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北海道的日本城市夕张被视作一个关于老龄化的未来启示录,这座资源型城市在转型失败后财政破产、人口外流,目前超过一半居民是65岁以上的老人,整个城市陷入了衰败与停滞中。而在已进入超老龄化社会的日本,远不止一个夕张,老龄化造成了诸多社会冲击,远超当初人们的想象。经常往返中日两国的日本专家认为,考虑到中日两国老龄化趋势相似,有25~30年的时间差,中国应以日本为镜鉴,提前做好准备与应对。“30年前我们日本想象不到的事情,30年后到处都在发生。”
一座学着如何死去的城市
似乎还没有哪个政府的网站,能像夕张市这样让人印象深刻。在谷歌搜索夕张市政府官网,检索的第一栏下方有一个“债务时钟”的链接。点进链接后,能看见几行日期,与两行不停滚动的数字。在北京时间2022年6月2日上午,上面用日语写着:
“复兴转贷专项债券赎回结束的时间是2027年3月,还有1763天。”
“夕张市的市政债券(债务)余额为:118亿7193万8374日元。”每隔几秒,“万”之后的数字就以几十元为单位滚动缩小。
“还款金额是:234亿6141万6048日元。”这一数字则在不停地滚动变大。
夕张市位于日本北海道中部的丘陵地带,邻近札幌。其市政府是一个“财政再建团体”——换言之即是破产。2007年3月,夕张市向日本中央政府申请破产,成为日本1700多个地方政府中唯一破产的城市,财务受中央政府监管,由此走上了漫长的还债之路。据统计,夕张市欠债632亿日元(约32.36亿元人民币),要通过拍卖资产、关闭公共设施、缩减公务员数量、增税、缩减福利等方式,在20年内还清债务。夕张由此在政府网站列出“债务时钟”,以达到警示世人的目的。
时钟宛若警钟,却不能完全说明这座城市的辉煌与唏嘘。19世纪末,外国探险队在夕张发现煤矿,这里随即建成一座煤炭城市,在“二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中盛极一时,鼎盛时期拥有24座煤矿、12万居民,人们在丘陵中建成若干社区,住在狭长的木制房屋中,住房、电、水和沐浴全部免费。1977年,日本影星高仓健主演了在此取景的经典电影《幸福的黄手帕》,成为那个年代夕张辉煌最好的注脚。
▲《幸福的黄手帕》剧照
但很快,日本启动能源转型,从煤炭转向石油。夕张不得已逐一关停煤矿,经济发展陷入停滞。困境之下,夕张谋求大力转型。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泡沫鼓动下,一名铁腕市长带领夕张大力发展旅游观光业,举债先后兴建了主题公园、度假村、博物馆、酒店宾馆等,还举办了国际电影节,结果效果不佳。大兴土木及后续高昂的维护成本,反而加大了夕张的财政负担。巨大的债务之下,夕张一步步地滑向深渊,人口逐步外流。上世纪60年代初,夕张有12万人,70年代初下降至约7万人,1990年则降至2.1万,进而是2010年的1万人。2022年6月,夕张市官网提醒着来访者,这一数据是醒目的6962人,男女各半,住户4182户。
人口外流的夕张,成了一座极度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城市,并且愈演愈烈。它是日本最年迈的城市,2010年时居民平均年龄57岁,2020年就到了65岁,老龄化率超过50%,生育率无限逼近于零。每一个婴儿出生相对应的是12个人死亡,从1998年到2012年夕张人均税收下降了将近1/3。日本丽泽大学清水千弘研究室发表的研究报告认为,“夕张现象”是日本进入超高龄社会的一个写照,而英国《卫报》和BBC则更是把其称为“一座学着如何死去的城市”。
作为一名经营顾问,川岛一郎于2018年到访了夕张市,想要一探这个超老龄化社会的独特样本。川岛一郎是清华大学-野村综合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的理事与副主任,常年往返于中日两国之间。野村综合研究所是日本知名智库,在中国上海、北京、大连设有子公司,也与清华大学合作成立了研究中心,每年会研究5~6个有关中国社会经济产业的议题,老龄化自然是其中之一。
