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北青网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王金宝先生5月13日凌晨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王金宝先生为原铁道兵文工团相声演员、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著名作家,长期与马季先生合作,共同创作演出了《一仆二主》《高原彩虹》《五官争功》等知名相声作品。
马季曾在回忆录《一生守候》中说,王兆元、杨善智、王金宝和于舟是他在创作上的好伙伴。1986年,马季和赵炎、王金宝等人在湖南常德桃源县创作、排练了《五官争功》,后来还进行了义演,最后结算的演出费共500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收人,但他们分文未取。桃花源文管所特地为马季和赵炎、王金宝立了一块碑,马季题写了八个字:“建设仙境,添砖加瓦”。
以下为马季文章摘录:
我和王金宝是怎么认识的呢?1972年,我从“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当时说唱团还没有恢复,同时回来的只有我们这几个人,今后怎么办还是未知数。我被分到广播文工团的创作组。当时的创作组组长不懂业务,给我布置任务:“你们的相声我都不懂,这样吧,你就创作吧,每月给我们交三个段子。”
“我这下蛋哪?”我心想。
由于是在文革时期,文工团很不正规,我就想调离广播系统。有几个地方想要我,其中有铁道兵文工团,我夫人是铁道兵文工团的独唱演
员。团长征求我夫人的意见后,就让团里的相声演员王金宝写调人的报告,这样我就认识了王金宝。但是工作调动的事没成,报告递到分管的副司令那儿,副司令批了两句话:“广播不要相声,我们还要相声吗?广播要相声,这人我们还留得住吗?”调动没成功,我和王金宝成了好朋友。我们的合作是从创作、修改《友谊颂》开始的。
《友谊颂》创作的艰难及其中的酸甜苦辣,我在“起死回生的《友谊颂》”里已详细谈到。当时我正犯腰椎病,北京南口某装甲师部队拉我去演出并治病,于是我将王金宝也拉去修改这个段子。我们密切合作,一改就是7个月。段子终于完成了,我们也成为了非常亲密的创作伙伴。后来,铁道兵撤消,文工团解散,我就向领导提出将他调入了中央广播说唱团。
金宝为人谦虚、细致亦有才气,在铁道兵时曾创作了一个相声段子《高原彩虹》,反映了铁道兵在青藏高原修路架桥的生活。我修改后曾经演出过,反响不错。此作品也属于歌颂型相声,题材新颖,语言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他调入说唱团后,我们合作更为密切,我的几乎每一个段子都有他的劳动。比如《儿女赞》和《看电视》,是在河北邢台体委招待所闷头干了一个星期创作出来的。我们的分工很明确,我下手比较快,一两天就写出大框架,但萝卜快了不洗泥,再由金宝做细加工。我先写出《看电视》交给他加工,再写《儿女赞》,很快两个段子就出来了。演出时,这两个段子都受到了欢迎,特别是《看电视》,效果出奇地好。但是不久,就有了反对的声音,有些甚至很尖锐。对此,我们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在创作上思想很统一,相声的主题就是要反映现实。
金宝同意我的观点,有反对意见、有争论并不是我们的失败,而说明我们在创作上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抓现实生活的热点,一直是我们创作的方向。“文革”时期,我曾奉命去写当年轰动一时的嫁给了普通农民的女大学生白淑娴,我与金宝、郝爱民到河北沧州访问白淑娴,还见到了他的丈夫———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普通农民。
当时的大队支部书记讲了几句话,使我印象深刻,他说:“我们在做淑娴工作时对她讲,‘你要嫁给他,八亿农民给你挑拇指!'”这句话很典型,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潮流。回来后我们创作了《女大学生》,把这句话用在了段子中。汇报演出时,这句话惹了祸,受到了批判,罪名是“利用批林批孔来反对批林批孔”,一个女大学生嫁给农民,八亿农民就给他挑大拇指?一个臭知识分子有什么了不起!此段子被当时的文化组直接点名,于是被拿下!
我和金宝在创作中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他是我的主心骨,虽然他不出头露面,但一直在支持我。金宝人很细致,他将我历年创作的作品按照时代整理出来,并工工整整地抄录。1987年我在长沙患病住院,期间他不仅陪护左右,还将每天的情况详细地记录,包括我的病情、每天来探视的人员等,使我很受感动。我们是生活中的好友,是事业上的同道。金宝现在中央戏剧学院相声大专班任教,仍然在为相声事业默默地做出贡献。
——摘自马季《一生守候》(团结出版社2007年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