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蕊的前男友是一位抑郁症患者。曾经她用尽力气想要将男友拉出那个灰暗的世界，却以失败告终。“你只能围着他一直转圈，但你走不进去。”谭蕊说，“他把自己裹了起来。”
在经历了频繁的矛盾和冲突后，两人最终选择分手。
与抑郁症患者相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的紊乱，影响了抑郁症患者对外界的感知，使得与健康人相比，他们看待事物的方式更加负面，在人际相处中，难以得到愉快的体验。
抑郁症像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人不放（短片《救》剧照）
但如今，抑郁症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精神疾病。根据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等人2021年在《柳叶刀》上发表的论文，中国人抑郁症的终身患病率为6.8%，这意味着超过9500万中国人一生中患过抑郁症。
谭蕊和她的前男友，只是地球上上亿段抑郁症患者亲密关系的其中之一。
在一些抑郁症患者难以开启的“坚硬外壳”之外，还有更多人不愿停止打转，想要冲破甚至解除病痛的阻碍，与对方建立健康的亲密关系。
只因“壳”里，包裹着他们最亲近的爱人。
冲 突
阿明与前女友分手后，是青青一直在身边安慰他。两人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青青向来是善解人意的女孩，但是从某一天起，她突然变得冷漠、不爱说话。
阿明感到不知所措，他忍不住怀疑，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但是他想不起来。
两人在一起的时候，都还在广州上大学。一天，阿明和青青来到操场散步，一圈走下来，青青一言不发。阿明意识到女朋友状态不好，需要耐心陪伴，但是走到第二、第三圈，青青依旧沉默不语，他开始觉得荒诞：我为什么不去教室看看书，反而在这里做这种事情？
抑郁症就像心灵的感冒（《丈夫得了抑郁症》剧照）
那天，阿明陪着青青在操场上走了几个小时，但他始终不明白女朋友为什么会这样，直到青青被医院诊断为抑郁症。
最初，谭蕊同样不理解冬青的一些行为。他们是异地恋，每天都会打视频电话，从吃晚饭到回宿舍，再到上床休息，冬青都希望谭蕊开着摄像头，作为他们相互陪伴的方式。谭蕊觉得有些麻烦，但对方毕竟是她喜欢的人，所以一一忍了下来。
谭蕊是“95后”，目前从事品牌公关工作。大二那年，她在社交媒体上遇到了读大三的冬青，男生分享了一首自己写的诗，谭蕊心生触动，在下面留了一段长长的评论。一来二去，他们开始在网上聊天。
不同于许多粗线条的男生，冬青身上有少见的细腻与敏感。“他是那种会蹲在马路边看很久的人，会认真地和我描述水面的波纹。”
不过有时候，冬青会花一个小时向谭蕊倾诉生活里遇到的难题，他关心的不是怎样解决它们，而是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有能力解决，以及他是否是一个有用的人。谭蕊听了，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有那么多时间抱怨，为什么不快点去图书馆，不是复习一下就能搞定吗？”
恋爱后，谭蕊发现冬青的情绪总是起起伏伏，波动很大。一次争吵中，冬青终于向她坦白，他在高中时便确诊了抑郁症，并曾为此休学一年。
《丈夫得了抑郁症》剧照
社交退缩、精力减退、快感缺失，都是抑郁症的典型表现，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理科主治医师侯正华对南风窗记者如此解释。这时候，身边的人如果没有意识到亲属可能患有心理问题，就容易爆发矛盾。
侯正华列举了三种常见冲突，一是恋爱的年轻人抱怨伴侣的闷闷不乐，关系冷淡；二是老人消极悲观，因为头疼脑热等躯体症状想去医院做身体检查，却没有发现异常，家人劝服不了，只能相互发脾气；三是小孩厌学、自闭、沉迷于游戏，引发家长指责甚至打骂。
对于所有抑郁症患者的亲属或伴侣来说，医学上的诊断报告，给他们最亲近的人身上那些令人费解的情绪提供了一个标签，让他们以一种微妙的方式“理解”了那些“不可理解”的。
尽管我们对抑郁症不算陌生，却仍有误解和轻视（图源：视觉中国）
