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个小胡同里，走进人民文学出版社后院，四周立着几层红砖楼，绿漆斑驳的一扇扇木窗映着堆满的书和植物。牛仔裤帆布鞋，亮黄色外套，头上一顶毛线帽，石一枫和人聊着天走过来，七拐八拐把我领进二楼，《当代》杂志为数不多的屋子之一，他和执行主编徐晨亮共用一间办公室。
研究生毕业，石一枫就来《当代》工作了。16年的变化是老编辑退休，新编辑变老，更年轻的编辑不断进来。“刊物性格是几代人打磨出来的，比人的性格要强，人说变就变，刊物不能变。”
《当代》创刊于1979年，是我国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重镇，古华《芙蓉镇》、陈忠实《白鹿原》、阿来《尘埃落定》等七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首发于《当代》。现在编辑部还延续着80年代文学沙龙的氛围，一篇稿子好几个人读，再讨论分析。
对文学的很多看法，石一枫是在编杂志中养成的。最初不知天高地厚，写什么都照玄照大了抡，后来发现反思现实比超越现实更有意思。很长一段时间，石一枫喜欢读个人化精神性的作品，80年代大热的先锋文学对正在成长的青年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没当编辑，没准我也走那个路子了。”到《当代》后，他慢慢知道写作源于观察生活，这不是能力，而是一种兴趣和意愿。
生活处处是学问，在编辑部尤其如此。大部分时间大家凑一块儿就是聊，文学热点社会生活日常变化。石一枫屋对面是老编辑洪清波——1992年，去西安从陈忠实手里接到《白鹿原》手稿，一路热气腾腾揣回北京，现在退休了依然每天过来，成了习惯。俩人常一人一个沙发，一聊小半天。
杂志社每个屋陈设相似，水泥花砖地磨得发亮，掉漆的墙皮挂着小黑板，白炽管灯颤巍巍吊在半空，柜子桌子椅子一水儿80年代原装，像进了家具旧货市场。一条狭窄幽深的过道，成捆的杂志和投稿满满当当占据了目之所及的每个架子，已经快沉淀为古董的环境40多年没变过，只有贴在墙上的红福字昭示着万象更新。大家说这儿都能开个展览了，大家也说，这儿真正是文学的样子。
这些年，对石一枫影响最大的就是当编辑，用他的话讲，天天在杂志社“蹭票”听名编论文学，见识长了，眼光锐利了。写长篇小说《借命而生》时，石一枫偷懒没变视角，洪清波看完说，这儿从另一个人物展开就好了，“果然那小说现在看还是单薄了些。”
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对艺术评价标准的改变。过去写东西，显摆的心态多，你看这话说得绝吧？别人说不出来吧？现在明白，在“别人说不出来”之前，得先追求“别人看得进去”，文学是读者的，老编辑说好小说的标准是可读可感可想，他觉得这近乎真理。
石一枫爱看小说，最大的乐趣也是看小说，“真是好这个，没疲过。” 每天阅读大量投稿，老琢磨作品为什么写得不好，时间长了能看出来有的阅历不够，有的写作能力差，有的干脆动机就不对。“像美食家开饭馆，挣钱和爱好都从这儿出，不矛盾。”
文学改变命运，对石一枫，好像是反着来的。1979年生于北京，在出示身份证的情况下没法冒充八零后；1998年考进北京大学，没混成主流知识分子；2005年起当文学编辑，没赶上揣本油印刊物就能骗吃骗喝的好时候。改革的同龄人，没改革过别人，净被别人改革了。不少同学成了高管或仕途得意，他自己都感叹，干别的没准哥们儿早发了。
今日文学不比上世纪80年代黄金期，石一枫觉得这才正常，社会进步的表现是多元化。那时明星都是作家，人们获取文化的途径只有几本文学杂志，追逐方向就那么几个，恨不得这个风潮来了那个就一名不值。“要是全国人民现在还嗷嗷待哺等着一小撮作家启蒙，我都替作家臊得慌。” 如今文学损失了读者，大众阅读趣味却更健康了。
