用番茄的历史至今300年,意大利面、西班牙凉菜汤、俄国罗宋汤以及东南亚冬荫功汤,番茄都有深度参与,可是番茄炒蛋始终没能进入他们的食谱,真是奇怪。
中国人最早食用鸡蛋的历史,考古显示是在西周,算来约有3000年;中国人食用番茄的时间至今才一百来年,两者竟然交集无碍,同样奇怪。农学家邢锡永1935年在《园艺》杂志刊登《番茄之营养价值及其主要加工与烹调法》一文,其中“番茄之主要烹调法”一章之第二款 “油烙番茄片”解释说:“去皮切片,用油烙加鸡卵食之。”所谓 “加鸡卵食之”,语焉不详,会不会沿袭“北非蛋”做法,则未可知。倒是汪曾祺写过一篇《昆明菜》,里面“炒鸡蛋”一节说得明明白白:“番茄炒鸡蛋,番茄炒至断生,仍有清香,不疲软,鸡蛋成大块,不发死。番茄与鸡蛋相杂,颜色仍分明,不像北方的西红柿炒鸡蛋,炒得‘一塌胡涂’。” 汪先生在昆明就学、生活,定格于1939年—1946年。结论是,更早一点时间,番茄炒蛋已在中国诞生。
人们常常被这样的问题问得乱了方寸:“番茄炒蛋,先炒蛋还是先炒番茄?”按照我的套路:先炒蛋,盛起;接着炒番茄;待番茄起沙、出汁,再倒入炒好的鸡蛋。这样的好处是少洗一次锅。然而,大师傅会告诉我们“错了”,应该反着来——刚炒好的鸡蛋搁置时间一久,水分容易挥发,欠嫩。不过呢,很少有人会斤斤计较鸡蛋的老和嫩,所以为贪图方便而多半忽略之。正因留出相当的弹性空间,不分南北,无论老幼,人人皆可率而操锅,番茄炒蛋遂成名副其实的“国民菜”矣。
番茄炒蛋烧得甜咪咪,在北方人看来不可容忍,在南方人看来则天经地义——他们心目中的番茄炒蛋,是整桌菜中调和咸淡、平衡干湿的“第三方”;不汤不菜,不荤不素,不丰不俭,不温不火,不履不衫,不蔓不枝……才是它的特质。
咸甜,干湿,老嫩,浓淡……我都不太在意。如果番茄不剥皮而致满目鸥浮鹭立、梗断萍飘,场面就难看了;加上无端增加剔拣吞吐的麻烦,没准让我心烦意乱,食欲不振,尽管番茄皮含有我们非常膜拜的丰富的番茄红素。
怎么办?有句外国俗语说得好:“两人同睡一房,谁鼾声高谁就能先入睡。”(西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