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巴汉水是摇篮，汉中人类百万年，万年陶玉稻粟猪，中华文明最久远。

中国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距今7000年∽5000年）、龙山文化（距今5000年∽4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呢？那就看陕西省汉中市的三个遗址：何家湾、李家村、龙岗寺，距今1万年∽7千年。

中国版图的中间地带，即南北过渡交汇区域，陕南汉中市位于秦岭、巴山之间，长江中游支流汉水上游，这里是出土百万年前原始古人类化石及其打制旧石器的区域，10万年∽1.5万年的现代古人类化石及其磨制石器就出土于汉中疥疙洞遗址，日益进化到1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是自然而然的事。

在1万年∽7千前，古汉中人凭借地利优势，起到了南北交易的桥梁作用，而自己首先受益的是南稻北黍通吃：既种水稻吃，又种粟黍吃。更有甚者还养猪吃肉，领先于南北。还有4项领先者：早于仰韶文化区制玉器、陶塑、骨雕，仰韶文化早期城固宝山出现“中华第一窑”，堪称早先文明了。

　　人类不断地发明创造而进步，要创造文明，人类本身得靠谋生存、求发展，吃饭问题决定生命，猎鸟兽、采果菜不能满足养命需要，就得种植农作物生产粮食。汉中新石器早期遗址发现了窖藏炭化水稻、粟黍颗粒，进入了农耕文明。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华农耕文化的智慧结晶和优秀代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文化遗产对于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传承万年的“共生”之道。

　　著名“世界科技史”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所著《中国科技史》：“汉水上游是古代世界的盛地，因为汉水发源于秦岭南麓，从这里有道路通往渭河流域，北面的关中地区和西南面的四川地区。因此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汉水流域是长江流域和上述几个地区之间的著名通道，同时也是古老华夏文明的源头地。”

李家村遗址

　　位于陕西省西乡县城西南约2公里葛石乡和平村，是“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的命名遗址，在牧马河南岸阶地上，面积约2.6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1961年、1962年、1982年三次发掘，揭露出灰坑、窖穴、房址、陶窑、成人墓葬、瓮棺葬、石器、陶器等。

1958年，农民在深翻土地时，发现有古代器物，经考古单位考核、证实，为史前文物。先后三次发掘，出土文物大致分两类：一为石器类，其特征以磨制为主，打制次之，磨制的器物有石斧、石锛、石铲、砥砺器（即磨刀石）等，打制的石器主要是刮削器。

另一类为陶器，有陶罐、陶鼎、陶碗、陶盂及陶锉等，其中以圈足碗、三足器、平底钵以及扁平磨光双弧刃石铲等，最具有新石器时代文物的代表性。陶器内黑外红，以夹砂灰白陶为主，亦有泥质深灰陶、夹砂红陶等，其制作工艺原始，造型简单，均系素陶，器物壁薄，火候也较低。陶器上的饰纹，多为线纹、绳纹或锯齿状。

此外，还发掘出墓葬区一处，瓮罐葬两个，房屋遗址一处，柱洞数个。屋为园形，门各南开，屋后背水，室内地面夯烧坚固，室中有烧陶之窑迹，室外有残陶窑坑和灰坑，并有鹿角、兽骨等。具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特征。曾被认为是探索仰韶文化来源的线索之一。

李家村遗址的分布年代：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0000—7000年；属仰韶文化时期距今7000—5000年；属龙山文化时期距今5000—4000年；属夏代文化时期距今4000年以下。