认同作家的职业，好好干就是了，石一枫觉得哭天喊地表忠心值得怀疑，也怕喊口号似的给文学冠以各类名目，好像某项事业的意义一崇高，从事的人也跟着形象伟岸起来。“不过起码要求得有，思考和记录在别的艺术领域未见得像文学这样有效，这也是文学的不可取代之处。”
2011年前后，石一枫先后出版《B小调旧时光》《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节节最爱声光电》等小长篇，多聚焦80后青年成长史。那年他32岁，最大变化是从“自然人”变成“社会人”了，要从个人情绪中挣脱出来，用有所担当的眼光看待自己与他者。同门师兄、文学评论家李云雷给他做了一个访谈，叫“为新一代顽主留影”，彼时谈到写作，石一枫个性十足：眼下主要和年轻人分享生活。面对传统文坛，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既自卑又自负，“我能写的他们提供不了，他们提供的我写不了。”
十年过去，早已告别青春和青春文学的石一枫承认，那时写作状态比较懵懂，老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现在有意识贴近现实，反映现实，思考现实，对中国社会与社会中人的变化保持一定程度的察觉。以鲁迅为代表的那批作家构筑的现当代文学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如何作为现代的中国人看待现代的中国，恰恰是它留给我们的命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石一枫的写作没有跳出五四新文化传统。“恰恰相反，那个传统正是我们在今天需要强调的”，石一枫说。
高中时，石一枫发表了人生中正儿八经的第一篇小说，题目叫《上学》，写小孩没考上中学家里托关系走后门。半个月写了一万多字，家人拜托当时的邻居，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指导指导。作家说不错，推荐给《北京文学》。石一枫字不好看，母亲怕让人笑话，又誊抄一遍。后来石一枫专门去了趟位于和平门的《北京文学》地下室编辑部。
出生于革命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专业编剧，母亲在中学当老师，石一枫算得上正经部队大院子弟。八十年代相对贫瘠，大院自成一体，吃饭剃头洗澡上学玩耍全都在院里完成。以前大院孩子上完中学就能当兵，别的孩子都得插队，优越感不言而喻。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差距一抹平，大院背景早已不占优，大家出路上没什么不同，面对的困境也没什么不同。
比较特殊的是，那时部队大院出了很多搞文艺工作的人，王朔、姜文、崔健、冯小刚等等，写作拍电影玩音乐，样样不落。那位推荐石一枫作品的，就是同住一个院的作家余华。
石一枫那批十几岁的小孩看着这些人的东西长大，心里多少有点朦胧的文艺理想。90年代上中学，一问学校里有学乐器的，几乎全是部队大院的，石一枫毕业应聘的简历上，还写着会拉手风琴。
喜欢文学，对他来说颇像一种无奈的选择。和同龄人的家长一样，石一枫的父母都是勤勉敬业之人，在他们的生活中，“组织”占有极其重大的分量，组织包办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却没工夫包办儿子的生活了。石一枫刚具备直立行走及排泄之前向大人通报的能力，就被发配到幼儿园，一日一接，到六天一接。童年留下的剪影，是他一个人在林荫道上踽踽而行，口齿不清，念念有词，神魂颠倒。
