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观，也叫宇宙观——所谓世界，就是所有空间、时间、物质的总称——是哲学的朴素形态。世界观是指处在什么样的位置、用什么样的时间段的眼光去看待与分析事物，它是人对事物的判断的反应。它是人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和观点。世界观具有实践性，人的世界观是不断更新、不断完善、不断优化的。世界观的基本问题是意识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就大部分人而言，世界观的形成是被动的。是人在社会生活里被各种权力和资本取向而影响的。比如孩子的世界观最早是被父母亲所影响；体制内的人的世界观被政治权力所影响；商品经济社会中的人被资本价值取向所影响。

对于很少的一部分人而言，世界观的形成是主动的。也就是说，对于这种人而言，他们通过学习，而不是通过盲从，有意识的不断更新、不断完善、不断优化自己的世界观。这样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是非常少见的。而这样的人往往在社会中是处于领先的地位的。学习世界史对人而言是构建自身的世界观第一重要的课程。这里要强调一下什么叫世界史。

世界史，一般是指有人类以来地球上历史的总和，虽然世界的历史本身早在人类文明出现前就存在，但是人类一直到近现代才真正用这个概念来研究和述说历史。早期的“世界史”不可能记述本身文明之外的历史，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则必须要近代地理大发现以后才可能逐渐出现。世界历史根据不同的时间段，可以分为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等；根据不同的地区，可分为不同地区的历史；根据不同的代表事物，可以分为不同事物的历史。但同时，世界史又是第一容易被轻视，也是第一容易被教错的课程。我们先说为什么世界史第一重要。因为一个人所掌握的世界史的版本决定了这个人的“交流频宽”，这最终将决定性的影响这个人与其他人、与整个人类文明的联结程度。两个对世界史认知版本完全不同的人，交流上就会有极大的困难，这个是人类学、认知科学、语言学上极其浅白的事实。假设我完全不认同你对世界历史的认知——譬如，你真心认为世界是被神用七天的时间制造出来的，而我从未受过这种版本的世界史的基本训练——我们接下去的对话将无从继续。我说的每一个句子都会对你构成攻击，你说的每一个论断都构成对我的嘲讽。

而反过来，如果两个人的世界史版本在事实认知层面上有高度的重合，那么这两个人就拥有一切讨论所必须的“共同上下文”。而从语言的角度来讲，这种共同的上下文，可以直接决定共同的语言含义。不要小看这一点，即便是操着同样的语言的人，他们之间的沟通难度，往往也局限于他们之间的世界观。沟通的难度甚至大于用相通的世界观的，分别操汉语和英语的两个人之间的沟通难度。而世界观有高度重合的两个人，“公平”“正义”“友好”在这两个人的交谈中对双方都有非常接近的含义。很自然，这也意味着出现因为误解而生成的深刻矛盾的几率要大为缩小你如果明白了这一个道理，就会立刻看明白“掌握多少版本的世界观”，就决定了一个人能与多少“频道”的其他人沟通。如果你掌握得够多，那么你将获得在将来担任一位“沟通异界的使者”的绝对优势——这就是管理和领导职位的绝对优势条件。你不必再有其他任何特别的技能，仅仅依靠所掌握的世界观的版本数量，就足以靠着自己枢纽地位而成为意识形态世界的“马六甲海关”。艺术家、工程师、科学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智慧的结合很轻松就能产生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无法替代的产品。在未来的世界里，只要你够独特，你就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一个人吃不下的小众市场，那也就自然会成为你的应许之地。换句话来说——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的教育者手里，世界史是最立竿见影能保障孩子们未来生存空间和生存权的关键教育。更本质的说——多个版本的世界史的交叉洗礼，是少年儿童最重要也最有意义的社会化手段。这种教育的有效性远远的超过所谓的“言传身教他如何待人接物”——后者仅仅只是一种原始的迷信。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没有任何个人经历——哪怕是所谓成功的个人经历——可以替代“多版本世界史”成为一个人人生信条的提取来源世界各国都流行过“通过模仿历史著名成功者的人生决策来决定自己的人生观”、“通过接受父母传递给自己的经验教训来决定人生观”以及“通过模仿身边大众一致认定的所谓经受过历史考验的社会传统来决定人生观”这三种决定人生观的手段。但这三个方法事实上都有显而易见的逻辑上的致命缺陷。首先，历史名人的“成功”与他们的人生选择的关系是非必然的，甚至可能是毫无关系的。事后诸葛亮的看似乎某些选择很英明，但实际上那只是幸存者偏差所塑造出来的错觉。无数与他们做了同样的选择的他人折戟沉沙，却没有被纳入统计。他们之所以被高举，被塑造成“人模子”倒不如说更多的是因为教育话语权的掌握者希望生产出某个型号的产品。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现在社会上对马云的崇拜。可能成为马云的人，一定是和马云很像的人。马云被认定为了成功人生的代表，于是和马云很像的那些要素，就会被定义为人生成功的要素。

