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月底的最后一天，我都会接到我爸的电话。他在电话那头非常不好意思地开口提醒我：“能不能帮我交这个月的养老保险？”每次我微信回复他“已交”，都会收到一句“谢谢”。我给他买了600多元的鞋，他会说谢谢，我给他买一口百元的小炖锅，他也会说谢谢，甚至是几十元的东西，他也说谢谢。

我以为女儿给爸爸买这些是天经地义，但我爸总是一句谢谢，让我觉得生疏。也可能，他想说的是对不起，他可能始终觉得亏欠我。

我爸妈是做生意的，服装、超市、工程、小吃店等等都干过，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是在退休前夕，他们以“破产”“失业”结尾。

我记得很清楚，我爸向我坦诚自己“破产”的那天，当时我还在国外念硕士的最后一学期，他在电话那头嚎啕大哭。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见到我爸哭，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含糊不清地说自己上次哭是奶奶走的时候，这是他人生里的第二次。

我忘记了那通40多分钟的电话里，听到了多少遍“对不起”。我基本处于一个错愕的状态，甚至错愕到来不及难过。很多时刻，我都恍惚觉得电话那头的人根本不是我爸，就是一个痛苦的五十几岁的中年男人。那怎么可能会是我爸呢？我爸可是无论多贵的雅思班，还是要出国念书，都一口就答应我的人。

挂了电话后，我回过神来。那天，我听着一首非常欢快的歌，吃着冰淇淋，却放声大哭了起来。我记得那份冰淇淋折合人民币60元一盒，为了节约生活费，那天之后，我再也没买过它。毕竟，用60元点一份水煮牛肉，以我的食量，可以分成5顿吃，吃到后来一段时间，闻到水煮牛肉的味道都想吐。

爸爸的破产意味着，我们家的的车子、房子都将被查封，还有一个巨大的金钱窟窿等着他补，他得重新找一份工作。做生意没有本金是指望不上了，他想过开滴滴，但车子马上就不属于他了，他也想过去当个门卫、保安，但他已经57岁了，没有人要他。

你要是问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有多意气风发，我其实也讲不上来，我只知道我们家在县城还没有什么车的时候，就有一辆宝马，大家都还在翻盖手机的时候，我就用上了iPhone4S，高中的时候，我是班上唯一一个拥有iPad的人，还有一张每个月可以刷2万元的信用卡。

我怎么也想不到，他去了亲戚家的包子店打工。有一天，他和我视频聊天，我看到冒着白气的蒸笼前，我爸像早餐店里最常见的大叔一样，穿着白色围裙，戴着白色袖套、白色口罩。非常不搭的是，他头上还戴着我送给他的MLB的棒球帽，脖子上系着我在免税店花了几千元给他买的围巾。可能因为太久没见过他了，我一下觉得他老了、颓了。我第一次看到他两鬓花白的头发，还有脸上深深浅浅的皱纹。

那一天，他在镜头前，非常得意地和我说：“你知道吗？我虽然在这里打工，但来买包子的人都以为我才是老板。毕竟你爸当老板这么多年，气场还是在的。”

我爸在包子店干了两个月，挣了4000元，用于那一年家里过年的支出。我在国外的生活费用除了自己兼职，就靠我妈给。我妈后来告诉我，她实在没办法了，“那就啃老，找外婆要的”。

过年后，包子店生意不太好，我爸也就失去了这份工作。好在我的学业结束了，顺利回了国，也开始每一天都目睹我爸“失业在家”的生活。他一直待在家里，不见朋友，不出门散步，不停地在电脑上下象棋、打牌。家里的电视机永远开着，无论是我凌晨1点，还是早上7点，走到客厅，都看到电视开着，我爸就躺在沙发上。好几次，我忍不住问：“你不睡觉的吗？”他都只是笑笑，不回答。而我妈总是气呼呼地说：“他不用睡觉！”