这种困境在识字后大为缓解。父亲放在阳台的书被石一枫翻了个遍，开始挑小人书，画看完了猜字。陆文夫的《美食家》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还有刚火起来的先锋派、新写实、“痞子文学”作家，小说看不太懂，行文中的脏话倒是记牢了。后来碰到前辈，别的年轻人都激动地说“我是看着您的书长大的”，石一枫想说的却是“我是看着您的书学会骂街的。”
成长于大院，语言浑然天成受地域文化影响，石一枫写作和说话一样，活蹦乱跳，荤素不忌。这方面王朔对石一枫影响巨大：“在他之前都是装着说、绷着说，他改变了传统的说话方式，先说人话，再说有意思的人话。”有读者认为行文风格轻浮，石一枫也认了，他希望用大家更易接受的方式，“人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哭天抢地说自己不容易，也挺腻味的。”
在安逸环境中，大院子弟看事情也比较纯粹。文学成了石一枫的精神追求，并且愿意通过写作保持。正因为看重这一点，杂志社才把他留下来。
最初，《当代》没想要石一枫，面试时洪清波说他身上有烟味，《当代》前副主编杨新岚一听，又来一大烟枪，想找个理由劝退得了。前面两个面试者编辑部全体上阵，到石一枫，只有杨新岚和洪清波，本打算简单聊聊走个过场，结果却出乎意料。
“很多人总夹杂着别的什么，为生存发展，或走出点光明大道。石一枫不一样，能感受到是纯粹的发自内心的热爱”，杨新岚而今都感叹，“他骨子里有这根脉。”
作为在北大接受科班教育的人，石一枫有过被所谓精英文化塑造的经历，那个年代青年人的学院环境“言必称希腊”，张嘴净是夹生洋词儿，看个盗版电影都挑各种有讲究的，从艺术到思想，“更别提文学了，不啃两本卡夫卡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这时期石一枫接触不少文学观念，读了众多中外经典，见识了真正好的东西。
回看学生时的作品，“辣眼睛，那真没法读”。创作需要人生阅历，石一枫认为，小说是一门关于价值观的艺术：抒发自己的价值观，影响别人的价值观，在复杂互动中形成新的价值观。
他写东西比较满，信息量大，情节不断转折、递进，人物一层层往下挖，甚至每一句话都有言外之意，在足够丰富和自洽的文本中人与人对撞，立场与观念对撞，推着你不得不思考判断。
近年来，关于纯文学式微的讨论不绝于耳，过去坚守的在碎片化信息裹挟中面临失效风险，石一枫觉得，恰恰因为这样的处境，对价值观的探讨和书写才成为文学最独特的价值所在。“且不说作家对时代和社会应有的责任，和影视、游戏这些新兴娱乐形式比，文学因为远离大资本大工业运作模式，才和思想的自由表达、深度探索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2007年，28岁的石一枫完成中篇小说《五年内外》，与之前作品相比，最大不同是情怀的变化，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字情绪，看事物的眼光也长了起来。读小说时李云雷想到了王朔的《动物凶猛》，写的是大院子弟在70年代的事儿，石一枫写的是同一类人在90年代的生活，有些“后传”意味。这篇小说后，石一枫决心写长时段的、有社会性的小说。
很多人说石一枫像王朔，作家李洱认为，他的小说腔调比王朔复杂，坚守着弥漫在民间文化中“正”的一面，“文字调皮活泼，但并不影响文本底色。”
