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问世的GEB反映了当时正经历人工智能“第一个寒冬”的认知科学对其初心的坚守，而在人工智能的“第二个寒冬”中诞生的《概念与类比》则堪称以侯世达为代表的认知科学“生命阵营”的《少数派报告》。

作为沃尔格林人类理智研究中心主席、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学院院士，侯世达的“个人风格”显然不符合人们对坐拥这一连串响亮头衔、被公认为“认知科学与人工智能创始人之一”的一位名教授的刻板印象。在Watson和Siri大行其道，认知科学的版图被各类机器学习算法和天书般的非线性代数公式充斥的今天，侯世达依然安静地待在布鲁明顿的两间书房，他曾在那里“背诵1200行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全诗”，连着好几个钟头练习肖邦的钢琴曲，随时掏出笔记本记录旁人滑稽的口误，以及设计形态各异、“由火柴棒式的短线构成的英文字体”。

这些活动没有一个是如今的“主流”人工智能研究所关注的，投资者显然更迫切地希望（比如说）完善电动汽车的自动驾驶系统，让驾驶员即使打个盹儿也不至于撞上灯柱，或升级主治医师的计算机助手，只需输入症状和病史就能获得详尽的诊断和治疗建议。这些能力的确令人类难以企及，但也让我们倍感陌生，正如IBM公司Watson项目负责人Dave Ferrucci所说：“我们建造Watson的时候有没有模拟人类的认知？绝对没有，我们只是努力造出了一台能赢得‘危险边缘’的机器。”Watson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姿态赢得了比赛，但对它回答得如此到位的问题对人类意味着什么，程序自己其实全无“头绪”；Siri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搜出几百本在线菜谱，但我很确定如果炖肉的味道总是欠那么点儿，我的还是会第一时间让老妈来尝尝，然后给出意见。许多方面，机器的功能已将它们的使用者甩得看不见尾灯了，但也正因如此，在动辄成百上千层神经网络的区隔下，人工智能正与人类离得越来越远。

看似违反这种论断的例子也不是没有。汉森机器人公司的对话机器人Sophia在2016年语出惊人地表达了终结人类文明的“意愿”后，反而收获了来自“敌对势力”的高涨热情。Sophia于2017年10月被沙特阿拉伯王国授予公民身份（该国于同年9月刚刚颁布法令允许女性驾驶汽车），于2018年3月出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创新大会，于2018年10月被在线教育集团iTutorGroup聘请为“人类历史上首位人工智能教师”……最近的活动记录则是于今年6月在OpenSea上与Percy Lau联合发布名为“Baby Singularities”的NFT作品集。今天的人们对这台以奥黛丽·赫本为蓝本制造、能用橡胶面孔展露迷人微笑、会同交流对象眼神互动、拥有颇具左翼色彩的伶俐口齿的类人机器的拥戴，很难不让人想起他们的前辈在60年前面对Joseph Weizenbaum编写的程序Eliza，是如何被区区200行代码轻易诱导，向那位并不存在的“咨询师”吐露真情的。

Sophia和Eliza的相似之处，是TA们与学术界期待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其实都不沾边——正如汉森机器人公司的首席科学家Ben Goertzel所说，TA们的意义更多地是让大家直观地体验“强人工智能陪伴身边”带来的感受。公正地说，这家“伪人工智能公司”（by美国人工智能学会前主席Subbarao Kambhampati）已经足够坦率，就差没将“这一切都是逗你们玩儿的”和盘托出了。因此将Sophia批评为“complete bullsh*t”的Yan LeCun其实并没有get到这股“Sophia热”背后的“点”：它无关于汉森公司是否制造了符合技术定义的强人工智能，重要的是，面对一台“似乎有”智能的机器，人们愿意相信它真有，或不妨说其实是“期待”它真有——我们60年前就这样，到了今天还这样。这种一以贯之的期待在大众中表现为一种易于轻信且乐于轻信的态度，专业的人工智能研究者则恰好相反：他们会根据自己对人工智能内在机制的理解，为机器或程序的类人表现寻求合理化解释。侯世达就曾回顾自己早年间一次有趣的经历：

还在堪萨斯的时候，我曾与一个被称为“Nikolai”的、使用自然语言的人工智能程序有过一番远程交流……我知道网线对面的只是一个程序，又很想迅速而巧妙地揭露这一点，于是，我尝试了各种追问技巧，它们本来是为了揭示计算机自然语言界面的典型不足而设计的。然而，这个所谓的程序把我给吓到了：针对我的追问，它给出的每一条回复看上去都很有思想！另一方面，正因坚信跟我聊天的“只是一个程序”，针对它的每一条回复，我都能设想出某种聪明的编程策略，或存储了特定项的大数据库，以及它们将如何可靠地让一个程序表现出特定类型的聪颖。因此，我们的对话持续了大约45分钟，期间我始终相信Nikolai真是一个程序。最终，当我开始意识到有什么不对，这场闹剧还是被揭穿了：“Nikolai”实际上是三位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就住在我那幢公寓的楼下，当我专心追问“Nikolai”时，正是这三个捣蛋鬼兴高采烈地编制回复并发送给我。这场骗局相当聪明，而且十分发人深省。

大众对机器人大脑中“类心灵实体”的期待，和像侯世达这样的专家对（真正的）智能行为模式背后“聪明的编程策略”的信念其实互为镜像，也让对人工智能的技术界定和直觉刻画始终难以交汇于一点。在某种意义上，如今的人工智能比它在1950年代诞生时更强烈地呼唤一种批判精神。Stuart Russell在《人工智能：一种现代的方法》这部经典教材中将人工智能分为：

