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书》卷四七“史臣日”云：“晋世迁宅江表，人无北归之计，英覇作辅，芟定中原，弥见金德之不竞也。元嘉再略河南，师旅倾覆，自此以来，攻伐寝议。虽有战争，事存保境。”萧子显从宏观上指出元嘉以后刘宋“事存保境”。

不过，就具体情况而言，孝武帝虽无经略北方之意愿，但采取了较为积极的御边措施，宋明帝时期，刘宋国内动乱不断，加之政治败坏，造成国力日蹙，不仅丧失大量的领土，而且国内北伐观念也逐渐消强，而北魏的实力不断增长，统一南方的目标也逐渐提上日程，因此两个时期当分而论之。

一、宋孝武帝时期宋魏战争与刘宋保境安民论议

史称孝武帝刘骏不为宋文帝所宠，“故累出外藩，不得停都下”，尽管后来他首倡义兵，但当刘义宣举兵反叛时，“有荆、江、兖、豫四州之力，势震天下”，“上即位日浅，朝野大惧，上欲奉乘舆法物，以迎义宣”，可见他的卑怯心态。

孝武帝即位后，为了加强皇权及论证统治合法性，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内改革上李磊先生指出，孝武帝对南北关系持稳重保守的态度，有意与北魏互相承认疆土以维持两国和平关系，而无北伐意愿。

当然，孝武帝无意北顾，除了集中精力对内改革外，个人经历也是重要原因。元嘉二十七年宋魏大战，孝武帝以徐州刺史的身份北镇彭城，与魏军对峙。今残存的孝武帝《北伐诗》云“表里跨原隰，左右御川梁。月羽皎素魄，星旗龅赤光”，描绘的是大军出发的盛况。

孝武帝又有《丁督护歌》六首，陆侃如先生认为这几首诗“强调戎马的辛苦，别离得悲惨”，语气消极。孝武帝曾亲历前线，眼见战争之残酷，因此对战争的态度更为谨慎。

同样，魏文成帝在位时期，推行修生养息政策，致力于恢复太武帝南征北战所造成的国内虚耗，史称“世祖经略四方，内颇虚耗。既而国衅时艰，朝野楚楚。高宗与时消息，静以镇之，养威布德，怀缉中外”。在对外关系上，北魏很少发动战争，就与刘宋的关系而言，双方大体保持和平往来。

《宋书·索虏传》载：“世祖即位，索虏求互市，江夏王义恭、竟陵王诞、建平王宏、何尚之、何偃以为宜许；柳元景、王玄谟、颜竣、谢庄、檀和之、褚湛之以为不宜许。时遂通之。”北魏的求和与刘宋的应允，是双方君主基于现实的共同愿望。故这一时期，就史籍所载而言，宋魏仅在边境地区有过数次军事冲突。

第一次交战发生于宋大明元年二月，“虏向无盐，东平太守刘胡出战失利。二月，遣（薛）安都领马军北讨，东阳太守沈法系水军向彭城，并受徐州刺史申坦节度。上戒之曰：‘贼若可及，便尽力殄之。若度已回，可过河耀威而反。’”此次交战规模不大，故《魏书》未载。

据《魏书·高宗纪》载，魏太安四年十月，“刘骏将殷孝祖修两城于清水东，诏镇西将军、天水公封敕文等击之。十一月，诏征西将军皮豹子等三将三万骑助击孝祖。”《魏书·皮豹子传》则详载：“刘骏遣其将殷孝祖修两当城于清东以逼南境，天水公封敕文击之，不克。诏豹子与给事中周丘等助击之。豹子以南寇城守，攻围费日，遂略地至高平。

刘駿瑕丘镇遣步卒五千助戍两当，去城八里，与豹子前锋候骑相遇，即便交战，豹子军继至，大破之。纵骑追击杀之，至于城下，其免者十余人而己。城内恐惧，不敢出救。既而班师。”

