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学界，有一位大神级人物。

他曾用3句话让一个“酒鬼”不再碰酒；

用2小时治好了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

他是被誉为“现代催眠学之父”的米尔顿·艾瑞克森。

心理卫生从业人员、精神科医生、以及患者与家属是否了解艾瑞克森及其创立的自然催眠疗法，很可能就决定了其对精神心理障碍的认知边界。

为什么这么说？

曾有一位患者家属非常质疑我们的临床深度心理干预理论和技术，尤其不认可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可帮助患者快速缓解、甚至消除症状，然后快速减药、撤药，甚至最后实现真正的停药。

这位患者家属说，“有一位权威的精神科专家告诉我，只要声称能让精神心理障碍患者实现停药的治疗，都是骗人的，极有可能是忽悠。”

我当时哭笑不得。不知道是这位患者家属的理解有误，还是那位权威精神科专家真的这么说过。

如果是后者的话，那说明这位专家对于精神心理障碍的认知比较陈旧，仍停留在传统精神病学/精神医学阶段。而且，其很可能对临床心理治疗一点都不了解，更加不知道艾瑞克森在临床催眠治疗上取得的成就。

所以，我认为精神卫生从业人员、精神心理障碍的患者和家属，以及对这个方面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位大神。艾瑞克森的自然催眠疗法非常特别。

艾瑞克森，图片来源于网络

因为在绝大部分催眠疗法中，催眠治疗师会事先告知“催眠要开始了”，并一般会通过语言引导，让人先“放松、吸气、呼气”等一系列步骤，然后由浅入深地带入催眠状态。

可自然催眠法不是这样，它可以在被催眠者不知不觉中、“自然地”进行的，被催眠者可能甚至不知道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和结束，在毫无觉察之中就受到了强烈的暗示。

可能不少读者好奇，那艾瑞克森的自然催眠法和我们的核心技术——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两者都在临床心理干预使用了催眠，可用于缓解、消除精神心理症状，那两者有何不同？孰优孰劣？

首先说不同。通常来说，自然催眠法要求催眠治疗师能快速、深入地洞察到患者的性格、思维等特点，在比较长时间与患者的沟通交流过程中，不知不觉将其带入催眠状态，然后给予间接的暗示（也就是说，患者一般感受不到暗示），从而达到消除症状的目的。

艾瑞克森曾用3句话治好一个酒鬼，这是艾瑞克森创立的“自然催眠法”的特殊运用，相当于清醒催眠。艾瑞克森敏锐地发现，那个有酒成瘾的老兵非常重视自己的战功和勋章，简直视作命根子。而且他很可能发现老兵的性格中有明显的偏执，容易被激怒、钻牛角尖，说得通俗一些，性子很“轴”。

艾瑞克森抓住了这一点，先践踏了老兵珍视的勋章，激起其强烈的愤怒，令其对自己无比憎恨，然后再下了一个暗示“每当他喝酒，就意味着祝福艾瑞克森健康长寿”。

这老兵彻底被暗示了，一喝酒就觉得这是在祝福“可恶”的艾瑞克森。虽然他理性上可能明白这完全是两码事，但心里就是膈应、就是很不舒服，喝酒成了一件让其反感的事，慢慢就不喝了。

这就是艾瑞克森的高明之处，令人不知不觉地被催眠了，即使这个人可能根本就不认可他。打个比喻，艾瑞克森经常能找到患者的性格弱点，化弱点为“资源”，就像找到了一面墙中最关键的那块砖头，他对这块砖头使劲，整面墙就倒塌了。

另外，艾瑞克森的自然催眠疗法之所以神奇，还有一个关键点。

艾瑞克森在当时的临床心理治疗中享有较高口碑，成功案例被广泛传播。在这过程中，大众可能将艾瑞克森“神化”了，误以为他能治好每一个患者。

但这种“神化”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让那些慕名而来的患者对艾瑞克森极为信任，甚至是崇拜。被催眠者越是信任他，他就越容易绕过对方的批判性思维，催眠效果就更加明显。

而我们的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虽然高效，但并不像艾瑞克森那么神奇，没办法在三言两语、或短时间的接触中就消除症状。