这是一种赌马式的思路——哪匹马能赢，最权威的办法当然就是看最后哪匹马赢了。但那时候就没用了。于是预测的时候就只好看尚未出发的马们与那些过往的冠军马有多相像。但是，实际上马云的成功是中国社会以及世界资本共同作用于中国社会内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现在看看阿里巴巴的投资结构组成，就可以发现阿里巴巴实际上是一个资本全球流通的历史进程的果实。而在今天这个反金融资本全球化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政治主流的时代，马云的成功很显然是不能复制的。这个时候再依赖马云的成功历程经验来教育孩子，这显然就是刻舟求剑了。其次，从父母的经验教训出发，实际上也是一个极为残缺不全的荒谬思路。而在人际关系伦理上，现在中国的父母们们自己对经验教训的总结能力很少是经过严格思辨训练的。而父母在家庭中对孩子的教育，更多的是基于自身生活的经验。而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更多的并不是教育，而是依赖于自己身为父母的权威。缺乏构建自身与子女之间的伦理关系的能力。（当然，这个话题就远了些。以后咱们有机会再说。）于是常常是以各种很狭隘，毫无质量的判断形势来进行表达。比如所谓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等等这样的缺乏足够逻辑思考能力的所谓经验主义判断。举例来说，笔者认识一个东北人士，此人在1996年从上海的某个大专院校毕业。本来想留在上海工作的，但是其在东北同样在国有企业内工作多年的父母利用父母亲情作为压力。花费了很大的一笔家庭积蓄来运作体制内的关系，强迫他回到东北的一家国企内工作，随后遭遇了90年代的大下岗浪潮。一家三口同时下岗，导致了重大的家庭危机。这种方法在事实上一直存在，与其说是由其教育成果支撑，倒不如说是处于惊惶迷茫的父母们为了应对自己的教育恐慌和焦虑所采取的下意识的自我调适冲动在支撑。它仅仅只是一种现实存在的客观现象，一种难以遏制的、会产生附带影响的心理现象，本质上甚至都算不上是一种“教育”。其影响的结果事实上也是随机的，没有任何可靠的逻辑能证明它一定会产生正面影响——它有可能导致笃信的子女因为坚决不肯执行家长的意见而失去关键的机会，也有可能导致对父母心怀恨意和鄙视子女而故意反向执行。造成家庭人伦上的悲剧。至于第三个方法，则更为玄幻。任何“传统”，都在事实上只能是被当代重新借尸还魂的“新传统。这就正如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一样——说的是古代的故事，但事实上是在借古代的故事背书现代的意图。这就意味着与其说被高举的、自称有千年历史的传统，从本质上讲却只是目前被社会管理者所希望贯彻的当前诉求。但公平的说，这第三种方法的确存在一定意义上的现实合理性——因为作为社会管理者，除了通过高举传统来推动这个诉求之外，也必定双管齐下，从法理上、社会规则上、资源分配的架构上或多或少的为理想的构建产物——模范公民——准备了一定的生存优势作为奖励。唯一可虑的，是这种奖励架构自己需要支撑足够久，能兑现给那些欣然接受了被塑造的认同者。而这种构建产物，在古代中国，就是科举，而在当代中国，就是高考。世界各国、所有的文化实体、在所有的历史时期，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营着这个体系。这不是什么“阴谋”或者“阳谋”。更多的，是一种体制的自我强化、自我扩张的本能。第三模式中的确存在着认真的应许，从古至今所有的社会都没有把这些主张当成恶意的阴谋来执行——只是这些应许能不能在接受这一构建的受教育者真的面对世界时有效兑现，表面上看，是掌握在统治国家的权力者手中的。但是实际上，是难以被认清的神秘事物。在历史领域里，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所谓1948年加入国民党的段子，其实就很有代表意义的兑现主体本身消失了。还有更可怕的，那就是兑现主体丧失了兑现能力。这种情况历史上更常见，比如屡次科考未能晋级的，最后走上“我花开后百花杀”道路的黄巢，与黄巢的经历类似的，就是屡试不第的洪秀全。这时候我们再回头看“多重世界史教育”这条路线，你立刻就能明白为什么这是唯一最佳的模式。因为从多重世界史里，包含了你能给予的最大的可能性的展示与研究。