再后来，我离开家去其他城市工作，我妈也找她的好友去创业开小吃店。我不知道我爸一个人是怎么过的。我很少联系我爸，我其实很害怕给他打电话。我总是觉得，如果我不联系我爸，他破产、失业的窘境就不存在，我爸一直都是原来那个支持我、给我底气的样子。

有一天，听到我爸说要和我堂哥去贵州玩几天，我很高兴，他终于愿意出门走走了。我爸到现在也没有工作，但我也并不奢望他能去做什么工作，或者东山再起，再过一年，他都能拿退休金了。他承诺我，不让自己的债务转移到我身上，我觉得这就够了。他有他的可能，我也有我的人生。

我爸每次给我打电话，最后都会说一句：“会慢慢好起来的。”很多时候，说给我，也说给他自己吧。

看到招聘信息上写着“年龄40岁以下”，我突然意识到我妈已经到了被工厂最基础的工种卡住年龄的岁数。我妈是1976年的，我一直以为她还很年轻。

妈妈失业得非常突然。她前段时间突然发了一个朋友圈：“感恩遇见，感谢有你们。相见时满心欢喜，离别时五味杂陈，纵使千般不舍，也抵不过万般无奈。再不舍，再难过，只能化作一句再见，愿你我安好，愿有幸再会。”底下还配了9张她和同事的合照，照片里她眼睛还红红的。

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大概一周前她还和同事去团建了，玩得很开心。我问她是不是失业了，她才说，工厂这几年效益一直都不好，订单大概减少了一半，因此也裁掉了一半的人。

妈妈是两年前回到老家县城的。湖南人去广东打工的情况非常常见，后来她还赶上了国内一些工厂向越南转移的时代浪潮。她在越南的时候非常不适应，语言不通，每天依靠翻译跟当地工人打交道，还有很多小事，比如越南工人总是把碗留到第二天洗，她有洁癖，很不能接受这种生活方式，于是一年多之后就决定回家。

回老家之后落差确实很大，毕竟县城找不到熟悉的行业，工资也只有几千块钱。但我觉得她还蛮喜欢这个工作的，而且这份工作是有社保的，她的社保还有半年就缴满了。以前她都是得找熟人的公司挂着代缴社保。找到这个工作以后，她就觉得还能交社保，就挺好的。

回到老家也没有办法，我妹妹要上初中了，外婆年纪也大了，都需要人照顾，阿姨、舅舅和她的好朋友都在家里，她喜欢这种没事可以把大家一起叫来吃顿饭的感觉。她也常常期待我回家里去。

我本来希望她正好能歇一段时间，但我妹妹刚上初一，她的新任丈夫的小孩还在上大专，之后可能要专升本，她觉得不能这样休息，还有很多地方要花钱。我就开始跟她一起找工作。

我去问了同学，她妈妈在月嫂中心工作。月嫂中心的工作需要先考一个月嫂证，我想应该不是很难，毕竟我妈妈生养过两个孩子，认知也是一直很跟得上的。我唯一担心的是我妈之前老开玩笑自称干部，我怕她会不会有点傲气，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作。结果没想到她开口问我的第一句话，只关心月嫂中心有没有社保。我再去问人家，还信誓旦旦地跟我朋友说，这要是万一没有社保就去仲裁，一告一个准。结果真的没想到，县城的月子中心没有社保，而人社局举办的月嫂证培训考试今年因为疫情也没有开班。

她前几天跟我说面试了两个工作，一个是售楼处的销售，一个是毛刷厂的打包工人。我觉得这两个工作都不适合她，售楼处底薪很低，而毛刷厂是计件工，每个月是工资加上全勤奖，晚上要加班到9点钟。我跟她说，你40多岁了还搞个996。她就反驳我：“那咋了，现在好多工厂都不招45岁的了。”

我们在大城市里待得太久，可能都没意识，县城的工作有的没有社保，加班也没有加班费，妈妈之前工厂效益不好，工厂想出来的办法就是让计件工休息，这样就可以只付基础工资，然后让我妈那种员工去干活，也没有加班费。

