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什么会做出帮助行为

如果预期的回报超过了代价,我们便可能帮助别人。你可能会反对这种解释:社会交换理论把无私性从利他主义中剔除了。该理论似乎暗示助人行为从来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利他主义,我们只是在回报不明显时才将其称作“利他的”。如果人们帮助别人只是为了减少内疚感和得到社会赞许,我们就很难认为他们是做了一件好事。只有当我们不能用别的动机来解释他们的利他行为时,我们才表扬人们的利他主义。

然而,从婴儿时代开始,人们有时会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共情或同理心。看到别人受苦时,我们也会觉得难受;看到他们的苦难结束,我们心里会好受些。慈爱的父母(不像虐待儿童者和其他残忍的人)看到他们的孩子遭受痛苦,自己也会感到痛苦;而当孩子快乐时他们也会跟着快乐。虽然有一些助人行为实际上是为了赢得回报或者减轻负罪感,但实验证明,还有一些助人行为的确只是为了增加他人福祉,而由此产生的满足感不过是一种副产品。

在这些实验中,同理心常常导致助人行为。当帮助者相信他人确实会从所需的帮助中受益时,他们就会帮助,而不在乎受助者是否知道是谁帮助了他们。社会规范也能激发助人行为。它们描述了我们应该如何行事。我们习得了互惠规范(reciprocity norm):对于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应当施以援助。

但是,当我们觉得有些人无法做出互惠的给予和回报时,这种互惠规范就会受到限制。所以我们还能感觉到另一种规范,即社会责任规范(social-responsibility norm):我们应该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而不考虑未来的回报。当我们为一个手拄拐杖的人捡起掉到地上的书时,我们并未期望任何回报。

我们提出的这些助人行为的原因具有生物学意义。家长对子女和其他亲戚的同理心,有助于他们共享的基因得以延续。同样,进化心理学家也认为,小群体中的互惠利他主义提高了所在群体成员的生存机会。

人们何时会做出帮助行为

旁观者为什么都如此无动于衷呢?社会心理学家对此感到好奇和担忧。因此,他们设计实验来考察人们什么时候才会在紧急情况下伸出援助之手。他们还进一步考察,哪些人最有可能在非紧急情况下帮助别人,如捐钱、献血或贡献时间?

在他们的答案中,研究者发现以下人群通常更愿意做出帮助行为:有负罪感,所以会找一种途径来减轻负罪感或修复自我形象;有好心情;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以高频率的捐赠和志愿服务为据)。社会心理学家也研究了促进助人行为的情境,我们帮助他人的概率在以下情境中会增加:

我们刚刚目睹了一个助人行为榜样;我们并未在匆忙赶路;受害者看上去需要并值得帮助;受害者与我们自己很相似;我们生活在小城镇或乡村;周围其他旁观者很少。

旁观者在紧急情况下的冷漠使得社会评论家们感到悲哀,他们哀叹人们的“疏离”“无情”“冷漠”以及“无意识施虐冲动”。通过把紧急事件中的不干预行为归因于旁观者的个人禀性,我们倒是可以聊以自慰:作为有同情心的人,我们在类似情境中肯定会提供帮助。那么,那些旁观者就真的具有那种无情的禀性吗?

社会心理学家比伯·拉塔奈和约翰·达利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巧妙地设计了一些紧急情境,发现一个特别的情境因素,即其他旁观者的在场,会大大减少人们对事件的干预。截至1980年,研究者共做了40多个实验,比较了个体在两种情况下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其一是个体认为自己作为旁观者独自在场,另一种是认为还有其他人在场。

如果旁观者之间可以自由沟通,受害者在只有一名旁观者时得到帮助的可能性,至少不低于有多名旁观者在场的情况。互联网上的沟通也是如此,当人们相信自己是唯一被请求给予帮助(例如,有人询问大学图书馆的网址)的人,而没有其他人收到相同的请求时,他们更容易做出帮助行为。