2018年秋,川岛一郎来到了夕张,拍下了很多相片。这座城市地处一片丘陵之中,连片的群山过去深埋着煤矿,城市建在了山沟处,呈一条长条状。秋日的北海道气温不高,树木交织着深红与金色,楼房鳞次栉比地排在一条溪流边。“乍看之下感觉是挺有生机的一座漂亮城市。”川岛一郎对我们说。今年4月疫情反弹之际,他在东京隔着屏幕跟我们分享了在夕张的旅程。
深入城市的中心,才发现这里的衰败与荒凉。走到大街上,两旁多是闲置废弃的楼房与住宅,墙体斑驳。街道上鲜有人迹,市中心商业街门可罗雀,唯一的热闹来自于墙上写满的标语。偶尔见人出行,都是银发的老人。由于缺少维护,很多地方长满了杂草,在北海道的秋风中随风摇曳。一位曾来此探访的BBC记者形容:“我感觉自己好像是走进了一个后现代的启示录,一个关于未来的噩梦展望。它并不是一部电影,而是真实的。”
市中心是夕张市政府所在地,这是两栋白色的小楼,一栋六七层高,一栋四五层。川岛一郎看到,低矮的政府大楼外贴上了很多胶合板封闭,门口的路面有了残破的裂缝,周边是墙体脱落的几处民宅。川岛一郎说,夕张市政府破产后,整理了还债计划,目前其收入归中央政府管理,不能独自决定财政资金的使用,“他们必须要自己解决破产的问题,所以根本没钱去修市政府大楼等公共设施”。据媒体报道,由于人口减少和商业衰退,夕张的财政总收入中,当地税收仅占一小部分,在2017财年仅为8.6%,同年近50%资金要靠中央转移支付,财政支出上用于偿还债务和支付利息的支出占比高达32%。
为了减少支出,2011年当选夕张市长的日本政坛新星铃木直道带头降薪7成,夕张市缩减了公务员数量,关闭了图书馆、集会所、美术馆甚至公共厕所,也被迫削减了学校和医院——曾经夕张有7所小学、4所中学,如今都减少到一所。一所废弃的小学校园外,来访者只听风声,不见人影,风吹动着半人高的杂草,透过教学楼门口的玻璃,还依然可见里面陈列着奖杯、足球和海报,在黯淡的光线下无声伫立。
市立综合医院已关闭,在专家建议下被浓缩为了诊所,只保留了一些主要科室——其中不包括妇产科。夕张生育率目前已逼近于零,几乎没有小孩出生。妇产科的设备,连同着内外科一些手术的器具,已被紧锁在闲置的科室房间里,不见天日。
这里的基础设施正在逐步老化,埋下隐患。市区内,一些过街天桥栏杆已生锈,桥体出现裂纹,成了危建。在川岛一郎探访之际,夕张市内公共交通是一小时一班,通往外部的火车一天只有5趟——2019年4月,这条铁路线也停运了。他在夕张看到,整个城市的运转也是缓慢甚至停滞的。火车停运后,停车场停满了私家车,零星有几辆巴士接送不会开车的人。“商店没有几个,只有一天一次的外送服务,来弥补超市数量的短缺。”川岛一郎说。
曾经为了拯救夕张而全力开发的旅游设施与主题公园,也已废旧,变得残破不堪。这些设施兴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正值日本经济泡沫之际,主政者受到彼时国内舆论所宣扬的“日本是引领新兴生活方式的超级大国”的影响,信心满满地投下了重注,在一个小城里修建了40余个度假村、温泉、滑雪场、主题公园、博物馆等观光游览设施,最后以惨败收场。
“后来发生的事情,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发展时是无法想象的,但它就是真实地发生了。”川岛一郎说。
不止一个夕张
川岛一郎习惯从经济和社会学视野去看待老龄化问题。在他看来,老龄化与少子化问题密不可分,正是因为生育率下降,年轻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降低,老龄化才会成为一个大问题。而在当下,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夕张现象”并非是一个孤例,只是因转型失败而提前上演的未来启示录。
夕张破产后,倡导将夕张唯一的综合医院缩小为一座诊所的医学博士村上智彦将现今的夕张描述为“2050年日本的缩影”。包括他在内的多位学者都判断,如果少子化的趋势得不到改变,到2060年日本将会有40%的65岁及以上人口——这与2006年的夕张持平。届时,夕张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到2040年其人口会下降85%,将仅剩100人。
放眼整个日本,“夕张”正在扩大,它并不是唯一。2014年,野村综合研究所顾问、曾出任内阁总务大臣的日本政治家增田宽也发表了他多年研究日本老龄化与少子化的成果:到2040年,日本全国1799个市区村町中,将有896个城市的育龄女性人数减少50%,成为“可能消失的城市”,其中523个人口将不满1万人,消失的可能性更高。