妈妈最终放弃毛刷厂的原因是，毛刷厂第二个月才发上一个月的工资，在我妈眼里这就非常划不来，如果最后一个月不干了，就很怕老板不给你工资。她想先去售楼部试试作为过渡。售楼部底薪2000元，卖一套房4000元，没有节假日也没有社保，我劝了她很多次，可能刚熟悉户型就要换工作了，没必要。

但她真的闲不下来，最近一个月里，她不断地找工作，中间还去晒了好多笋干准备给我寄过来。如果我现在有孩子的话，她肯定愿意闲下来帮我带小孩，但是这种情况下你让她闲下来是不可能的，她很难接受没有工作这件事，哪怕钱少一点。在妈妈那辈里，会觉得没有工作是天大的事情，是很丢人的。

我爸妈在我小时候就离婚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我觉得我妈妈可能就不会出去打工了，而是在我爸的客车上做售票员之类的工作，但这几年客车生意也不好，我爸有股份在里面，年年赔钱，但是他说走不掉。

我爸以前特别希望我考一个教师资格证，我爸妈都是这样，喜欢那种稳定的工作，比如我舅舅和舅妈都是县城中学老师，他们就觉得当老师各方面都很好，但我舅舅舅妈就不这么觉得，他们觉得公务员更好，他们的女儿——我表姐考去税务局，住在家里，吃在单位，每个月攒下来的钱都是用来买房的，她现在是我们这一辈里面站在“食物链”顶端上的人。

父母对子女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期望，源于他们自己没能实现的东西。我还记得我高考完那年，大人们非常认真地聚集在一起讨论，我们家同辈的三个小孩，我，我表哥，我表姐，大人希望我们能一个去体制、一个做医生、一个进法院，可能在他们看来，工作做得开不开心，自己喜不喜欢，挣得多不多，都没有那么重要。你要保证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有一些福利，最好是能给家里面帮得上一些忙的。后来，我们都没有按照大人预期的轨迹走下去。

3月份的时候我回了趟家，见了家里的朋友，我妈妈听说我朋友在检察院之后就每天跟我说，你看别人怎么这么有觉悟，我说人家工作很累的，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我妈妈就只能看到别人生活得很好，因为她觉得我在北京吃得不好，房租也很贵。那个在税务局工作的姐姐工资也许没有那么高，但是吃住都在家里，公积金全部攒下来用来买房，妈妈那辈人就觉得这实在太好了。

感觉我妈失业之后对体制的“执念”又激进了几分，最近，听说售楼部经常一整天一个人都没有，我和我妈一聊到她的新工作，她就会顺着聊到“进体制”，问我“是不是想一直这样打工”，日常说的话也开始变成这样，“还是要有个稳定的家”，“打工没稳定，到时候我们都老了，你也结婚了，孩子也是个问题嘞，不可能跟着你们到处飘吧？”

这些话里面浓缩了我妈吃过但不希望我吃的苦：买不起房、四处打工漂泊、收入不稳定还可能被裁。但我可能还是无法如她的愿回老家。

家里的日子该过还是得过的，但是最近每次跟我聊天，我妈都会报一遍家里的财务状况，包括最买菜花了多少钱，房租又要交了，房贷又怎样......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压力。妈妈昨天告诉我，她上个月工资发了700块，其他同事都没她发的多还在找她借钱。

我爸妈都在燕郊。那个地方属于河北，住在那里的人很多都是白天去北京上班，疫情这几年，过进京检查站越来越难过了。我爸是开网约车的，受疫情的影响，他已经很久没有去过北京了。

失去网约车的工作并非全是疫情的原因。我们家都是河北户口，你知道在北京开网约车其实是需要本地户口和车牌的，我爸之前一直都是租的别人的车牌，最近对方想把车牌收回去。在北京没有车牌这个事情特别难弄，交警会专门查这个，我爸还被抓过一次，罚了2万多块钱，这个钱平台会给报销一次，但真的特别麻烦。所以我爸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两三年来都只是晚上才敢出门接客。

