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康德的道德法则，有借有还是一个绝对命令，因为如果我们此时不归还，那么按照道德法则的可普遍化原则，人人都将不归还借来的东西，这就必然会造成所有人都认为，借出去的东西收不回来，这样也就不会再出现借与还的行为了，因而就会产生自相矛盾。

毫无疑问，一切有道德价值的行为，必然是只出于善良的动机，并且只以道德法则为目的。但是当一个合法则的行为、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时，那么所有人必然会对这一行为的道德性产生质疑，例如历史上存在的基督徒、出于信仰大量屠杀异教徒，以及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等等。

因此，有必要考虑一个道德行为所可能产生的结果，这并不与道德法则相冲突，因为我们并不是以结果为目的，而这种对结果的考虑，只会促进我们更好地行动。

所以，有必要为道德法则加上一个条件，虽然这会破坏其无条件性，但却不会破坏其绝对性，也就是要这样行动，使你的行为的准则，同时能够成为一条可普遍化的原则，同时又以不因此可能会造成伤害为前提。

此外，为了解决更多的道德难题，我们应该立足于康德的义务论，从德性论和功利主义的思想中汲取养分，帮助人们更好地进行道德实践。

最后，就是幸福在此世的实现问题。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通过上帝存在，来保证我们在上帝之国得以配享幸福，从而否定我们在现实世界中，获得真正幸福的可能。

但是在他后期的著作如《实用人类学》中，他对此做了一定修正，认为人类的真正的幸福，有可能在不断地向善的前进中，最终在文化和社会历史中实现。

但是他依然否定了人类此生此世的具体的幸福。他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幸福的实现，是寓于整个历史之中的，只有无数人此世的幸福，才能最终体现为整个社会历史中的、真正的幸福的实现，如果将人类此世的幸福全部否定，那么作为一个理想的幸福理念将不能再向人们提供任何希望。

归根结底，这是康德的道德哲学的、一种静态的分析结构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正如黑格尔批评康德的那样，虽然康德认识到了人类理性中存在二律背反的矛盾，但是认为这种矛盾本身是不可解决的，只能通过二元论来限制其各自的界限，并没有注意到矛盾是一个活生生的动态的运动过程，绝对寓于相对之中，真理寓于意见之中，而人类的真正的幸福也寓于每个人此世的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