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杰雄
报告文学是最好写的体裁,也是最难写的,因为报告文学大部分是宏大叙事,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量数据和中心事件,要处理得好看又有意味,是很难的。余艳老师是个气场很强的人,待人热情真诚,朋友遍天下,是我很仰慕的知心作家大姐。文如其人,余艳《新山乡巨变》在近年湖南报告文学创作中有突破性,对她既往创作也是一种突破,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优秀素质。很多国内评论家都看到了,这是一部对时代重大主题与中心事件进行正面强攻的作品,写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国策,写的是进入数字化时代的清溪村的今日新面貌,在书写对象与精神资源上继承了《山乡巨变》。我们回看历史,周立波《山乡巨变》不就是写五六十年代的乡村振兴吗?它代表乡村振兴的传统精神资源。
评论家大多关注《新山乡巨变》的宏大叙事,可能没有注意到,余艳对周立波《山乡巨变》的艺术资源也做了很好的汲取,可谓从农村题材,精神资源,到艺术经验都做到继承。关于《山乡巨变》的艺术经验,北大出版社《中国当代文学史》有一个很好的论述:“对于这一‘规格化’的主题和情节方式,作家更乐意通过特定地域的乡村日常生活来展开。另外,对于体现在不同阶层农民身上的‘道路’分歧、冲突,也愿意放在乡村人情、血缘、伦理等关系上处理,而持一种较为宽厚、同情的态度。因而作品中有一种略带幽默、风趣的叙述语调,并在生活美感的价值上,来表现乡村的人情风俗、自然风光。”
余艳应没有看过文学史,令人惊奇的是,她从对《山乡巨变》的虔诚学习和《新山乡巨变》的创作实践中,体验到了周立波的艺术经验,就是在宏大叙事的框架下,留有很多间隙和余地,坚持从日常生活去写时代主题,从生活经验去写政治政策,透出浓郁的人情味儿。
一是日常化。不是那种写大场面写大事件,而是写乡村振兴的日常化表现,写国家战略对老百姓日常生活与思维方式的影响。如第李娭毑一把将老头子扒开:“天天只讲点现话,我来我来。”她几乎把头贴在电视机上,对儿子说:“早点回来算哒,村里现在好得很。”日常化就是写基层人民的生活,与每个人普通人生活相通,与普通读者心理有可通约性。所以这本报告文学首先是具很好的可读性,拿到书翻开试读,不知不觉就读了几十页。
二是人性化。创作入情,入心,文字都是被作者用心用情浸润过一遍的,去掉了说教体与教化性,有一种将心比心的理解。这样,全书对中心事件、政策的描述都去了套路,变得鲜活、亲切、可感了。如村支书谌清平要钉子户黑妹签土地流转合同,黑妹说:“我就是不签,看你拿我摔一跤。”小标题很具体、形象,没有说理和做报告的语言,标题都很有人情味,如故居管委会主任李良平缠着民间收藏家汪勇要回故居文物那节:“凭十一年的韧劲,就算是石头也能盯出花来。”
三是细节化。不说空话套话,而是用细节真切地反映时代空气的变化,彰显人民公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如写益阳高新区管委会书记陶世群第一次进村,车陷在泥泞,发现一辆手扶子来了,就招手坐上手扶子,头也不回向清溪村摇晃而去。上手扶就是扑下身子、扎根人民的具象化,共产党干部的本色就是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一个平常的进村细节描写,胜过连篇累牍的道理宣讲。
在艺术上,营造一种诗化氛围,字里行间浸润着诗意。很多风景和场面写得很美很有情致,每一章的引言就是一篇散文,如写清溪村的杜鹃路:“唯有映山红爽朗大方,没有梨花带雨的楚楚可怜,也没有桃红杏粉的娇媚撩人。映山红,迎着风毫无畏惧地绽放,有着火热的鲜红、灵动的姿态。”诗一样的抒情语言中还有精神的建构,映山红就是立波精神的写照。还有第一章写今日清溪乡与周立波穿越时空的对话,借鉴了网络作家的穿越手法,也吸取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这赋予这本书很好的艺术性,使它超越了新闻报道的纪实性,保证了文学性,保证了人文情怀。
[责编:刘瀚潞]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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