我妈在燕郊卖房子。你也能想到，以前燕郊房子还挺好卖的，虽然通勤是很麻烦，但是以后会通地铁，所以看房子的人还挺多的。但是最近她每天都跟我抱怨，约了客户说过来看房，结果一封就是几个月，现在基本上是开不了单的状态。他们单位底薪特别低，几乎是要断了收入的状态。

他们一辈子都是漂着的，年轻的时候我爸妈被劳务派遣出国过，爸爸去了日本，妈妈去了毛里求斯。他们在外面待了3年回来之后给我生了一个弟弟，之后又出去了，建筑工、厨师、纺织工都做过。

我妈说出国那几年就像完全脱离社会的状态，也不跟人说话。回来后，整个世界都变了，就是她出去的时候国内还在用座机打电话，出门也是自行车，但是再回来的时候突然人人都有了智能手机，她花了非常多时间去跟家里人交流融入。当时舅舅家在燕郊，正好刚生完小孩，我妈妈就过来给他们当月嫂了，爸爸后来也跟过来了。

妈妈常说无论做什么事情要踏实、要问心无愧、做到最好，所以我妈一直以来都很勤劳，农村妇女嘛，特别相信勤劳致富，做销售就会做到销冠，做中介的时候就一直在捯饬副业，其实就是帮人介绍修冰箱的、修下水道的、做保洁的，每次抽一点成。

爸妈有朴素的工作观，但对具体的工作是没有期待的，他们能有什么期待呢，两个将近50岁、还没有什么技能的人。我妈现在换公司也不太现实了，她念叨着希望在退休前把养老保险交够了。

我妈最近给我爸找了个小区保安的工作，每天在小区里溜达，最近还开展了新业务，帮小区居民拿快递，2毛钱一个。

他也是不太在乎做什么工作，有钱就行。我爸去年有一次对一份工作心动，招聘启事上说，因为疫情原因，养殖场需要封闭起来，需要一个人在猪圈里待着3个月不许出来，我爸觉得这工作简单，全是机械化的，至于工作环境，他是不考虑的。

我在成都上学，以前爸妈每个月给我2000块钱生活费，我再靠自己创业赚一点钱。现在每次生活费打过来就是1300块，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我最近在尝试除了吃饭以外什么钱都不花，买了一个小锅在宿舍里弄饭，有时候尽量给自己煲个排骨汤、煎个鸡排之类的，我室友切水果的盘子上现在全是蒜味。这个月我花了600块钱，真的是最低最低了，在不买任何其他东西的情况下。我以前很喜欢买化妆品和护肤品，好在以前买得够，短时间内应该不会买新的了。

我今年大三，学的是金融，但我想考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我说出来你肯定在内心嘲笑我，但我真的很喜欢剧组的工作，从大一开始就跑话剧社、进剧组，后来又做编剧又做导演。

考研会有什么经济压力吗？我在家里考，不花钱，而且我总觉得我们家这个经济状况应该不会持续下去吧。

很难说我爸妈算失业了，打零工为生的生活，失业是一种连贯的日常。

2月19日，他们一起去了长沙。我当然不会记得这种日子，是我妈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说的，她老掰扯着日子，说她已经2个多月没有工作了，一给我发微信就是“急死人”。

她从老家来到长沙，原因是我爸在长沙找到了新工作，此前他们已经因为工作分居了一两年，我妈一个人在县城实在太孤独了，没有社交，没有朋友，她辞去了服装店销售的工作来投奔我爸，两个人租了个房子，房租每个月1200块。

我爸找到的新工作是网约车司机，像爸爸这一辈从农村出来、学历不太高的人，找工作都是靠亲戚打听，这个亲戚说哪儿的工地招人，就去了，说开网约车一个月能赚到大几千块钱，就来开车了。我观察过老家那些条件差不多的家庭，因为大家都没有什么技能，几乎都是丈夫出去找体力活干，比如开长途货车或者去工地，但是随着年纪越大越大，能找到的活会越少。