认识到抑郁症患者是病人，阿明决定要更好地对待青青。他去图书馆翻阅了很多资料，学习了一些与抑郁症患者相处的模式，但实际效果并不显著，他自认为好心的帮助，有时还会遭到青青的抵触。
谭蕊曾经也上网搜索应该怎样和抑郁症患者相处，看到的回答大都是“多一点耐心”，但她在精疲力尽的时候也还是不知道，怎么样才是有耐心。
她为这段关系感到担忧：“其实我能感觉到，那个时候他非常信任我，但正因为信任，我更害怕哪天没过脑子说出什么伤害他的话，造成严重后果。”
怎么和抑郁症患者相处
在亲密关系里，抑郁症患者无疑是敏感的。
王芒自己也不能解释，为什么经常会和女朋友吵架，“有时候会变得非常具有敌意或者防卫，你也不知道这种心态是哪里来的”。
王芒现在在台湾读文学博士，在很多人眼中，他文质彬彬，颇有学识涵养。不过他说，情绪激动的时候，他忍不住会说一些很重的话，与女朋友争吵最激烈的一次，两人摔门而走。
在北京读本科期间，王芒便在回龙观医院确诊抑郁症。事实上，他在上高中时身体就出现了一系列反应，他时常觉得自己与世界完全隔绝开了，“身体里有一个黑洞在拉自己”，正常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情，比如吃饭和说话，对他来说似乎也不堪重负。
抑郁是身体对耗竭的一种自我调整（《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情绪就像海浪，时高时低，处在坏情绪中，他更加习惯独处的状态，任何靠近的人都可能被他判定为入侵者。尤其是与女朋友在微信上的对话，一些字眼稍微敏感，就会刺激到他的神经。“可能才一句话，就开始觉得她说得不对。”他说，“想想也蛮过分的。”
类似的争吵，也发生在谭蕊和冬青之间。
一天深夜，他们在微信上又一次因为小事“吵架”，由于第二天早上八点有课，谭蕊不想争辩下去，疲惫的她将与男友的对话框设置为免打扰，翻个身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当她打开手机时，看到了二十几条红色的未读信息，比红色标识更加触目惊心的是冬青的文字。他说：“觉得自己被整个世界抛弃了。”
“所有人都是自私的”“世界上不会有人真的爱另一个人”“如果我死了，你又能怎么样”，冬青异常悲观的语调，让谭蕊感到害怕。
谭蕊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安慰他，她的面前仿佛有一个溺水的人，她很想救，但不知道从哪里可以拉一把，她甚至怀疑，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劲能把他拉上来。
同时，作为伴侣，她也从言语中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被排斥感—冬青并不信任她对他的感情。
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聚焦抑郁高危群体，走近真实的抑郁疾病患者
亲密关系中，人与人深刻地相互影响着，与抑郁症患者相处，如果自身处理情绪的能力稍有不足，就容易被其拖入情绪的深渊。亲属或伴侣同样可能感受到深刻的痛苦，英国NHS（国家医疗卫生体系）发布的抑郁症亲属指南中提到，无论是照顾患者还是自己，都应当在遇到困难时，及时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王芒说，尽管与女朋友争吵不断，但总体而言，他们的关系处于一个良性循环状态，他将其归功于女友的性格。他的女朋友大大咧咧，虽然吵架的当下也会生气，但她很快能从冲突的状态里走出来。
而对抑郁症患者来说，走出负面情绪更加困难。
但女友的反应，确实让王芒看到处理问题的另一种可能，从而反观自身：许多我正在纠结的事情，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重要？
拯救的心态是一把双刃剑
快分手前，青青对阿明说：“希望你把我当成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抑郁症患者。”
阿明听了，深受撼动，工作后他依然记得这句话。他看了很多抑郁症相关的书，但依旧没有弄明白应该怎么和青青相处。
“到底应该怎么做？”是众多抑郁症患者亲属关心的问题。
侯正华给出的建议是：“多陪他说说话，帮助他走出去，去爬山、逛街、跑步、打球，并且不要责怪他。”这些建议看起来简单，但现实生活中做起来并不容易，侯正华说：“能做到这些，基本上也就很好了。”