夕张之后,也有日本城市走到了近乎破产的边缘——这一次,是以旅游业闻名的京都。2020年12月,京都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按照当前速度,如果财政没有好转,京都市将在2026年之后破产。据媒体报道,京都市财政状况的恶化与新冠疫情下萎靡的旅游业并无太大关系,而在于老龄化、长期规划失策等原因。
这意味着什么?它具体会如何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川岛一郎说,老龄化与少子化会带来诸多负面效应,远超他们当初的想象。其中很多目前也已在夕张之外的日本社会发生着。“30年前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30年后到处都在发生。”
首当其冲的,是很多基础设施难以为继。川岛一郎在夕张看到的年久失修的天桥,目前正在多地成为现实,日本很多基础设施——桥梁、隧道、高速公路等——正在老化。2012年,建于1977年的日本中央高速公路笹子隧道发生了天花板坍塌事故,造成9人死亡。专家估计,崩塌可能是因隧道钢筋老化所致。这一事故打破了日本的安全神话,也敲响了基建维护的警钟。
以桥梁为例,日本现有约73万座桥梁(长2米以上),分别由国家和地方政府管理,近年来接连出现桥梁被判定为危桥并拆除的案例。川岛一郎解释,日本很多基础设施都兴建于上世纪60~7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期,如今正逐步进入老化淘汰的阶段,“基础设施寿命大概就是50年左右”。在全国73万座桥梁中,有约一半是由市区町村等地方政府管理,后者现今财政并不宽裕,在桥梁老化后无力维修时,只能拆除。
来自日本政府的数据显示,到2033年3月,日本约有67%的桥梁、50%的隧道、64%的河流管理设施、24%的下水道、58%的港口岸壁将达到50年的寿命,亟待维修,这大大考验了日本政府的财政能力。据估算,届时其维修成本将达到约4.6万亿~5.5万亿日元——这几乎是2018年日本政府全年支出的公共事业费总额(5.98万亿日元)。“选择保留哪些设施,将会成为一个问题。”川岛一郎说。
▲《猫与爷爷》剧照
其次,是房价与土地价值的下跌。目前,日本劳动人口(15~64岁)占总人口比例已经从1990年的69.7%下降至2021年的59.4%。据野村综合研究所的研究,劳动人口占比与日本住宅地价有着明显关系,劳动人口占比自1990年开始下降后,日本房价也开始下滑。在剧烈的老龄少子化趋势之下,日本也出现了数以千万计的闲置废弃房屋。
“目前日本有20%的房子基本处于闲置状态。”川岛一郎说。大部分闲置房是老年人自己的居住房或者是儿子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这些父母或是入住了养老院或孩子的家,或是已过世。由于人口减少,这些房子没有了资产价值,也卖不出价格,就闲置下来。据估计,随着家庭数量减少和总住宅数量增加,日本2033年闲置房数量将达到1995万户,预计闲置率达27.3%。大量闲置房屋的存在加大了火灾、坍塌、犯罪、环境卫生等方面的风险,造成地区吸引力下降,导致房价进一步下滑,形成恶性循环。
一些房屋不仅闲置,所有权甚至是不明的。川岛一郎向我们展示了一张照片,那是琦玉市一所优质地段上的房子,四周都是轿车和楼房,只有这栋房屋塌陷,被围栏合围起来。川岛一郎说,琦玉市在十几年前进行道路拓宽工程时,发现了这所房子,修路需要征用,但政府联系不上房主,最后只有绕开。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横滨、札幌等地,据统计,2017年日本有410万公顷所有权不明的土地,这个面积已经大于九州岛(370万公顷),到2040年这一面积预计将达到720万公顷左右,几乎相当于除去离岛的北海道面积(约780万公顷)。