我爸开网约车第一个月的时候每天有500多元的流水，其中一半要用来填补租车和油费成本，这还是每天出车14个小时且长沙没有什么病例的情况下。最近他老是很晚回家，前一晚累到忘记给车充电，第二天早上6点起来下楼给车充电顺便在车上补觉。当然这些都是我妈告诉我的，我已经很久没和我爸交流过了，上个月他生日，我发了一个红包，他一整天都没来得及看手机，第二天才回我消息，也没有收我的红包。

我爸上一份零工地点在工地，从去年开始，我爸的工作变得非常坎坷，先是因为过敏体质无法打疫苗，拿不到上工许可证，后来又因为限电政策、水泥涨价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工地彻底关门了。我爸是那种特别能吃苦的人，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你愿意吃苦就能找到工作的时候了。

我妈找工作的路也不顺利。3年前去贵州打工，她每天只敢待在工作的地方和小区里。她不怎么会上网，也不知道手机可以导航，总是一出门就抱怨分不清东南西北。妈妈在九十年代从广东的工厂回到湖南老家，结婚、生孩子，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过县城，直到那次去贵州。她觉得太孤独了，半年之后还是回了家。

去长沙对她来讲挺冒险的。过去这段日子，她总是隔三岔五问我一些问题，“电子身份证怎么弄”“特惠流量包在哪买”。我有时候看见一些工作信息丢给她，她就很惊讶我怎么能找到这么多招工信息，她不知道有什么渠道找工作。微信公众号上其实会发很多招工信息，但对她来讲那是很陌生的东西，她能想到的除了门面门口贴着的广告，就是xx同城，后者上面的信息总是真假难辨，她打过去大概率是一个中介接起电话，帮忙介绍工作，再从中抽一笔钱。

她起初想干老本行，去卖衣服。在县城的时候，我妈妈工作的服装店在县城最中心的位置上，是当地一家颇有名气的服装店。我妈其实看起来挺年轻的，今年也才43岁，个子高高的，瘦瘦的，有时候穿上店里的衣服，迅速就能被顾客看上，把身上的衣服卖出去。但这些优势在长沙显得太虚了，我进去过长沙的服装店，都是一群二十出头的小姑娘在卖衣服，很少见过我妈这个年纪的销售员。我妈也真的去问过几家，有些店因为年纪拒绝了她，有些店希望店员能开直播卖衣服，我妈一听就很头大，退了出来。

我妈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游乐场里看玩具，下雨天不用上班，出太阳的时候要一直在太阳底下跑来跑去，直到晚上游乐场关门。她打电话给我的时候特别兴奋，她听说节假日会有加班费。

那不算一份长期的工作，当工厂传来可以上班的消息的时候，她就辞去工作进了厂。她说和自己一起进厂的都是大学生。她要穿着防护服在无尘车间里坐一整天，而她的腰以前受过比较严重的伤，实在没有办法坚持。没干几天，她又失业了。

她最新去面试的工作是地铁安检员，她希望能得到这份工作，觉得很适合她这种没什么技能的人，只需要从早站到晚，做一些重复性的检查工作。她跟人约好了这天下午2点面试，特意提早了许多到地铁口，一直没有找到面试的地方，她打电话给介绍人——其实是中介，地铁里声音嘈杂，没等她问清楚，对方就挂了电话。她后来才知道，因为疫情影响，面试被无限期推迟了。

我妈现在急着赚钱的原因是想给我爸买社保，补缴8000块钱，我爸到今天什么保险都没有。我过去常常在网上转发一些关心劳动权益的文章，但是从来没有过问过我爸社保的事情，讲起来特别难过。我知道这件事后跟我妈说我来买爸的社保就行，让她不用操心，而她回我的第一句话是：“你要是存下来钱了，先把HPV疫苗打了，家里的事情不用你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