科学研究为什么最能让人死心塌地？因为科学作为本质的“自然史学研究”，它的结论是从最宽阔的现象考察中来。万有引力定律要经受一切引力现象的拷打和砥砺，要扛住所有可能的观察视角和逻辑演绎的质疑。它不是基于一个人在一个下午所见而得的结论，也不是基于一个民族在一个时代所达成的共识——如果按这个算，大概我们还会认为大球比小球先落地。因此，想要得到一个足够强壮、足够有扩展性的人生观，能应对最为变幻莫测的、无论是父母们，社会的管理者们，国家的统治者们自己也无法断言的未来的挑战，唯一符合逻辑的教育方法，就是“多重世界史教育”。什么叫多重世界史？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概念。中国过去的历史观有着很大的局限性。梁启超提出了“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也就是说，中国过去的历史观，很大程度上局限在政治历史上。而且还是局限在一种很狭隘的政治观念历史上。这时候我就要重复一下笔者在开头说的世界史的概念，世界（world）广义上来讲，就是全部、所有、一切。而我们生活的时代，绝对不仅仅是政治的。更绝不仅仅是家谱意义上的政治的。世界史，从狭义上说，除了政治历史之外；还有科学技术史、医学、免疫学史、艺术史、哲学史、经济史等等很多方面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教育，一方面严重的偏向“帝王将相”，极端的缺乏对其他方向的历史组成的构建，以至于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目前最权威的构建，是英国人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年12月9日－1995年3月24日）搞出来的。另外一方面，则是对历史中的各种社会生活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的理解是割裂的。以前曾经有人跟我抱怨过中国产的汽车质量不好，汽车用内燃机质量普遍低于进口货。油耗大，维护麻烦等等一系列的麻烦。进而上升到了中国的汽车工程师们不敬业，汽车企业领导们无心发展技术，最后上升到了对体制问题的抱怨。但是我就对他说了一句话，就打消了他的这种焦虑：“所有二战战胜国的汽车用内燃机的技术水平，都不如二战战败国的。”从此他开始从更多的方面来理解中国的很多工业产品的现实制约因素。再比如以前在某个键政群里，大家一起讨论清王朝的政治制度，康熙大帝如何如何等等之类的问题。我就提了一句，康熙之所以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被清廷选为皇帝，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康熙已经经历过天花，有了对抗天花的免疫能力。康熙的父亲顺治皇帝一共有八位皇子，康熙排行第三。顺治去世的时候，大皇子和四皇子已经因为天花而去世，二皇子没有经历过天花，但是未来经历天花的可能性很高。而天花在当时是不治之症，在没有牛痘疫苗的时代，死亡率是极高的。为了维护清廷的统治的延续性，当时只有八岁的康熙，就成为了唯一合理的皇帝人选。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讲，康熙是被天花病毒所“选择”出来的满清统治者。笔者所举出来的这两个例子，并不是用来显摆自己多么有知识。而是在于，如果能够具备多套的世界史观，并且将多套的世界史观进行相互交叉的印证。非常有助于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在未来面对不可知的有关个人历史的决策中，能够引入更多的参数，进而控制更多的变数。避免落入到各种迷信的窠臼之中。付出巨大的人生代价。以前曾经有朋友新应聘进入一家公司，他问我如何尽快的融入这个职位。尽快的获得升职，我告诉他，第一你要尽可能全面的了解这个企业的内部历史，包括财务，盈利，产品，人事变动的历史，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现在中国企业的相对历史都比较短。了解起来并不困难。日本的很多企业的历史都很长，所以很多大的日本企业都有专门修“社史”的部门。同时还要了解这个企业历史中的社会政治，经济大环境。并且了解这个公司的财务、盈利、产品、人事变动与社会政治、经济大环境之间的变动的互动关系。在了解了这两方面的信息之后，再对自己的行为以及工作方向进行构建。你就能了解很多潜规则明规则。减少踩坑和撞红线的可能。而基于历史形成的现状上，你发挥自己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带动周围的各种要素来进行行动，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文章来自知乎网，用于分享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