“我们在中国演讲的时候,很多中国年轻人会特别不理解,土地资源这么宝贵,为什么还会发生所有人(权)不明的情况?”川岛一郎解释,这也是因为土地价值在下降,房屋没了资产价值,而根据日本法律,后代继承后还要交税,“还有管理的费用、重建的费用等。当房产变成负担,而不是资产,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老龄少子化最直接的冲击,还是在人。川岛一郎说,日本当前感到购物困难的人在增多,一些地区商业功能减退,全国加油站数量相比1995年峰值时减少一半。日本丽泽大学清水千弘研究室估计,2040年日本全国地价平均将下降到2010年的1/3左右。日本要维持现有地价水平,必须将劳动年龄标准从现在的64岁提高到74岁。也就是说,到75岁才可以领取退休金。
▲《小偷家族》剧照
很多企业感觉到人手愈发不足,服务水平难以维持。据日银短观(全称为“短期经济观测调查指数”)2018年12月的调查,住宿餐饮、运输邮政、建筑业等行业感觉到用人严重捉襟见肘,邮政运输时效下降,费用上调,已在研究二次投递费。“以中国来类比,从广东到上海的快递现在大概是两三天就到了,但是以后也许要四五天甚至一周了。”
更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开始有企业因为人手不足倒闭,而非亏损。2018年8月,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的数据显示,与前一年的7月相比,因人手短缺而倒闭的企业有41家,增加了70.8%,中小企业的人手短缺问题日益严重。“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很多企业即使有利润,但随着父母一代老去,接班人和招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于是只有倒闭。”川岛一郎说。
▲《无用之人》剧照
这只是老龄化趋势下奇怪现象的冰山一角。包括川岛一郎等多位学者都提到,近些年来,日本老年人违法犯罪的案例在增多,有些是因为“老后破产”,盗窃食物、药物与日用品,有些则是因为“老老护理”中对长期卧床的老伴的伤害等。还有一些老年人,会在无意识中将私家车开上公路逆行,高速公路上的逆行事故、误将油门当刹车的事故在不断增多。
“前一阵子日本有一个电视公益广告,就说在日本国内每两天就会发生一起高速公路逆行事故,都是老人驾驶的。这种新闻,日本媒体上几乎每天都有报道。”川岛一郎解释,这是因为当年经济高速发展中,很多日本国民都拿到驾照,而现在他们都老了。据日本政府统计,2008年日本75岁以上老人持有驾照的人数是300万,到2021年这一数字则超过600万。
“夕张化”的城市收缩,让老年人开车上路的概率也加大了。“在一些偏远小城市和农村地区,老年人出行只能开车,不然根本没办法去超市买东西。这里面也有一个自尊心的问题,即使儿女叮嘱,但很多老年人还是要自己开车。”川岛一郎说,在一些小城市,很多老人超过75岁还会自己开车,加大了道路交通危险。日本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开始鼓励老年人返还驾照。
“所以老龄化少子化,会对我们的社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冲击,而这些冲击是我们原本想象不到的。”川岛一郎说,日本已经出台各种应对政策。在夕张,政府带领市民努力发展农业自救,夕张的哈密瓜在海内外都有了一定知名度,同时,居民被引导去往主要交通干线周边居住,形成紧密布局。日本政府也将这一“紧凑城市”(Compact City)的理念在全国推广,富山市、宇都宫市都是其代表。据宇都宫市估算,紧凑布局的城市大约能将维修管理费降低30%左右。
中国的镜鉴
川岛一郎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由于野村综合研究所与清华大学的合作关系,他经常出现在各种围绕中日话题的研讨会上,讨论两国的政治与经济产业发展。2018年从夕张回来之后,他和同事在清华大学分享了夕张案例和老龄化对日本的冲击,与会者包括中国学者、政府官员与年轻的学生。听完后,在场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还很难想象:政府居然也会破产?基础设施的维护负担居然会如此之大?房价如此之高,房子居然还会没人要?
