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

闻一多与三子闻立鹏和大女儿闻名 （约1939年）

闻一多速写作品《重安江链子桥》（1938年3月24日）

闻一多全家在云南昆明住宅前合影，左起三子闻立鹏、闻一多、长子闻立鹤、夫人高孝贞、小女儿闻惠羽（由于其名字的正确写法未能正常显示，可参见《新华每日电讯》电子版或纸质版）、大女儿闻名、赵妈（老保姆）、二子闻立雕。赵沨摄

1938年2月，战争逼近湖南，长沙临大再迁昆明，闻一多参加由近300名学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徒步3000里地前往昆明。

出发前，他在家书中提及上回离家时与儿女们道别的情形：“那天动身的时候，他们都睡着了，我想如果不叫醒他们，说我走了，恐怕他们第二天起来，不看见我，心里失望，所以我把他们一一叫醒，跟他说我走了，叫他再睡。但是叫到小弟，话没有说完，喉咙管硬了，说不出来，所以大妹没有叫，实在是不能叫……出了一生的门，现在更不是小孩子，然而一上轿子，我就哭了……四十岁的人，何以这样心软。”

从年少读到老，每次读这封信，闻立鹏都会心头泛酸。他记不得在睡梦里被父亲叫醒的画面，记不得父亲说不出话的样子，记不得父亲说过什么……所幸有家书，定格这被年幼的小儿女忽略的深情，封存一个父亲对孩子永久的爱意，深厚绵长。

闻一多治印（1946年） 赵沨摄

背影

“夜里醒来，就看见父亲还披着衣服、弓着背，坐在桌前刻图章”

1938年8月底，闻一多终于设法将家人接至昆明。此后，他们一家在昆明住了8年。

对昆明这座城市，闻立鹏怀着复杂的情感。在那里，有他与父亲共度最久的一段光阴，有他最珍贵的童年记忆，可也是在那里，他失去了父亲。

“印象最深的画面，是父亲的背影。”闻立鹏说，“那时条件困难，一间屋子既是我父亲的书房、会客室，又挤着我和妹妹的床，还有我父母的床。有时我夜里醒来，就看见父亲还披着衣服、弓着背，坐在桌前刻图章。”

1944年，闻一多开始挂牌治印。

战时物价暴涨，闻家人口多，闻一多的月薪仅够一家人勉强支持10天左右。书籍衣物变卖殆尽，他去校外兼课、写文章、做报告，为节省炭火，在腊月带着全家高高低低的孩子们去小河边洗脸……想尽办法，一家人仍时在断炊中度日。直到闻一多在朋友建议下公开挂牌，为人刻印，成为一个“手工业劳动者”，家中状况才有所改善。

授课、著书、开会、演说，投身民主运动，为养家糊口治印刻章……闻一多的面容变得消瘦，手指上磨出了硬茧，但在最劳碌的日子里，他依然是那个几乎从不对子女发火的好脾气父亲。

闻立鹏记得，有一回，二哥闻立雕从学校拿回一块钠，放入盛水的茶壶，试着按课堂上教的钠加水产生氢气的原理制造氢气，结果钠放得太多，引起爆炸，伤到了围观的大妹。

“二哥闯了祸，我们都吓坏了，没想到父亲并没责备我们，只是借此讲了个道理，说了句英文谚语，A little knowledge is a dangerous thing，意思是，一知半解是最危险的事。”闻立鹏说。

闻一多会郑重对待年幼儿女的书信，也会郑重倾听孩子们的意见。

有一回，闻一多的小女儿闻惠羽（因其名字的正确写法未能正常显示，可参见《新华每日电讯》电子版或纸质版）在家里闹脾气，被闹得心烦、无法工作的闻一多一反常态地打了女儿两下，结果被儿子闻立雕质问：“你平时天天在外面讲民主，怎么在家里动手打人！这叫什么民主？”

“今天是我不对。”闻一多向儿女承认错误，“希望你们以后不要这样对待你们的孩子。”

1945年，通胀严重，闻一多提高了自己治印的费用，被长子闻立鹤责问这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沉默良久，说：“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

后来，常有人问闻一多的子女，闻一多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其实他没有所谓的教育过我。”闻立鹏说。他指的是那种手把手的教导，或者板起面孔的“你应当如何如何”。在闻立鹏的印象里，父亲也不曾对他们兄妹提过多少要求和期望，除了在给哥哥们的信中，说过一句“务必把中文底子打好。我自己教中文，希望我的儿子在中文上总要比一般人强一点”。