今日的北京和王朔笔下的北京差异巨大，要处理的问题也不尽相同。那时人的压力大多来自于环境、政治，金钱可以暂时让人遗忘。越往后，金钱反而成了主要压力。每代人的焦虑不一样，“上一代作家20多岁还下乡插队呢，我们这一代就开始为买房操心了”。石一枫不看重代际划分，那是由生活状态和成长历程客观决定的，“有新矛盾就该写新的事儿，作家面对的是生活，不是别的作家”。
石一枫硕士论文做老舍研究，对北京这个打小生长的城市，他不想继承民俗，只想研究现实。城市规划拆古迹，他没多么愤怒，一间毫无历史价值的民房被强拆，反而有上前理论的冲动。
“老舍之所以是老舍，王朔之所以是王朔，并不仅仅因为他们的说话方式，也不仅仅因为他们呈现出北京老市民怎么说话吃饭过日子，还是因为他们写出了一个时代最突出的发展和矛盾。”
改革开放涵盖了迄今以来石一枫所经历的一切社会变化。这代年轻人尤其城市孩子，在社会上升期度过青少年，对生活抱有乐观态度，觉得今天的不如意明天都能解决，世界是前进的、蓬勃的，自己一大使命就是拥抱世界。时代给他们的切身体验是飞速前进，人与人关系和生活的变化成为深刻的时代烙印。这两年感觉又和前两年不一样了，人们不再拼命挣钱，有了佛系、小确幸这些名词。
石一枫承认，比起以前的作家，年轻一辈作家的东西普遍发“甜”，透着没经过事儿，哪怕多么深重的绝望往往也有装腔作势之嫌，他觉着没什么，能意识到“甜”从哪儿来、将来有没有可能继续“甜”下去也就够了。
去年中旬，石一枫完成新长篇《漂洋过海来送你》，出版的热乎劲儿尚未开始，年底新作品又快完成了。
“还成吧。累一定是没想好，想好就不累，还有意思。”
石一枫不熬夜，第二天早上要和孩子同时起床让他养成11点睡觉的健康作息。他没那么勤奋，笔耕不辍好几个小时在他看来不可思议，“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能写好吗？”
以前石一枫特自信，认为有了好创意就能完成故事，结果很多东西写到一半就停滞了。现在越来越重视框架设计和构思，事儿有意思，让人生发联想，就值得写。主要，他愿意并懂得观察生活，思考生活。
中篇小说《营救麦克黄》源于上海高速拦车救狗的社会新闻，救狗过程中出了别的事，跟人有关的事，怎么办？《地球之眼》主人公通过观察建筑灯塔推理采购灯泡有猫腻，因为石一枫曾坐在教学楼门口，看着对面电脑城明亮的闪灯琢磨，什么样的楼有航标灯，灯的标准是什么？写长篇小说《借命而生》，石一枫看到刑法修改后的判决依据嘀咕，假如犯罪很久才被抓到，会不会少判很多年？一直当逃犯是值了还是亏了？传教人士在小区活动，石一枫创作了探讨“北漂与信仰”的《玫瑰开满麦子店》。
多想一步，简单的事可以变复杂，对社会有说明性。在石一枫看来，好小说的标准只两条：能不能把人物写好？能不能对时代发言？
有次看电影，镜头拍人到窗口取骨灰盒，石一枫想，怎么确定这个是？于是有了领错骨灰盒为起点的《漂洋过海来送你》，以“酱油厂老职工、殡仪馆司炉工、抗美援朝英雄后代、国外务工人员”为锚点，将“抗美援朝、国企改制、汶川地震、国际设施援建”等中国重要历史事件紧密串联。
不同于灵魂高蹈式的精神指向性写作，近年来石一枫的创作日趋成熟，带有鲜明社会问题意识，尤以中篇小说为主，《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将其称为“光天化日之下的蝉噪”。
各形各色的普通老百姓出现于石一枫的故事中，对文字风格他有准确认知：我这么一个笔调写伟人传记不是捣乱吗？小人物写好了更有成就感，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样子，写不好就进不了人们心里。
《当代》“90后”编辑于文舲和石一枫讨论文学，“他就是特传统的路子，什么情节、人物、反映什么问题。”石一枫的标准是，可读后耐人寻味地可想，想来想去还想不明白，那就算“一不留神写出过得去的东西了”。