很快,中国也出现了自己的“夕张”。2021年12月,黑龙江省鹤岗市宣布实施财政重整计划,并发布通告称,因财力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决定取消公开招聘政府基层工作人员。在中国,“财政重整”(指市县政府的年度债务付息超过财政预算10%的,就必须启动财政重整计划)不等于政府破产,但鹤岗市拉响的警钟声却久久回荡着。据分析,鹤岗市财力已连续数年不够偿还到期债务利息。
在川岛一郎看来,鹤岗和夕张有着诸多类似之处。在财政重整的新闻曝出之前,鹤岗因数万元一套房的“白菜”房价闻名全国。这座位于中国东北边境的城市也靠煤炭发家,面临着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与人口外流难题。2020年鹤岗有常住人口89万人,比10年前下降15.81%,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4.7万人,占比16.45%,比全国高3个百分点,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今天的夕张,可能就是鹤岗15年后的样子。”川岛一郎认为。
▲《人生的果实》剧照
而今天的日本,也可能是20~30年后的中国。在不同的演讲与讨论场合,川岛一郎都喜欢给听众们分享两国的人口结构图,一张是日本2015年的人口结构,另一张是估算的中国2030年人口结构图。除了具体数字不一样外,两张图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最多,其次是40~44岁的壮年人士,而年龄愈是往下,人口就愈少。两座人口金字塔的底部根基狭窄,远看上去整座人口大厦极其脆弱。
“中日两国的人口金字塔非常像,老龄化大概有25~30年的时间差。”川岛一郎说。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2021年的老龄化率是13.5%,即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从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中日两国也展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日本用了24年,中国据估计将用23年,而英国、美国、法国则分别是46年、72年和126年。
这种情况下,川岛一郎认为,中国要尽快将老龄化相关议题提上日程,制定相关政策,可以将日本当作一个参考。“日本在1994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做参考的,因为其他国家跟我们速度都不一样,但中国如今是有日本做参考对象的。虽然两国的国情不一样,但大的趋势和方向是可以借鉴的。”
川岛一郎所在的野村综合研究所在中国有约100多名顾问,经常跟中国地方政府与企业打交道。截至目前,他们已给50多个中国地方政府做过一些发展规划与咨询,代表性案例有上海虹桥枢纽和重庆两江新区。跟中国打交道的经历让川岛一郎感觉到,中国目前还没有意识到养老问题的严峻性,尚未把这项工作当作重点来抓。
川岛一郎说,比如说中国高速发展时期建成的基础设施,也将在未来几十年内随着中国进入超老龄化社会而逐渐老化,“到时候谁来负担这些费用?这将会是一个大问题”。川岛一郎认为,在所有应对老龄化冲击的方式中,中国当下的当务之急是应该尽快建立完善的养老介护保险制度。所谓养老介护保险,也称护理保险,是指日本从2000年4月开始引入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与医疗保险、国民年金(养老金)并列。它要求国民从40岁之后开始缴纳,能为6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以及40~65岁有特定疾病者覆盖最高90%的养老照护费用,不管是入住养老院还是接受上门护理均可支付。这种保险制度的引入,推动了日本养老介护行业的发展与普及,让很多老人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晚年。
“中国目前最核心的问题是,很多人都还没有往这些方面去想。”川岛一郎说,他们经常会跟中国地方政府的人交流和开会,包括养老议题。他发现,绝大多数人只是想把养老当作一门产业来发展,并没有往社会福利的方向去考虑,“关于中日两国老龄化问题的研讨会非常多,90%都是与养老产业和老年人护理服务事业相关的”。按照中国养老的“9073”规划(90%的老年人居家养老,7%依托社区支持,3%入住养老机构),“大家目前考虑的还只是3%~4%的部分”。
不过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规划,在全国49个城市试点了长期护理保险,覆盖了近1.2亿参保人,仍处在试点阶段。川岛一郎提到,这种保险制度对财政压力很大,但却有利于更多的人,应该尽快谋划。“中国要大力发展养老产业的话,前提是要建立起好的社会保险制度,包括护理保险。一般来讲建立起好的制度需要10~20年,但中国社会的老龄化等不了这么久。”
历史数据显示,一旦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从深度老龄化到超级老龄化,日本仅用时11年,中国预计会跟日本一样。当日本进入超老龄化社会后,有关老年人“老后破产”、养老金不够覆盖个人日常支出的新闻层出不穷,还有很多子女从大城市回到老家照顾老人,却因找不到好工作而“啃老”,造成“老后两代破产”。NHK特别节目录制组曾推出过两次特别专题报道这两大现象。
在川岛一郎看来,为了避免让更多中国人陷入类似的养老困境中,中国需要提前做好政策布局。“中国现在的孩子是非常幸福的,因为他们有六个钱包,但当他们长大工作、成家立业了,就会非常辛苦,因为要养很多个老人。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可能还想象不到这种困境,正如我们30年前也是想象不到的。”(完)(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黄子懿,明雪菲
责任编辑:杨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