闻立雕也曾在文章中写过，父亲是寓教育于日常生活，身教多于言教，熏陶和潜移默化多于灌输。“例如，他要求我们每个孩子都要好好读书，而他自己只要没有别的事，放下碗筷就坐到书桌前，不是看书就是写东西，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受他的影响，我们自然也就形成了看书写字的习惯。”

为国担当，为家担当。无需说太多，闻一多只需做自己的事，他走在前方的背影，便是对儿女们的指引。

日本投降后剃去长髯的闻一多

父子

闻一多生前没立下什么家规家训，但闻家有共同的脾性和不言自明的准绳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宣告结束，师生分批返回平津。

机票紧张，闻立鹏与二哥闻立雕遵循家中安排，先行飞往重庆，在那里等待与家人会合，再一同返北平。

1946年6月29日，闻一多在百忙之中给两个儿子写信，信尾说：“我这几天特别忙，一半也是要把应办的事早些办完，以便早些动身。小弟的皮鞋买了没有？如未买，应早买，因为北平更贵。”

“在昆明，我和妹妹从没穿过皮鞋，一直穿的是母亲做的布鞋，父亲知道重庆的猪皮便宜，所以这样提醒。”闻立鹏解释。忙碌中的父亲，一如既往地细致，连这样小的事也牵挂在心。

没人料到，这会是闻一多的最后一封家书。

半个月后，7月15日，闻一多在李公朴追悼大会上拍案而起，即席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当天下午，他在回家途中遭国民党特务杀害，与其同行的长子闻立鹤扑在闻一多身上试图保护父亲，身中五弹，死里逃生。

闻立鹏创作的《闻一多肖像组画——牺牲》

这一年，闻立鹏15岁。

回北平后，闻立鹏进入北平四中继续读书，座位斜对面是两个上学坐吉普、上课玩手枪的国民党高干子弟。他不愿留在四中，1947年，背着母亲打好的行装，前往晋冀鲁豫解放区，进入北方大学美术系学习。

闻一多生前非常向往解放区，曾说过将来要把孩子们都送去那边学习。

“因为我是闻一多的儿子，老师、同学待我特别好。我在班里最小，大家叫我‘小弟’，对我百般照顾。睡地铺时，几个同学帮我铺好稻草，他们一边一个，让我睡在当中。”闻立鹏回忆。

“大家对我的另眼相待，包含着很深刻的感情，使我觉得身为‘闻一多儿子’这件事情，有着更重的分量。”在解放区，闻立鹏第一次用不同于儿子看父亲的目光注视闻一多，他开始更深入地理解父亲的其他身份，并在此后的漫漫人生路上，不断加深对父亲的认识。

闻一多生前没给子女们立下什么家规家训，但闻家几兄妹似乎都有些共同的脾性和不言自明的准绳。

“要踏踏实实做人。做个真正的人，大写的人。”闻立鹏将重音落在“人”字上，“始终坚信真理和正义，向好的靠拢，向好的学习。”

1965年，时为中央美术学院教员的闻立鹏与同事上书中央，对当时文化部发出的美术部门废除模特制提出不同意见，获得毛泽东批示：“画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

闻立鹏因此被关押了75天。他理直气壮地对来抓他的人说，你们抓错了，将来有一天会亲自放我回来。“后来果然如此。”闻立鹏说。

“文革”中，闻立鹏又被下放军垦农场，其间作诗表明心迹：“一夜北风紧，万里秋月明。愿刀剖肺腑，照我赤子心。”

闻立鹏创作的闻一多像

红烛

要如何形容闻一多的人格呢？闻立鹏提起朱自清的那句话：“闻先生真是一团火。”

从年轻时拿起画笔开始，闻立鹏就想画自己的父亲。30余年后，他才终于在1979年完成了关于闻一多的经典作品《红烛颂》。

1978年构思这幅画作时，闻立鹏的年纪正好到了父亲辞世时的47岁。此后每个春秋，他都比父亲更年长。

画面上，一根根红烛燃烧在烈火中，闻一多口衔烟斗、回眸凝视。

闻一多亲自设计的《红烛》封面

红烛的意象，来自闻一多的首部诗集《红烛》的序诗。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经历过风浪，对人生有了更深的理解，闻立鹏重读《闻一多全集》，反复吟诵父亲的诗句，逐渐将红烛视为闻一多人格的形象象征。

对于父亲，闻立鹏最希望人们看重的，莫过于其独特的人格。

“他在文学、学术、美术上的贡献，当然也重要，但没有人格上的那么感人，并且，在艺术上、文学上、学术上，比他有成就的还有很多。唯有在人格与精神层面，他有更独特、更值得人们关注的东西。”闻立鹏说。

要如何形容闻一多的人格呢？闻立鹏提起朱自清的那句话：“闻先生真是一团火。”

这火永不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