陶器是李家村遗址出土遗物的主要特征。从陶质来看，主要有泥质内黑外红陶、夹砂灰白（褐）陶和泥质黑陶三种，其中泥质内黑外红陶约占65%左右，夹砂灰白（褐）陶约占16%左右，泥质黑陶约占8%左右。以上三种陶质约占李家村遗址出土陶器的89%左右，其余为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陶器纹饰主要有线纹和绳纹，个别有锥刺纹和布纹，未发现彩陶。线纹均饰于泥质内黑外红陶器外表，绳纹均饰于夹砂灰白（褐）陶器外表，泥质黑陶器均为素面。陶器器形主要有圈足碗、三足器、和平底钵三种，成为李家村类型遗存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另外，还有少量的圜底钵和凹地小罐等。陶器制法采用“泥片砌筑法”，其圈足碗和三足器采用分段制作粘接合成的制陶技术。陶器的烧制，泥质内黑外红陶器采用倒扣覆烧技术，器外氧化呈红色，器内还原呈黑色，形成一种独特的烧制技术。

从打制石器时代渐变到磨制石器时代，它代表了人类社会进化发展中最关键的因素，即先进生产力的进步，因而是人类发展、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陶器中以圈足碗和三足器为主，发展到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陶器中以圜底器和平底器为主；从从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陶器以泥质内黑外红陶、夹砂灰白陶为主，发展到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陶器中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为主；以及前后两个类型文化遗存器物纹饰的承袭、演变，这种渐变的历史脉络，即是一种量变到质变的突破和文明进步。

李家村遗址是中国考古学界发现的第一个前仰韶文化早期文化遗址，其文化内涵为认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标尺。从而被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标志。

李家村类型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更重要的在于她填补了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空白，并且被证实是联结其周边古人类文化的纽带，是汉水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的缩影。西乡李家村类型的文化遗存的发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前仰韶文化早期文化的研究，对汉水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学以及古文化史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何家湾遗址

　　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何家湾，位于县城东北5公里的古城镇三合村，在泾洋河右岸第二台地上，高出河床约10多米。

何家湾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存。1980年10月— 12月发掘，遗址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150米，总面积4.5万平方米，发掘面积610平方米，出土文物有石器、骨器、陶器等生产和生活用具600余件，并清理出仰韶文化前期的残居住址20余处、灶坑一个，储藏物品的窖穴115个及墓葬25座。

何家湾遗址是当时在陕南所发现的史前时期遗址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好、堆积层最厚、出土文物最丰富的一处遗址。1982年4月14日，在又一次发掘中，发现了一个完整的骨雕人头像，这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一个骨雕人头像，也是一件极为珍贵的骨雕艺术品。

　　距今1万年∽7千年前，汉水上游汉中西乡的先民们便开始在这块“气候温和，山环水饶，富风景优美之区，林秀壑幽，柏岚苍翠之奇”的汉水流域，以坚硬的石制、骨制工具向大自然展开的挑战。他们用原始的石制、骨制工具砍倒树木荆棘、放火烧荒垦种。特别是在西乡何家湾遗址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灰坑和文化层中发现不少草拌泥红烧土块，并在这些土块中发现有植物根茎和种籽的印痕，以及大量的谷物研磨器遗存，而这些植物种籽的形态又与稻谷、粟黍非常相似，这一发现证明当时在汉水上游已经有了水田稻作、旱地粟作，南稻北粟交汇并举农业——“锄耕农业文明”，为研究中国农业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何家湾遗址与李家村遗址，同时代同类型。从李家村遗址所发掘的器物以及炭灰取样化验鉴定，考古学家认为该遗址距今1万年∽7千年前，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属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考古学权威夏鼐曾著文认为，“李家村文化是探索仰韶文化前身的一个较可靠的线索”。考古学家魏京武认为，“李家村文化是联系黄河、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期早期文化的纽带”。在李家村文化遗址未发现之前，中国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只有属于中、晚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早期文化还是一个缺环。因此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将西乡李家村正式命名为“李家村文化”，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标志。

2006年5月25日，李家村遗址作为新石器时代古遗址，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宝山遗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陶窑，从技术上被誉为“中华第一窑”。以前我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陶窑多为横穴式和竖穴式，火焰直接接触器物坯体，而宝山陶窑采用环行火道，使火焰倾斜进入内、外窑壁，不直接接触器物，且有控制火势设施，其功能与后世烧制瓷器使用的匣钵设施相似，大大提高了成品率和陶器质量，极具科学性。