印象挺深的是《特别能战斗》这篇小说，北京大妈跟物业作斗争。最初石一枫只觉得精力旺盛嫉恶如仇的北京大妈很有趣，没深想这类人多适合写成小说，后来发现从她们身上能看出新旧两种体制的错位。中篇小说《地球之眼》的人物李牧光，写时石一枫主要让他代表资本之恶，后来思考，这种人是不是也有他的情怀乃至无奈呢？影视改编时他建议，李牧光最好能拍出点儿悲壮感来。
“人物越琢磨越复杂，这也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复杂吧”，石一枫说。
《西湖》主编吴玄曾和石一枫是同事，两人年龄差不少，却一度在办公室唇枪舌剑指点江山，以“极力避免庸俗人生”而结为挚友。吴玄见证了石一枫从早期王朔式对社会、人生的戏谑，到之后悲天悯人的状态。“他把社会层面的批判变成了对人性的关怀，这个转换很有意思。”
对小说中的人物，石一枫给予足够平等和尊重。让我们洞悉人物的困境，也允许伪善者为自己辩护。对具体的人，尤其是一个小人物，他恨不起来。即便要批判，也是对事不对人。“社会问题、时代困境、精神困惑，都可以揭露、批判，但对人，他们只是朴素活着，或者想活得更好的人。”
吕魁曾和同为青年作家的马小淘谈起一篇小说，说写得特别好，像《世间已无陈金芳》那么好。石一枫这篇写于2014年的小说，在四年后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一个从农村转学到城市的姑娘，历经跌宕起伏的人生，石一枫将她推向时代的风口浪尖，又让她重重摔了下来。
青年评论家李壮觉得，“陈金芳”并不是一个有关野心和欲望的故事，“它是有关尊严的故事。为了获得尊严，个人不惜献出肉体与灵魂，冒犯道德和法律。当这些恶，同文本中倔强孤独的听琴人影重合在一起，似乎又惹人同情甚至令人心碎。”
陈金芳对石一枫意义特殊。直到大学，石一枫才算彻底走出大院，进入社会。有次出差，晚上开车走夜路，石一枫给杨新岚发信息，太可怕了，连路灯都没有；回来时路况不好，油也不多，他不敢开了把车扔在半道，还担心有坏人。因为封闭、见识少、脱离生活，石一枫以前觉得陈金芳这种人是生活的非常态，年岁渐长后，才明白人家是常态。整个过程有开眼看世界的感觉。但常态一定合理、必然、天经地义吗？石一枫想通过写作寻找答案。
青年评论家岳雯将石一枫的文本力量归因于他的道德激情。“他试图以反讽的、戏谑的方式掩盖这一过分严肃的激情。他认为，只有认真体会小说中的人物以及他们所面临的道德选择，同时考虑我们自身的道德境遇，才有可能重建诗性正义与道德共同体。”
“我只是想活得有点儿人样。”小说最后，陈金芳极具悲剧色彩和英雄主义地说出这句话时，我们的疑问不再是“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而是“为什么一个人都变成这个样子了，依然活不出人样”？
想过得好点儿，依靠个人奋斗改变命运，是十几年来大部分中国人的理想，他们在遍地机会的时代抓住机会，烈火烹油之后又宿命般的归于失败。陈金芳的人物角色，映照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某些侧面，大城市的发展、财富对人的异化、社会阶层的分野。从新文学历史脉络看，关注社会问题是主流，石一枫用更时髦的说法叫“新文学的DNA在于它的批判性”。
“健康社会需要反思，不能说过去就过去了。普通人可能会记吃不记打，就像小时候我妈说我撂爪就忘。但作家作为专业人文工作者，应该帮社会记住教训，这样大家才会越活越好。”石一枫觉得这是简单朴素的道理。
《世间已无陈金芳》发表不久，评论家孟繁华刚病愈，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评论，标题为“当下文学的一个新方向”。吴玄对孟繁华说，他能扛得住吗？石一枫表示，能。
