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书摘｜南方新旧书业的兴起
新华社客户端2022-04-11 18:21
古旧书业在不同的区域呈现交流互动的特点。早在乾隆时代，琉璃厂五柳居湖州陶氏，文粹堂主人苏州韦氏，为了广搜旧书，两家每年“购书于苏州，载船而来”，拉开南籍北运之序幕。但是，到了光绪初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戊戌变法以后，大量西学新刊从上海贩运到北京，而且上海的各种新式书局也开始在北京开展新书业务，形成又一次南书北渐，前后两次南书北运无论是从中心区域，还是从书的内涵，都不一样，前者是古代典籍，后者为西学新书。现在我们就从南书北运说一说上海为代表的南方新旧书业。
晚清以来，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上海成为各类知识分子的聚居地，遗老遗少、革命派、学者、作家、藏书故家、现代出版家等，名流云集，图书需求很大。加之，临近藏书楼荟萃的苏浙二省，到晚清民初诸多旧家的藏书散向上海，譬如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苏州刘氏玉海堂藏书、邓氏群璧楼藏书、常熟赵氏旧山楼藏书、杭州崔氏之遗书、南浔刘氏嘉业堂藏书、张氏适园藏书、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卢氏抱经楼藏书、冯氏醉经阁藏书等。一时间，上海成为国内外所有藏书爱好者访书、买书的文化乐园。晚清上海的古旧书业，主要集中在福州路棋盘街和麦家圈、汉口路西段和广西路一带以及城隍庙三处。福州路上主要有徐绍樵的传薪书局、王昭美的文汇书店、林子厚的汉文渊书肆、翁培栽的受古书店以及龙虎书店、广益书局、博文书局、广艺书局、国粹书店等。汉口路西段和广西路一带有：杨寿祺的来青阁，黄廷斌的忠厚书庄，王富三的富晋书社，步恒猷文海书店，郭石祺、杨金华的汉学书店，孙助廉温知书店，孔里千的艺林书店，罗振常的蟫隐庐等。杭州朱遂翔的抱经堂书局于1938年分设，北京的陈济川来薰阁也是在此开设分店。城隍庙附近有饱墨斋、葆光、学海书店、粹宝斋、梦月斋、传经堂等。那时的书店以扫叶山房、尚古山房、千顷堂、会文堂、仓海山房、宝善书局等最为有名。
在上海的古旧书业中，“古书流通处”是不能不提到的一个集经营、出版于一体的重要机构。宣统三年（1911年），海盐人陈立炎与海宁人陈乃乾在上海福州路设立古书流通处，陈立炎原为六艺书局店主，对古书是有一定了解，且有胆识，成立古书流通处获得了业界名人沈知方、魏炳荣的支持。据陈乃乾之学生胡道静所说，此时江浙旧家藏书多散，为抢救这些典籍使之善有归宿，陈乃乾才答应与陈立炎的合作。1915年，宁波卢氏抱经楼藏书已经散出，抱经楼诸书，大半为曹溶（倦圃）“静惕堂”、汪文柏（季青）“拥书楼”旧物，陈立炎迫于偿债，匆遽散售。抱经楼藏书标售大部分归当时的北平图书馆和北平大学图书馆，此外还散售于江浙许多藏书家。之所以名为流通处，“志不仅在于购售之间，而欲使之兼具出版之职能。辄以古书一经售出，则如黄鹤飞去，不可复返。当以其在手之日，焉之影印，则以一化百，乃可普及”。可见，在保护古籍方面，商人与学者亦可有志同道合之交。古书流通处不同于其他书店，编印有《古书流通处新旧书目》。“初出书目，但无定价，仍以讨价还价之方式行之；至第二期书目，各书始有定价，凡同行或熟人及图书馆向购可打九折，门市则无折扣。如是经营，营业大盛，购者亦称便利，外埠邮寄往来，殆无虚日，各省内地读者亦可购到喜爱之书。”与古书流通处仅隔数武地，三马路惠福里弄口有博古斋书肆，获得莫友芝藏书。博古斋首开影印大部丛书之事，所印有士礼居、守山阁、墨海金壶、拜经楼、百川学海、津逮秘书、六十家词等多种，以一人之力而翻印旧书至数千册。古书流通处还大批网罗旧家藏书，如晚清学术大家、藏书家江阴缪荃孙艺风堂藏书，1919年，缪荃孙逝世，其子僧保、禄保将遗书以二万六千元悉数售于古书流通处。另外，古书流通从刘承干嘉业堂亦购得大批古籍：
1916年八月二十，购乾隆四年刊二十四史（缺五代史一种），又购旧抄《五代史》一种；
1916年十月初九，购书六十种，内旧抄三十种；
1916年十月十日，购书六十二种。