与孝武帝较为积极的安边举措不同，自元嘉年间宋魏之战后，刘宋一些士大夫对南北关系持更为消极的态度。孝武帝初年，北魏求通互市，孝武帝诏群臣博议，不少士大夫表示反对，如谢庄认为“有余则经略，不足则闭关”，颜竣主张“保境以观其衅”。

他们认为与北魏交往无甚裨益，承认刘宋在与北魏的军事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故主张“保境以观其衅”，此观点与何承天对南北往来“严加禁塞”的建议一脉相承。除了颜、谢二人的言论外，周朗更提出了与北魏缘淮对峙的主张。

周朗认为“历下、泗间，何足独恋”、“徐、齐终逼，亦不可守”，虽属极端消极的观点，但刘宋淮北之地长期虚耗残破，确是不争的事实。史载元嘉初“淮西、江北长吏，悉叙劳人武夫，多无政术”，豫州刺史刘义欣上陈曰：“江淮左右，土瘠民疏，顷年以来，荐饥相袭，百城雕弊，于今为甚。绥牧之宜，必俟良吏。劳人武夫，不经政术，统内官长，多非才授。”

此后的孝建三年，孝武帝以“索虏寇边，诏问群臣防御之策”其中一条诏旨“虏犯边塞，水陆辽远，孤城危棘，复不可置”即针对淮北之地的残破，希望大臣能提出应对措施。淮北边镇的残破既与刘宋疏于经营有关，也是宋魏长期战争的结果，在此种情形下，周朗提出这种观点并不奇怪。当然，此时刘宋不会轻易放弃领土，亦有实力与北方抗争。不过，泰始初年发生的内乱，却将徐齐之地拱手让给了北魏。

二、“义嘉之乱”与北强南弱军事格局形成

泰始初年，刘宋爆发了所谓的“义嘉之乱”，这场以明帝刘或为首的文帝系诸王和以晋安王刘子勋为首的孝武帝系诸王的统治阶级内战，牵涉到诸多边境镇将及青齐地方豪族。唐长孺先生指出，明帝与刘子勋的皇位之争，在青齐实际上是所谓北豪的混战，终于把这块土地奉送给北魏。

“义嘉之乱”之初，北魏即以“宋室衰微，凶难洧起，国有杀君之逆，邦罹崩离之难，起自萧墙，衅流合境”为由，声称将协助刘昶返国。其时北魏虽派遣四路军号称三十万人南进，但直至刘子勋叛乱被平定，也未见有任何行动，故所谓“使荆、扬沾德义之风，江、汉被来苏之惠”仅是扬声而己。

反对宋明帝的徐州刺史薛安都、兖州刺史毕众敬、汝南太守常珍奇等人，在泰始二年八月叛乱平定后旋即归降。当年十月，宋明帝命张永、沈攸之率重兵北讨。

关于北讨的理由，《宋书·张茂度传》云薛安都诚心不款，《宋书·薛安都传》则云明帝“欲示威于淮外”，似乎矛盾仅对准薛安都，实际上，以明帝之猜忌，绝不会容忍曾经反对过自己的势力存在，实乃欲一举消灭淮北青齐反对势力。对此，蔡兴宗以为“若以重兵迎之，势必疑惧，或能招引北虏，为患不测”，确是卓见，惜明帝不能采纳。

迫于刘宋的军威，常珍奇、薛安都、毕众敬等人先后向北魏请降。北魏群臣虽一度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但这种担忧不久即消弭。《魏书·李敷传》载：“及刘或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以彭城、悬瓢降附，于时朝议，谓彼诚伪未可信保。敷乃固执必然，曰：‘刘氏丧乱，衅起萧墙，骨肉内离，藩屏外叛。今以皇朝之灵，兵马之力，兼并之会，宜在于今。况安都、珍奇识机归命，奉诚万里，小民元元，企仰皇化。今之事机，安可复失？’于是众议乃同，遣师接援。”可见北魏君臣一致认为“取乱侮亡”的时机已经到来。