孟繁华认为，石一枫继承了新文学社会问题小说的道路，以正面强攻的方式直面中国精神难题，构成了中国文学正在隆起的、敢于思考和担当的文学方向。
有段时间，中国社会刮起气功风、传销风，尤以中年妇女为主要受众，一时间关于大师、养生、诈骗的新闻曾出不穷。石一枫写了长篇小说《心灵外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起的名字，依旧探讨社会问题，不过转向人们的精神领域，石一枫觉得贴切。“张承志有个名著《心灵史》，写得是信仰，我写得是盲信，只能算外史。”
“坚信，不信，盲信，这些状态都是今天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也是公共的社会生活。这个生活比过去更一言难尽，写得也就是这个一言难尽。”小说初稿有几万字冗余，更多写主人公大姨妈之外，外甥杨麦的精神困境，石一枫发现越深入涉及的哲学与精神问题越复杂。《收获》总编辑程永新建议删繁就简，现在看是正确的。至于读的人还能生发出什么感想，石一枫很潇洒，“哥们儿概不负责。”
大姨妈从民间土方到气功大师到传销团伙信了个遍，石一枫不想探讨信的对错与价值，“这年头谁配看不起谁呀”？如果人在精神层面上相信什么，这种相信本身比无所相信更值得尊重。大姨妈信一次失败一次而最终满怀委屈地对杨麦说，“只有你觉得我没病”。也许杨麦才是可笑可悲的，大姨妈甚至是可歌可泣的。
由于爱人精通古汉语和版本学，石一枫曾沾光一起赴美访学。两人住在芝加哥大学，有种说法叫“芝加哥学派统治世界”，讽刺的是，旁边是全市经济最烂的地方。石一枫天黑以后不敢出门，户外活动就是下午趁有太阳，逛附近超市，然后去一街之遥的密歇根湖边散步。
他每天在湖边乱走，见到的活物往往是“几只鼠辈（松鼠），一群丫挺（野鸭）”，偶然遇到一个浑身裹得严严实实的大胖子，大喜，对石一枫高呼：Hi，man！他也无畏回应：What’s up，man？
除此之外，大多窝在阁楼，日子一长，想起密歇根湖，恍惚觉得那是瓦尔登湖。爱人每天去图书馆忙得不亦乐乎，看他穷极无聊终于鼓励道：写写东西嘛。跟你名字挺像那个诺贝尔奖作家，石黑什么来着，据说长期就在阁楼窝着。
石一枫最大的毛病是坐不住：哪儿有新鲜事必会冲在第一线，大段时间宁可在办公室闲扯，也不愿在书桌前看书查资料，坐在电脑前敲几个字了，又忍不住干别的，最后干脆还是找个人多的地方凑热闹。
他深知这个习性不好，有时候发狠用老腕儿的话勉励自己：有本事把我抓起来，关三年没准儿写出《红楼梦》，最起码也是一《飘》。现在倒好，也跟关起来差不多，试想长此以往，有没有可能离写出心仪的作品更近一步？
非常遗憾也非常意外，答案是否定的。太闲太静了，石一枫也许真的会修身养性，谋篇炼字，打磨掉那股自己都看不过去的毛糙劲儿，从而更接近心里“艺术品”的状态。但问题又来了，“那样的话，我究竟还能不能继续写作，所写的又是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
石一枫认为，文学有两股劲儿，一股是从里面来的，一股是从外面来的。
他的那股劲儿，似乎是对别人的生活，对中国社会有了研究的愿望，才确定能够认真写点儿东西。
“我羡慕在文学内部就能自给自足的作家，对我来说，文学一定需要有了文学之外的价值，我才有将它从事下去的动力。”
石一枫写东西有个怪癖，一个事情在小说和美学的意义上“完了”，还必须得在社会、历史和现实的意义上“完了”才算真“完了”。所以不少人物走向与结局，他忍不住想交代到底怎么回事儿，更深入地用人物命运说明时代。
