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所谓的19世纪西方传统史学是两支源流的，一条是实证主义，一条是兰克。现在人们比较容易把两者混到一起，但是两者在哲学上是有区别的。实证主义认为可以得到规律，但兰克认为不能。核心其实不是在绝对客观的问题上，因为不论是无神论的还是有神论的，本质上都是承认绝对客观的本原，绝对精神或者一元神，是有其自身运动的依归的，只不过前者认为通过绝对精神可以探索到具体学科的规律，而兰克否定了这种可能性。事实上兰克不否认存在上帝的规律，但是认为人类想要取得规律等同于痴人说梦，是窥天之罪了。就这个意义上说，孔德是更直接继承黑格尔的学术路径，而兰克则是用神学间接歪曲继承黑格尔的。但是有人就会问了，为什么一个天主教徒会被信奉新教的普鲁士人选为皇家史官呢？这在本意上其实还是服务于小德意志统一方案的，来自天主教地区的学者被普鲁士选为如此重要的官职，说明他们对于南部的接纳程度很高，这样有利于德意志统一进程。

反过来看，奥地利在这场争斗中就表现得不甚积极，基本上还是天主教本位思想，对于新教诸邦的人才不怎么感冒，在人心这一片上就输分了。兰克的一生几乎贯穿整个普鲁士统一德国的历史，1795年出生在图林根，1886年谢世，而普鲁士在1814年后才彻底恢复国土，1807-1850年德国进行缓慢的农奴制改革，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正式生效，三次王朝战争在19世纪60-70年代相继发生，1864、1866、1870年分别发动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就在他这一代人完成。严格地说，兰克活得比一般人的寿命还要长将近一倍，将近91岁的高龄，但是这个人没怎么活明白。除了学问上搞得是歪曲版本的间接黑格尔，职务上也没拿捏清楚自己的身份，他最讨厌的学生息贝尔，反而是使得帝国官方认可兰克史学的一张铁券丹书，兰克这个老糊涂还和息贝尔绝交，真是可笑。

兰克自己对于自己能够发迹的原因也是心知肚明的，他自己就坦承过研究方向的转变和政治现实因素有关，只不过后来学滑头了，摆出一副客观态度示人了，其实时人都知道他爬上高位的底细，只不过这个高位正好是皇家史官，万一反对他被他曲解成对抗柏林意志那就坏事了，大家只好噤声无言罢了。到了后来禁制息贝尔做沙文式研究，其实不是为了什么公义，要是为了公义，兰克在盛年的时候就应该拒绝普鲁士的任命，而为法兰克福葛明议会奔走疾呼，而不是依附于早就是军国社会的普鲁士了，后来站出来发表些反对沙文的语言，骨子里还是西欧中心论，难道不是最自我割裂的吗？而且拿起筷子吃饭放下碗来骂娘，无论对阿克顿的那种自由意志者，还是柏林官府来说，兰克都是个善于钻营而立场不坚定的硝任罢了。晚年他和息贝尔绝交，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作用，那就是利用自己发展出的人脉在史学领域孤立打压息贝尔，让息贝尔不能取代自己对普鲁士军国唱赞歌的地位被取代，而非因为兰克讨厌军国，只是不希望军国的好处落到别人手里罢了。

不消说兰克的学问里有很大的问题，就算兰克的智识都是对的，学生难道没有自己选择学术方向的自由吗？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道理连亚里士多德都懂，怎么几千年后的兰克不懂了呢？非也，乃是装看不见罢了。兰克本身依仗官方头衔的加封大搞学阀的那一套，四处出击，蒲公英一样散布自己的支脉，这话主要不是针对他底子遍西方说的，如果是个客观公正、学识精湛、逻辑严密的老师，我们巴不得他的弟子桃李满天下，但是从他对息贝尔的态度看就令人很失望，完全是党同伐异的那一套，要把人情置于真理之上，真理的探寻、自由的学术声音被这种类似封建的学徒关系所压制压抑下去。

正如原先我们讨论某方的时候那样，他就算是说错了，只要他没有违背公民契约，叛卖这种契约的利益，那么我们就应该允许给他言论上犯错的空间，容错空间是言论自由的标志，个人与个人之间虽然不是契约生效的两方，但是作为公众人物，尤其是在官方任职的人物，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意见，还有整个契约的意志，伏尔泰说过，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代表的就是这种精神。公契精神是治学大师必要的气度和肚量，兰克显然是不够格的。除此之外，我们应该都记得兰克倡导的习明纳教学法，从哥廷根学派大学者伽特勒开始就使用的这种方法，其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学生自由讨论，而非老师刻意灌输。即便我们不用公契精神来衡量兰克，就算是用兰克的习明纳法原则看他，他自己也是不够格的。

兰克有三个有名的学生，魏茨、吉泽布雷希特和息贝尔，前两个学生基本上都完全照搬老师的手法写作，得到兰克的高度赞赏，而息贝尔被兰克“特殊对待”，足见其心胸之狭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