　　1988—2002年，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赵丛苍带领研究生两次对宝山的发掘，有了令海内外瞩目的重大发现，其地点正在宝山寺山门前。两次发掘发现宝山是6千多年以前古代人类活动的遗址，其中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全倒焰陶窑，数量达13座。这一发现将我国使用全倒焰陶窑历史向前推进了5千多年，对研究中国乃至世界制陶史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此前见到的我国古代最早的全倒焰陶窑实例，是在南京地区发现的专门用于烧制琉璃瓦的明代全倒焰窑。宝山遗址发掘的这批陶窑的结构，在以往考古中从未见到过。它的窑体由直径80至100厘米、高度70厘米的圆筒状窑室和簸箕形的直穴式火膛组成，其构造的奇特主要体现在窑室部分。烧制陶器时，将陶坯装入窑室，火膛内的火苗向上进入火道，由于开口在窑室底部的烟道所形成的抽力，火道内的火苗疾速通过窑室内壁上沿冲入窑室，形成倒焰。这种全倒焰陶窑，由于火苗基本不接触陶器，而是以大量进入窑室的高温将陶器烘烤而成，大大提高了成品率，保证陶色均匀。同当时烧制陶器一般采用的以火焰直接烧制陶器的所谓“横穴窑”相比，具有极大的先进性。

宝山遗址不仅是汉江流域发现遗存最丰富的仰韶遗址，也是长江大流域境内发现遗存最丰富的仰韶遗址，其烧烤坑在全国罕见，仅就其烧烤坑的发现及大量陶片的发掘，足以证明其应为中华最早，规模最大的窑址。宝山遗址不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靓点，更是研究先民生产，繁衍的有力物证。其出土的陶窑形态是稀奇罕见之物体。可以推断这里曾聚汇过大批工匠，他们技艺高超、技能多变、陶器细腻是全国他处不曾见的，这就形成了宝山窑址众多，文化层面深厚的现象，其中的全倒焰陶窑，更是蕴含了深奥的科学原理，至今未发现比这里更早的全倒焰陶窑。誉为“中华第一窑”当属无愧。

宝山窑址的发现发掘，其研究成果轰动全国，并在国际上产生一定影响。国内的中央电视台以及《新华文摘》、《科学时报》都作了大篇幅的详尽报道，国外的日、韩及东南亚媒体也作了及时传播。宝山遗址2002年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任何重大发现都不是偶尔和孤立的，说宝山一带是先民早期生息繁衍的发祥地，其更重要的证明还有附近的淡家咀遗址、莲花池遗址、江湾遗址，以及城固洋县大量青铜器，资料显示，在宝山苏村，自1955年—1987年先后出土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就有578件，占全县出土青铜器总量的79%。

　　汉中先进的制陶技术，既启发了秦岭北部关中彩陶的发展，又影响了巴山南部彩陶的生产，起到了南北制陶技术交流的过渡作用。

汉中也是南稻北粟互相引种的中介。

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发现距今约7000年的炭化粟，而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居然也发现了距今约5600年的33粒炭化粟。

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发现了距今约5800年的541粒炭化稻，巧合的是陕西渭南东阳遗址也发现了距今约5800年的炭化稻。

汉中这个南北交汇地带，对促进南北农耕文明的发展壮大，发挥了桥梁作用，也是南北民族物流交易、人员交往、迁徙融合的联系纽带。

　　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位于梁山余脉、汉江右岸第三级阶地上，洞穴朝向西北。2018年至201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南郑区龙岗寺遗址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等单位联合组队，对疥疙洞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考古专家在遗址内发现了距今10万—1.5万年间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包括人类活动面、石器加工点、火塘等，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境内10万—5万年间的关键考古资料，填补了汉中盆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洞穴型居址的空白。距今3万至2万年间的早期现代人类化石的发现更为难得，为东亚现代人本土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这些发现为探索中国南北方过渡地带晚更新世人类文化发展、探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研究等重大课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资料。