二十多岁时，石一枫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B小调旧时光》，第一句话是“永远无法摆脱感伤情绪的困扰，这可能是我们的致命伤。”青涩的年轻作家还没跳出个人主义，清楚能力有限，当时他只希望做到两点：别太“水”，别因为尚未具有写现实的能力，就抛弃对现实的关注。
有段时间，他重读中国经典短篇小说，发现前辈们能顺畅地把集体性的“中国故事”和私人化“个人故事”结合起来。“然而在今天许多作品里，私人性与社会性之间愈发泾渭分明。一个人的故事很难再反映一个时代、一个阶层甚至社会上的一个族群。”
究其根本，有文学思潮的更迭，有生活经历的改变，也有价值观的多元导致个人高度“原子化”等等复杂原因。宏观叙事和个体经验一定此消彼长吗？石一枫并不认同，“小情绪和大时代不是割裂的，个人与国家也不是脱节的。一滴水来自弱水三千，而弱水三千蒸腾为云，最先落下的仍旧是一滴水”。
当下文坛，现实主义作品的写作技巧都比原来更到火候。但石一枫观察，真正能发时代之先声的并不多。
拿与现实最贴近的城市文学来说，在《当代》看稿子，投稿作者来自四面八方，所写的城市质感却几乎一样。城市化的现代生活是早上工作，中午吃饭，下班打卡，回家睡觉的系列流程。石一枫羡慕老一辈作家打过仗，种过地，做过工，生活波澜壮阔、高度戏剧化，而今生活形态同质化严重，精神世界潜藏萎缩干瘪的风险。
“所以啊”，石一枫笑呵呵地说，“千万别认为自己有多值得写的，自己那点感慨就是多有意义的。”
世界在变，认识世界的角度也在变，过于简单的是非判定与价值取舍，往往来源于对事物概念化的认知。
“工人是粗野的，农民是麻木的，市民是自私的；底层青年的终极理想是买房；恋爱和婚姻等于产权交易…… 我们不能否认有现实基础，但问题是，如果大部分作品都是类似手法，很可能导致概念遮蔽真实。”石一枫说。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概念往往又关联着一套相对省事儿的写作与阅读习惯，惯性让我们试图用一个或几个观念和结论解释现实，比如体制问题、文化特质、普遍人性等等。如果对这些词汇的理解仅停留在概念层面，那么错失的将是更错综复杂、更一言难尽的真实。”
初到美国，发生一件有趣的事。美方报销去程路费，本应是三千多人民币，支票寄过来却是三千多美元。石一枫认为无关紧要，“美国剥削全世界，占他们点儿便宜怎么啦？” 而爱人秉持公平正义，必须归还多出来的路费。通过各方推诿交涉，最终并不顺利地解决了问题。
两千多美元意味着什么呢，两台苹果手机？小康家庭在大城市里的月开销？放在十年前，两千美元对于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意义，也许就不同了，放在二十年前，这个意义更大，而放在三十年前，这笔数额简直无法想象。
这两千美元的价值变化，除了说明国家经济实力提高了，还意味着别的一些什么，“把两千美元不那么当回事儿的生活，未见得比算计两毛钱白米粥的生活快乐。” 石一枫总结，沧海桑田不一定存在于地理时空上，也不一定存在于历史剧烈变动上，还可能存在于一个俗人想占便宜而没占着的两千美元上。
“从成长到工作，无论生活还是文学，你好像都挺顺。”我说。
“顺是因为要求低。”大学临毕业不操心工作，“知道肯定饿不着，稳稳当当有地儿待得了。”
去杂志社前，石一枫应聘了一个公务员岗位，先写文章，然后面试，最后说剃头准备来上班吧，长发不合格。石一枫心想，你让剪头我就剪？他了解了一下，岗位职责要求每天早上8点在天安门准时等候。一寻思，直接当官行，这天天还得熬着，不划算，家人也说性格不合适。他写得面试文章大意是如果领导是井底之蛙，有什么资格要求下级是千里马。
家庭条件良好，不用为吃喝发愁，也少有奔波压力，使北京孩子多随性洒脱的生活态度，不急不躁，不争不抢。外人诟病不上进，有随波逐流之嫌。和其他人比，石一枫还算传统，有一份正式工作，有些写作的朋友连公职都舍弃了。他自己都说，来杂志社就是“因为懒，图舒服。”