在陈乃乾的努力下，古书流通处影印了《知不足斋丛书》、章太炎先生《章氏丛书》《古书丛刊》以及《百一庐金石丛书》等。1924年冬，杭州人陈立炎的“古书流通处”经营发生困难，陈乃乾和浙江金诵清合资将古书流通处存书全部盘进，在西藏路大庆里口开设中国书店，陈乃乾担任书店经理。他对古旧书业经营进行改革，一改当时买卖古籍者崇尚旧刻旧抄、名家题跋而忽视清代精校精刻及有学术价值著作的弊端，还改变了当时旧书交易必须亲见其书，旧书买卖“仅能与本地人交易，而决无与外埠通信成交”的陋规陈习。陈乃乾为中国书店制定了外埠函购书籍章程，并不定期地编印发布《中国书店供应书目》。当时名流张元济、傅增湘、胡适等均有函之陈乃乾，委托其代为寻觅或订购。
1920到1930年代，上海书业快速发展，北京书肆纷纷南下开设分店。据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载，北京富晋书社自从购下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后，“即设分店于上海，为北方势力南渐之先声”。此后，琉璃厂的来薰阁、隆福寺的修文堂等书肆亦接踵而来，南北两派呈并峙之势。“北方人秉性勤俭，开支较省，每得一书，不急于求售，既估定售价若干，虽累年不能销，亦不轻于减削；对待主顾，殷勤恭顺，奔走伺候，不以为劳。南方人则较为高傲，视主顾之去来，任其自然，不甘奔走伺候；购进之书，志在急售，不愿搁置。故北方之多年老店，常有善本书存储，南方则绝无仅有而已。”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沪上书业，北方书肆“浸浸日上”，凌驾南派之势早已形成，“来薰陈氏、富晋王氏、修绠孙氏，均长住沪店。以前南书北运多获厚利，今则北书南运，有增无已，既极必反，理固然也”。
古旧书业的存在非止北京、上海这些地方，应该说凡有读书人皆有贩书处。清末民初，金陵状元境的书肆亦非常有名，大约二十家，经营者多为江右人氏，所售虽多通行刊本，但琳琅满目，亦颇可观，较为著名者有天禄山房、聚文书店、保文、萃文、萃古山房等。后因浙人绸庄涌入，书坊悉变为市肆，幸存者不过十之一二。苏州号称吴门，据叶德辉研究，乾嘉时期吴门书肆有名者达24家，到道光十七年（1837），江南按察使司发布颁令禁毁淫词小说，订立的《公禁淫书议单条约》中透露：“书业堂、扫叶山房、酉山堂、兴贤堂、文渊堂、桐石山房、文林堂、三味堂、步月楼（书坊甚多，不及备载）。计共书坊六十五号，各当面齐集城隍庙拈香立誓，各书花押，一焚神前，一呈臬宪，各执一纸存照。”苏州的书坊集中在城隍庙竟达65家之多，可见其文化风气之浓郁。道光二十五年（1845），苏州书业勒立《崇德公所印书行规碑》。同治十三年（1874），复立《吴县为重建书业公所兴工禁止地匪借端阻挠碑》。由此可知，苏州书业的繁荣与其外部管理有序分不开。到了民初，苏州的书肆主要集中在玄妙观及观前护龙街，著名藏书家陈乃乾在苏州东吴大学学习时，“假日则流连于玄妙观及大成坊巷诸书肆中（当时大成坊巷中有书肆三家，其一曰大成山房。近年书肆皆聚居于观前护龙街一带，而大成坊巷中诸店停歇久矣）”。1938年，收藏家阿英发现：“苏州书市有三中心。自察院场至饮马桥一段护龙街，为旧书肆集中地。自察院场至玄妙观，为新书市场。自玄妙观广场折入牛角浜，为小书摊。护龙街东段，东大街，大华路，间邱坊巷，亦各有一家。”著名者有文学山房、松石斋、存古斋、来青阁、适存庐、觉民书店、艺芸阁、宝古斋、灵芬阁、集成、勤益、琳琅阁、振古斋、欣赏斋、来晋阁、大华书店等16家。20世纪40年代末期，苏州书肆开始衰落，有读书人不无伤感地记载：“吴门书坊，盛于前清乾嘉间，黄荛翁、顾听玉辈之风流韵事，至今犹为人所乐道”，“吴门坊肆，十之八九集中于护龙街，除文学山房、来青阁及求智书店之外，尚有松石斋张氏、翰海书店王氏、觉民书社陈氏等数家，规模狭小，门庭冷落，奄奄一息，已在存没之间”。
浙江作为著名的文献之邦，近代书肆的发展也跟其他地方一样由盛转衰。晚清的书肆主要集中在杭州，据朱遂翔《杭州旧书业回忆录》载，较为著名者有杨耀松文元堂书局（杭州清河坊）、朱成章经香楼（杭州梅花碑）、侯月樵汲古斋书店（杭州梅花碑）、郑长发古怀堂书局等数家，另有书贾杨炳生、杨见心、朱瑞、陈天翰、刘琨、费景韩等人，为上海、嘉定、南浔等地书肆及藏书家四处收购旧书。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私人藏书的大量散出，浙东书肆渐趋兴旺，并受到全国各地书贾及藏书家的特别关注。五十年代，在杭州的抱经堂、松泉阁、宝贻斋、大观楼等书肆中，虽然还可以寻觅到少量的珍本秘籍，但浙江的古旧书肆整体上已经开始转入萧条了。