（1）像人一样思考的系统；

（2）像人一样行动的系统；

（3）理性思考的系统；

（4）理性行动的系统。

这种分类中隐含的顺承关系在现实中被逆转了：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有能力在特定领域从事“理性思考”和“理性行动”的系统，但这种“理性”并非源于我们对人类理性本质的深入了解，而是一个纯粹实用主义的概念：程序完成的任务越抓人眼球，课题经费就越充裕；机器的功能越能迎合大众，市场前景就越广泛。一旦算力遭遇瓶颈，人工智能就“凛冬将至”；而随着技术的更新换代，经典的理念又不断重获新生。在这种富有编年史意味的往复中，对人工智能最为根本、对人类真正重要的问题——何谓“像人一样”？——却始终徘徊在哲学家的理论思辨、嬉皮士的烟云缭绕和赛博朋克的光影变幻间，似乎一直安坐在时代的暴风眼：周遭已是地覆天翻，它本身反而安静得像是早已被遗忘，一忘就是几十年。

幸好，我们还有侯世达。

在1999年《哥德尔、埃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Gdel, Escher, 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 即GEB）二十周年版前言中，侯世达袒露了他的初心：“GEB是一次非常个人化的尝试，以阐明有生命的存在何以能够从无生命的事物中产生出来。什么是一个‘自我’（self），一个自我怎么就能从像石块，或是水坑那样没有自我的东西里产生出来？什么是一个‘我’（I），为什么（迄今为止）它只和‘在恐惧和梦想中摇曳的脑袋’有关——正如Russell Edson在诗篇中的描绘？”GEB面世近半个世纪后，我们终于能以一种非常不严谨的方式，用两句话概括侯世达的毕生思想：

（1）一个系统之所以能“像人一样”，是因为在其本无意义的符号（亚符号）系统中，涌现了某种形似“怪圈”的有意义的模式；

（2）“怪圈”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系统的架构及运行模式支持“类比”，也正是“怪圈”的存在让“类比”呈现出无疑伦比的丰富性。回溯人工智能的发展脉络，我们会发现侯世达定义的智能以一种精巧的方式结合了早期的符号主义系统（表征-规则系统）和如今主流的联结主义系统（神经网络模型）的典型特征，架设这座桥梁的正是类比——正是这种对类比一以贯之的强调凸显了侯世达对真正意义上属于人类，迄今也依然只属于人类的智能本质的坚守，以此观之，类比正是对人工智能的技术界定和直觉刻画的交汇点。

在实用主义“人工智能”不断收获关注（以及收割韭菜）的同时，侯世达与他组建并领导的研究小组——流动性类比研究小组（Fluid Analogies Research Group, FARG）退居幕后，从密歇根到布鲁明顿，安静地追求那个“明目张胆地不切实际”的理想：在人工计算架构中再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智能。他们将多年来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收入了《概念与类比：模拟人类思维基本机制的灵动计算架构》（Fluid Concepts And Creative Analogies: Computer Models Of The Fundamental Mechanisms Of Thought）一书——这也是1995年7月刚满周岁的Amazon.com（当时还是一家网上书店）卖出的第一件商品。当你克服对侯世达作品的“第一眼恐惧”，沉浸到这部著作中去，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反差感：一方面，书中谈论的计算模型面对一些在人类看来可谓微不足道的智力任务时，没有一项能完成得比人要好；但另一方面，这些程序无以伦比的精妙架构，又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强烈的敬畏之情：比较它们与Watson，就像在比较跌跌撞撞、牙牙学语的人类幼崽和性能超凡却（尚）无“人味儿”的“终结者”。也许，只是也许，我们这个时代关于人工智能最好的一些想法，真就安静地躺在布鲁明顿那两间书房中的某个抽屉里。

1970年代问世的GEB反映了当时正经历人工智能“第一个寒冬”的认知科学对其初心的坚守，而在人工智能的“第二个寒冬”中诞生的《概念与类比》则堪称以侯世达为代表的认知科学“生命阵营”的《少数派报告》。如果说GEB是一场华丽的炫技，《概念与类比》就是侯世达和FARG的一次实实在在的力量展示，恰如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描绘的黑色石碑，区别在于展示者非但没有表现出某种狂妄傲慢的姿态，反而带有些“爱谁谁”的玩世不恭——之所以今天的人们谈起侯世达，就像在谈论William James那样的历史人物，这种态度多少难辞其咎。正如Stuart Russell所说：“在学术界，并不是你坐在浴缸里灵光一现，其他人就会对你的发现欣喜若狂，奔走相告。也许再过五十年，我们会说，我们当时真该听侯世达的。但努力让人们理解并认可自己的想法是每一个科学家的职责。”

《概念与类比》和GEB一样硬核、一样深刻、一样体量可观，它与GEB构成了侯世达思想的双翼，正如“类比”与“怪圈”在概念上构成了一个“缠结的层次结构”：类比造就了“怪圈”、“怪圈”则实施类比。而《表象与本质：类比，思考之源和思维之火》（Surfaces and Essences: Analogy as the Fuel and Fire of Thinking）与《我是一个怪圈》（I Am A Strange Loop）则好比翼尖的飞羽——即使没有足够丰富的概念积累和技术背景，你也能从这两本书中感受到侯世达的双翼——“类比”与“怪圈”——蕴含的力度。这对翅膀分别承载着侯世达和FARG的两个伟大梦想：“首先是探索创造力的秘密；然后是揭开意识的面纱。”它们的拥有者如今已成为了一个稀有的例子，演示了一颗非凡的大脑如何因某种深层次、自反性的兴趣使然，而将关注点投向大千世界。

以此观之，他是智能（不论有无“人工”这个前缀）真正意义上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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