一旦我们注意到一个模糊事件,我们必去解释它。如果你待在一个充满烟雾的房间,即使会心生担忧,你也不愿意表现得慌张而让自己丢脸。你通常会看看其他人的反应,如果他们看起来都很平静、漠不关心,你就会认为一切正常。也许你会耸耸肩,接着又继续工作。另一个人也发现了烟雾,而他看到你表现得无所谓,就同样不做声了。这是信息影响的另一个例子。

须谨记,社会心理学家担负着双重的伦理责任:其一是保护参与者;其二是致力于发现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进而改善人们的生活。伦理原则应该是这样的:在保护参与者利益的前提下,社会心理学家通过更深入地洞察我们的行为,从而实现他们对社会的责任。

了解了抑制利他主义的诸因素就可以降低这些因素的影响吗?菲利普·津巴多的“英雄主义计划”旨在增强人们的勇气和同情心,他认为成为英雄的第一步即要认识到,社会压力可能会阻止作为旁观者的你采取行动。阿瑟·比曼及其同事用蒙大拿大学学生作被试的实验表明,人们一旦了解了为什么旁观者在场会抑制帮助,他们在群体情境下帮助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研究者在演讲中,告诉一部分学生,旁观者的冷漠如何影响个体对紧急事件的解释以及责任感。另一部分学生则听一场其他的演讲或者未听任何演讲。两周之后,在另一地点进行了另一项实验,作为该实验的一部分,参与者(与一个冷漠的研究同谋)在路上遇见一个人摔倒在地或者趴在自行车底下。结果发现,在那些没有听帮助演讲的人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会停下来实施帮助,而接受了“启迪”的参与者中实施帮助的人数则两倍于此。

读完这一模块之后,你或许已经有所改变了。当你了解了什么因素会影响人们的反应之后,你的态度和行为还会与以前一样吗?恰巧,我(戴维·迈尔斯)和另一位作者都经历过类似的事情。琼·特韦奇在一门社会心理学课上讲过这个研究之后,有学生发来了一封电子邮件,说他看到一名年轻女子在教室外面晕倒了。他想起课上说没有其他人会帮助她,于是拨打了911,并在旁边守着她。

就在我要写下这最后一段的当口,一位以前住在华盛顿特区的学生来访,她提及了她刚刚经历的一件事情。一名男子不省人事地躺在人行道上,旁观者纷纷走过。“这让我想到了那节社会心理学课,还有群体中人们为什么无动于衷的原因。我想,‘如果我也袖手旁观,那么谁来帮助他呢?’”于是,她拨打了急救电话,并一直陪伴在那个人的身边,这时其他旁观者也加入进来,直到救护车到达。

那么,对正面和负面的社会影响的了解将会如何影响你呢?你学到的知识会不会影响你的行为?但愿如此。那些不做出任何反应的人是否就无动于衷或冷漠无情呢?当研究者走过来说结束实验时,大多数人立刻表示出关心,很多人都感到手在颤抖或掌心出汗。他们相信有紧急情况发生,但不能决定是否该行动。

在这些实验(如“房间充烟”实验)完成后,拉塔奈和达利询问参与者,他人在场是否会影响他们?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人在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但参与者却几乎总是否认这种影响的存在。他们一般回答说:“我知道有其他人在场,但我的反应与他们不在场时是一样的。”这些回答强化了一个我们熟知的观点:我们通常并不知道自己所作所为的原因。这就是实验为什么具有启示意义。在真正的紧急事件发生之后,对袖手旁观者的事后调查会掩盖旁观者效应。

在癫痫发作的实验中,研究者迫使参与者决定是否要中断讨论而去报告出现的紧急情况,这样做符合伦理吗?你会反对参加这样的实验吗?请注意,这样的实验是不可能去征得你的“知情同意”的,因为这会破坏实验中的伪装设计。研究者总是认真地向实验参与者进行事后解释。

举报/反馈

穷心理

2.4万获赞 4598粉丝
智者不只发现机会,更要创造机会。
优质情感领域创作者
关注
0
0
收藏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