江南藏书家众多，古旧书业在藏书家一代以后的星散时获得了可以买卖的图书资源。所以说，“业旧书之商人，与藏书之家，关系最密”。因而藏书家常常与书贾为商量旧学风雅切磋之友。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藏书家二代之后好书读书之风衰减，而书市上也多了目不识丁的富商大贾，“藏书家既以书为趸货而贸利，则书贾亦非伺色要挟沾沾计利不可”。在重商风气之下，藏书之旧家因中落或他故而售及藏书，但“旧家之气焰，依然仍在”，而“旧家不常有，非若工厂之日夜造货”的资源供给紧张状态则使无论“购进售出，皆须运用手腕”“手腕者何？质言之：即贿赂旁人及奴颜婢膝说好话耳”。可见，古旧书业的发展也是充满着诸多无奈和辛酸。更为重要者，旧书业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以贱值收进而高价售出，一转手间，获利十倍，远非他业所可企及。皕宋楼之流出中国，刚开始时就是旧家气焰高价索值而未成交易。陈乃乾先生的看法的确有过人之处，他不但看到了古旧书业的营利性质，也发现了旧家藏书在流出时书贾所面临的竞争、拦阻、破坏等因素。并举三家藏书的不同命运进行了证明。
一是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吴引孙（1848—1917）字福茨，先世系安徽歙县人，自高祖始迁扬州，居扬州而籍仪征。藏书楼取名“测海楼”，宣统三年（1910），吴引孙即编成《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十二卷，并付梓行世。内中《苏长公密语》及《大乐律吕元声》等书至今尚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珍藏。吴氏明弘治刊本《八闽通志》《延安府志》、明嘉靖刊本《广西通志》等系天一阁散出的地方志是海内孤本。测海楼的藏书均钤有“真州吴氏有福读书堂藏书”印记，“有福读书堂”是吴引孙的室名。吴氏兄弟除广收典籍外，光绪间还利用自己的藏书刊行《有福读书堂丛刻》，光绪二十一年（1895）还影抄明嘉靖本《嘉靖惟扬志》，此抄本亦为世所珍，今存台湾。1930年时，扬州的王某要出售测海楼的藏书，写信给北京直隶书局的宋魁文，并约定在上海见面。吴氏藏书要卖的消息传到了富晋书社的王富晋耳中，他看到吴氏测海楼的藏书后，决定购下，但宋魁文的代理人彭某知道后坚不允，于是阻挠王富晋取书，一方面扬言愿以更高的价格收吴氏测海楼藏书；另一方面散布谣言说王富晋买书是为了出售给日本人.并联合当地乡绅官府等，给王富晋提书造成困难。王富晋无奈赴上海，找了教育部任职的蔡元培、司法部董康、江苏省民政厅长胡朴安等，并且委托陈乃乾从中调解。经江苏省法院受理和陈乃乾从中的调查，测海楼藏书归王富晋，吴氏测海楼的藏书不久后全部运抵上海。测海楼藏书多寻常坊刊家刻以及各省书局通行本，而且有许多反映新思想、新观念或反映新科技成果的图书，也就是谓“新书”。吴引孙是在当时条件下，入藏“新书”最多的私人藏书家之一。“新书”的入藏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藏书结构，也更新了人们的藏书观念。测海楼中重要善本，最后大半为北平图书馆购藏。
二为广东藏书家崔永安之遗书。崔永安（字盘石，生卒年不详）居浙江杭州之宝极观巷。雅好藏书，家有“秋水楼”，有五楼五底共十间房屋，藏书达3万余卷，藏书以集部为最多，金石拓本亦不下千余通，另有医学图书若干种，旧抄及旧刻亦有数种。原本计划售于上海书贾李紫东，已谈妥付定洋。但杭州富商王某亦想收藏，遂托褚辅成转嘱省会警察局派警监视，不许书籍运出崔氏之门。又请人带话崔夫人，愿照李氏原价购其书。崔夫人很愤怒，既以定洋还李，并拒绝王氏之请，其书保存至1938年秋，终遭乱散失。非常可惜。
三是宁波藏书家冯氏醉经阁藏书。虽不如范氏天一阁、卢氏抱经楼，但亦多善本。1912年以后，藏书由于保守不密，时有散出。1934、1935年间，开始检点存书，得合族同意，整批售出。但为当地豪绅所阻，交涉历数月不决，最终由当地钱商某出赀承购。
以上三事也说明古旧书业并非一帆风顺的买卖行为，其间的曲折非经细考就不得而知。
《书归何处：近代以来藏书文化与社会》
王安功 著
新华出版社 2022年1月
ISBN：978-7-5166-5972-4
定价：6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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