而且，我们这种技术必须先建立患者对我们技术和催眠治疗师的高度信任，告知其相关注意事项，并且会明确地告知他们深度催眠在何时开始、结束，开始时也有明确的语言引导过程。

而且，两者关注的重点不同。艾瑞克森的自然催眠法主要关注症状本身，比如帮老兵戒酒，只要他不喝酒了，治疗就达到目的了。但不会去关注老兵酗酒背后的深层次心理根源，比如战争带来的重大心理创伤，退役后在人际关系中遇到的叠加性心理创伤等等。

而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关注和处理的，不仅是症状，还有更重要的症状背后的心理根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病理性记忆”。

只有修复了症状背后的病理性记忆，患者才更有可能走向真正的康复和心身健康。不然，老兵虽然不酗酒了，但心里其实还是很压抑。他后续可能会沉迷赌博，甚至是吸毒，如果他是一个现代年轻人的话，还有可能沉迷网络，出现游戏障碍。

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对患者及其家属做家庭治疗。因为患者生病了，往往意味着家庭系统出现了问题，并需要更良好的家庭环境帮助其康复。尤其是父母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很可能给患者带来叠加性心理创伤，必须及时改变。

对于学生患者，我们还会处理其学习障碍，再结合人生规划、逆商塑造，令患者在走向康复的同时，培养出优良的性格，真正将这段患病经历转化为人生财富。

所以，我们是更系统化、更深入地解决患者的精神心理问题，这是我们技术的优点。

当然，这也有时代的影响。在艾瑞克森所处的时代，脑科学、认知神经科学等还十分落后，还没有学者提出病理性记忆及记忆再巩固的理论。艾瑞克森未意识到很多精神心理症状源于病理性记忆，也未意识到这些病理性记忆来自于哪些方面，这很正常。

但我与艾瑞克森也有相似之处。我与艾瑞克森都是精神科医生，但都不只局限于精神病学/精神医学，而是践行多学科诊疗模式（MDT）。我一直坚信，只有不断跨学科，才能打破单一学科的局限性，拓宽认知边界，走出创新道路，并最终更全面、系统化地帮助患者康复。

艾瑞克森的催眠治疗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在心理学领域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很多人还会拿他和另一位心理学的巨匠——弗洛伊德对比，“艾瑞克森与弗洛伊德，谁做出的贡献更大呢？”

弗洛伊德，图片来源于网络

首先，艾瑞克森与弗洛伊德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弗洛伊德在世时间为1856年-1939年，而艾瑞克森的在世时间为1901年-1980年，两人相差了约半个世纪。

在艾瑞克森刚接触到心理学时，一定了解过弗洛伊德，甚至认真学习过其创立的精神分析流派，但很快艾瑞克森就发现精神分析流派十分低效。据说他猛烈地批评过一位美国的精神分析师，称其精神分析容易误人子弟。

这不难理解，艾瑞克森用自然催眠法在几个小时内就能解决的症状，精神分析疗法却往往要花几个月、甚至几年，还不一定有效。他不认可精神分析疗法，这无可厚非。

其实对于青少年患者，我也不认可精神分析流派的作用，很容易恶化青少年与父母的亲子关系，并导致其情绪波动、病情恶化。

但我并非否定弗洛伊德所做出的成就。心理学发展史上，精神分析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是石破天惊，意义非常重大的，它是第一个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心理学说，而且认为很多症状的背后有深远的、但人们意识不到的心理根源，把人类对精神心理学现象的理解从道德和“鬼魂附体”等愚昧无知的时代，带入了现代心理学和人文关怀的时代。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非常不容易。而且，精神分析理论还影响了很多人文领域，比如文学、哲学、社会学等等，这都是其重大贡献。

因此，我认为弗洛伊德担得起“心理学理论大师”的称呼，而艾瑞克森则是“心理治疗实务大师”。

而且，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弗洛伊德其实与临床催眠也有过一段故事。他在创立精神分析之前，曾跟随法国神经病学家让·马丁·沙可教授学习催眠，但后来他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便放弃了催眠，创立了精神分析流派。关于弗洛伊德与催眠的故事，后续有机会我们再详细分享。

很可惜，弗洛伊德与艾瑞克森这两位心理学巨匠没能生活在同一时代。如果他们能深入进行学术交流，互相吸取对方理论、观点的精华，说不定能大大促进现代精神心理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