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也未必能够知晓或接受对方的精神痛苦。在今天，即便抑郁症科普已十分流行，对它的病耻感依旧存在，仍有父母不愿接受孩子患有抑郁症的事实。
谁都有可能得抑郁症，可是再黑的夜也会迎来黎明（《丈夫得了抑郁症》剧照）
谭蕊说，冬青家里人脾气暴躁，他们之间鲜有深入的情感交流，冬青曾经试图告诉父母抑郁症病情的严重性，却被打断。他的妈妈说：“你不要瞎说，一天到晚在这里胡思乱想。”
也有人为了“不给亲人添麻烦”，选择隐瞒自己的病情，导致亲属对此并不知情。
复旦大学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博士、某综合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袁心，曾遇到过一个极端的案例：一位患者瞒着家人接受抑郁症治疗，直到父亲住院，患者才知道她的父母也患有抑郁症。
《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有人选择回避，就有人选择倾尽一切去拯救。
对于儿子阿鸿患上双相情感障碍这件事，周玉心里始终是愧疚的。在从阿鸿嘴里听到这个名词之前，她对这个心理疾病几乎一无所知。她回想起来，其实阿鸿早有表现，比如他曾经画过一幅画，画布上涂满黑色，只有角落里有一只挣扎的蝴蝶，周玉看了，胆战心惊。
周玉自责，认为自己在儿子小时候没有照顾好他，才导致他心中留下病根。
不过，阿鸿自己解释患上“双相”最可能的原因时，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说法。他用颇为轻松的语气说：“我妈有说我发病的原因吗，这个事情我觉得她知道，就是我高中成绩很烂啦。”
患者和亲属出于对抑郁症的认知偏差，会对患者的行为进行不同程度的解读（《极限17滑魂》剧照）
周玉不懂专业的心理知识，只能用笨拙的方式去爱儿子。她知道阿鸿喜欢“吃好吃的”，从云南老家时不时给身处外地的他寄美食。阿鸿小时候，她也是这么做的，发现儿子心情不好，就拉起他往外面走，去逛街、吃东西。
阿鸿说，双相情感障碍反而让他从母亲那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数年前一个深夜，抑郁发作的他独自跑到武汉东湖的一座桥上，最想自杀的时候，望着波光粼粼的湖面，他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
周玉原本对孩子有很多世俗上的期待，但在孩子想自杀那一刻，她拼命告诉他：“儿子，你的快乐最重要。”
“瞬间就不想死了。”阿鸿说。
《小欢喜》剧照
关于抑郁症患者的亲密关系，袁心在接诊时见到过两种类型，彼此相处得好的，便充满爱意，其乐融融；相处不好的，轻则相互打骂，重则暴力交加。而那些相处极其糟糕的关系，经常并非由于亲属对患者毫不关心，反而是因为亲属太想要帮助，太想要让抑郁症患者快点好起来。
拯救的心态是一把双刃剑，一旦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就意味着亲属们需要承受失败的失落感，而失落容易转化为愤怒。
“有时候，对亲密的人也要懂得放手。”袁心说，“如果说相处有一条总原则的话，那应该是‘建立自己的边界，把选择权放在自己手上’。即便紧密如亲子，关系中的两人始终是独立的个体，人们能够做的，就是在所爱之人想要实现某个目标时搭一把手。”
同时，和抑郁症患者一样，抑郁症亲属本身也是一群需要帮助的群体。
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剧照
社会默认，相比抑郁症患者，亲属是掌握更多权力的人，但也要警惕因抑郁症患者的痛苦对亲属加以指责。由于患者对周围环境更加敏感，主观上的痛苦可能会让他们感到被亲人或伴侣过度控制，袁心说：“这个时候需要考虑到，是不是患者在生活中表现出常人难以接受的行为。”
因为女友，王芒和家人的关系有了好转。从前，他与家中十分疏离，他还想过，或许正是因为父母，他才患上了抑郁症。与王芒不同的是，他的女朋友有一个联系紧密的家庭，看到她与亲人的相处方式，他突然觉得，自己可以换一种视角去思考与父母的关系，对于一些问题，自己是不是可以不用想得那么悲观，不用那么极端？
他说：“现在对我来说，抑郁症是一件我需要自己处理的事情，我不能把它当作别人的责任，这样想并不会让事情变好。抑郁症是生长在我体内的东西，我会把它当作一件礼物。”
（侯正华、袁心以外，文中其他人物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