陕西汉中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扯，入选201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

　　龙岗寺遗址（又称龙岗寺古人类遗址）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梁山镇汉江南岸，距汉中市中心城区3.5公里。龙岗寺遗址是汉水流域一处重要的旧石器遗址和新石器时代早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址，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遗址名录。

龙岗寺遗址文化内涵包括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汉代墓葬群、千年寺院建筑和近现代革命旧址五部分，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和社会经济价值。龙岗寺遗址是我国目前为止发现的为数不多的超过10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再次证明汉水流域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120万年前，龙岗寺遗址就有古人类活动。新石器时代，筑有大量的房屋，大片的墓。汉代，在龙岗寺以东50米建有墓葬群。南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年），始建龙岗寺。唐宋时期，龙岗寺规模扩大。

龙岗古人类遗址高出汉江河床约40—50米，这里纬度适中，低山丘陵，一脉相连；濂汉二水，南北交汇，形成汉中盆地。遗址区从耕土层至地下2米处，均可见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堆积，新石器时代遗迹大约有15万平方米，包括制陶作坊区、古人类生活区和墓葬区。再往下就是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堆积，堆积最深处的断面达到十几米。

龙岗古人类遗址，新旧石器文化同一遗址共存。遗址内的各功能区经过严格规划，新石器时代的墓葬无论从葬制还是类型上看，都与同时期的半坡遗址一脉相承，与半坡遗址不同的是，龙岗寺遗址的房屋是高台建筑。

1943年以来，龙岗寺遗址发现数以千计的旧石器，类型有砍砸，石球，尖状器，刮削器等，与大熊猫，剑齿象，羚羊等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伴生；出土了青铜鼎、玉鸟、鎏金带勾等珍贵文物九十余件。

1983年10月至1984年底，出土了新石器时代早期人面壶，彩陶罐，船形壶，兽头尖底瓶，人头彩陶壶等文物三千余件。

龙岗寺彩陶领先于中原仰韶文化，而仰韶文化区遗憾缺少的玉器，龙岗寺遗址却大量出土，而且选料优质，制作精美，在东北与长江早期玉器的中间地域鹤立鸡群，也证明汉中在与南北玉器文化交流中，选料及制作工艺取其精华。

2013年，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南京大学等组成的考古队，发掘出土了旧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的大量文物，其中属旧石器的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等制品达3万多件。

龙岗寺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分布密集，自成序列，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龙岗寺新石器时代遗址经挖掘清理，从地层上证实了李家村文化早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为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渊源，分期和发展脉络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汉代墓葬群为研究汉水流域汉墓的结构和分布情况提供了宝贵资料。

龙岗寺遗址是中国目前为止发现的为数不多的超过10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再次证明汉水流域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龙岗寺遗址对研究人类起源、人类技术性行为、人类石器使用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连接中国南北旧石器的一个过渡地带，它的文化面貌上既有北方的一些性质，又有南方的历史工业的一些性质。对研究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演化、南北旧石器文化交流以及东西方旧石器文化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龙岗寺遗址包括旧石器时代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址、汉代墓葬群、龙岗寺宗教文化遗产、中共陕南特委代表会旧址等文化遗产，不仅规模宏大，历史文化悠久，更具有历史文化的连续性。

龙岗寺古人类遗址所在的汉中盆地，因其地理位置特殊，在古代交通和文化交流与发展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龙岗寺古人类遗址，从中更新世早期延续至全新世初期，是连接中国南、北旧石器文明的重要节点，其内涵也同样显示出明确的多样性。早在旧石器时代，汉江流域就已率先成为史前人类文明交流的大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