出于对形势的考虑及对异族政权的警惕，一些降将并不甘心亡于北魏。如常珍奇，“石既克城，意益骄怠，置酒嬉戏，无警防之虞。羲谓石曰：‘观珍奇甚有不平之色，可严兵设备，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烧府厢屋，欲因救火作难，以石有备，乃止。”薛安都，“安都以事窘归国，元等既入彭城，安都乃中悔，谋图元等，欲还以城叛，会元知之，遂不果发。安都因重货元等，委罪于女婿裴祖隆，元乃杀祖隆而隐安都谋。”降地之民也是“犹怀去就”、“多不愿属魏”。

徐州失守使得青齐成为孤地，魏将尉元曾上表云“彭城贼之要蕃，不有积粟强守，不可以固。若储粮广戍，虽刘或师徒悉动，不敢窥觎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势也”。尽管青州刺史沈文秀与冀州刺史崔道固等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尤其是沈文秀，“被围三载，外无援军，士卒为之用命，无离叛者，日夜战斗，甲胄生虮虱”，但也无济于事。

青齐地区为北魏所围时，刘宋数次从海道救援，第一次遣崔道固兄子崔僧佑率众数千与明同庆、明菩萨等为将佐，“从淮海扬声救援”，崔僧佑后降北魏，第二次以沈文秀弟沈文静为辅国将军，统高密、北海、平昌、长广、东莱五郡军事，从海道救青州，因不敌魏军，沈文静被杀，可见刘宋虽心有余而力不足。

北魏之所以能够占领淮北广大地区并击退刘宋的数次进攻，除军事实力外，更应归功于以抚慰初附为主的政策。在魏军占领徐州后，献文帝诏“所获诸城要害之处，分兵置戍，以帖民情”，又告诫慕容白曜“宜勉崇威略，务存长辔，不必穷兵极武，以为劳顿。且伐罪吊民，国之令典，当招怀以德，使来苏之泽，加于百姓”。常珍奇以悬瓤内附北魏，“而新民犹怀去就。截衔旨抚慰，诸有陷军为奴婢者，韨皆免之。百姓忻悦，民情乃定。”’

淮北之失对刘宋的影响不言而喻。陈寅恪先生指出“南北朝对峙，其国势强弱之分界线大约在北朝乘南朝内争之际而攻取青、齐之地一役”，周一良先生亦认为“467年刘宋失青徐兖冀四州及豫州淮西诸郡。

从此南北以淮水为界，在579年北周取陈江北之地，以江为界，更趋迫促之前，凡一百余年，南朝军事上已处于南渡后未有之劣势。故平青齐一举在北魏建国历史上之重要，可以与平中山取得山东诸州并论”。值得注意的是，北魏在攻取徐州时，提出“清荡吴会，悬旌秣陵”的目标，有学者以此认为“统一南方真正成为北魏统治者的政治信念”。

笔者认为，仅凭“清荡吴会”一语，就认定北魏至此才有统一观念，似乎不准确，因为早在魏泰常二年，王慧龙自后秦归顺北魏时，明元帝就说“朕方混一车书，席卷吴会”。就以上分析来看，这句话的意义在于，反映了在南北实力悬殊的形势下，宋魏军事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革，自此北魏在对南军事斗争中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

总结

宋孝武帝在位时期，宋魏两国大体维持着和平关系，这是元嘉之战后恢复国力的形势所需。就孝武帝而言，因他集中精力对内改革，又曾亲历前线，眼见战争之残酷，故而无北顾之意。与之相应的，则是东晋南朝一脉相承的偏安保守心态，周朗所谓“历下、泗间，何足独恋”、“徐、齐终逼，亦不可守”云云，是淮北之地残破不堪的反映。

尽管这一时期君臣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宋魏军事关系真正迎来转折，却是在宋明帝时期泰始初年大规模内乱，边境守将降于北魏，使得刘宋丧失淮河以北的大量土地。此后宋魏缘淮争端不断，刘宋己疲于应对，加之孝建、大明以来，国内政治败坏造成了国力虚耗，北伐自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