于文舲形容石一枫，有北京人特有的慵懒和无所谓的劲头，不是佛系也不是颓。“怎么着都行，评职称什么的也不怎么上心。但是工作靠谱，对真正在乎的绝对有想法，绝对当回事儿。”
马小淘在不少活动中遇见石一枫，拎着据说是夫人淘汰下来的红箱子，穿着各式花里胡哨的牛仔裤，马小淘发觉，他确实是个“有点分裂的人”。
抛开文学，石一枫欢脱随和，热闹得一个人像一支搞笑队伍，以机智好玩的方式解读生活，调戏朋友，也坚持自黑。一触及文学，立刻变载道脸，端方犀利，孜孜不倦。马小淘还记得，一次颁奖会上石一枫以庄严、虔诚、近乎老实巴交的态度发表获奖感言，并认真谈了小说创作，和前一天在机场像吃了兴奋剂一样手舞足蹈的状态比，简直算道貌岸然了。“他有独到的思索，透着实在和真诚。很多近在咫尺的盲点，他却心明眼亮。”
谈及文学生态，石一枫很犀利，“一方面在进化，一方面也在退化”——作家写作水准变高了，对生活的洞察能力，揭开生活真面目的勇气变少了。“从作家的角度看，都变好了。但从人的角度看，可能都变坏了。”
很长时间里，石一枫都认为自己写得不怎么样，看自己的东西，再看别人，发现就是有差距。写作他算是下笨功夫的，习惯在作品中塑造一个贴近生活的人物，或者是游手好闲的文化混子，或者是大城市知识分子，通过这样的“我”作为桥梁，实现对现实逻辑的审视和反思。后来逐渐意识到，这恰恰是一种有缺憾的叙事策略。
“优点在于对我而言比较真切，也没那种令人厌烦的高姿态，缺点则在于，那不是一个有力的支点。” 写到现在，石一枫感觉很多东西通过这个“我”来表现反而隔靴搔痒。
长篇小说《借命而生》的写作，初始动机就是想解决问题：写第三人称不灵。石一枫清楚地知道，目前自己最大障碍是不能以第三人称叙事。“还有点追求的话，就尝试改改，别以特点当借口。”
故事里有个有意思的角色，主人公杜湘东看守所的警察同事老吴，快退休了，每天爱喝五十六度的二锅头，杜湘东看不起老吴，觉得他“活在廉价的醉生梦死”中，后来经历一些事，人到中年，又觉得老吴“可能才是活明白了的人”。
也许每人如此，石一枫二十几岁时最烦的就是现在的自己，一个写作的，一个当编辑的，有什么了不起？那时他没想过当作家，有空洞的理想，觉得自己特厉害，轻轻松松就能伟大，具体怎么伟大也不知道。经历了二十岁、三十岁、到现在四十岁，生理和心理年龄都在逐步成熟。
石一枫曾接过诈骗电话，声音很像办公室老同志，就说“老师我特盼着受您教育，不过咱还是电话说吧早上我起不来。” 结果对方回，干这么久电话诈骗头回有人叫老师，我也为人师表放过你吧。
“他有好几层”，杨新岚告诉我。石一枫理想的一天是中午去吃首都机场T3航站楼的汉堡王，晚上飞到成都吃回锅肉，所谓人生幸福时刻。“跟他相处久了会发现，除了享受生活吃喝玩乐，绝对还有另一个他。”
海胆里面软，外面都是刺，扎手。石一枫像翻了面的海胆，表面嘻嘻哈哈各种实话搂不住：
“写作和卖书两码事，咱也想风华绝代把钱挣了，没这天赋呀。”
“对网络文学没看法，各有各的读者和市场，对得起座儿就成。”
“写作的价值在于对生活的发现，教育背景是否有利于发现生活，还真不好说。”
“创作谈实际上写给觉得作品臭的人，全当辩白解释几句。”
他的锋芒与稳重，藏在内里，藏在生机勃勃的文本中。在写给孩子的成长小说《白熊回家》里，石一枫以正义与反抗、美善与邪恶为主题，讲述了三种社会结构形式。
同儿童文学一样，应该写什么？说点能听懂的话，讲点能认同的理，是文学面对读者的困境。两年前，他和师兄在路边闲谈，师兄的孩子三岁，家学厚重，批判意识强烈，嘬着冰棍斜瞅了他们一眼，丢下一句：“你们两个文化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