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登山
在中国文学史上我们都知道有所谓“周氏兄弟”,它指的是鲁迅(周树人)和周作人,而比鲁迅早八年,在中国学术史上就有着“梁氏兄弟”,它指的是梁启超和梁启勋。不同的是“周氏兄弟”后来在半途“失和”了,而且老死不相往来;但“梁氏兄弟”却始终相爱如初,相互提携和帮忙,一直到梁启超过世为止。而“周氏兄弟”实际上有三人,还有一位是周建人,只是他不是学文学的;而“梁氏兄弟”实际上也有三人,还有一位梁启雄,只是他和梁启超相差十七岁,在人生的阅历上两人完全搭不在一起,就另当别论了。
梁启超兄弟,左为梁启勋
梁启勋是梁启超的长弟,中国二十世纪著名词学家、翻译家。梁启勋在才学和影响上尽管不能和其兄梁启超比肩,但仍不愧为学兼中西、识贯古今的学术名家。做为情深意笃的同胞兄弟,梁启勋深得长兄梁启超的信任和关照,是梁启超在政治文化活动和料理家族事务上的得力助手。从万木草堂读书起,到后来一起从事戊戌变法的活动,一直到梁启超去世,二人共同进退,双星闪耀,时人比之为苏轼昆仲。
梁启勋(1876-1965),字仲策,号曼殊室主人,出生于广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他比梁启超小三岁,因年龄相近,关系甚为亲密,幼年伴长兄启超就家学。1890年,梁启超结识康有为并拜其为师。1891年,在梁启超、陈千秋的邀请下,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设立“万木草堂”,开始讲学。梁启勋于1893年随兄入“万木草堂”学习,梁启勋曾在《“万木草堂”回忆》一文中回忆恩师康有为说:“康先生中等身材,眼不大而有神,三十岁以前即留须,肤色黑,有武人气。”康有为讲学的内容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对强列压迫、世界大势、汉唐政治、两宋的政治都讲。梁启勋曾回忆道:“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先生所讲的‘学术源流’,是把儒、墨、法、道等所谓九流,以及汉代的考证学、宋代的理学等,历举其源流派别。”梁启勋在此期间除读中国古书外,还学得许多西方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技术,并自学英、日文。 梁启勋的知识面大为扩展,为日后成为学兼中西的知名学者打下了基础。
梁启勋
1895年梁启勋随兄进京,结识夏曾佑、曾习经、谭嗣同等人。1896年继赴上海,为梁启超等人创办的《时务报》担任编辑,负责编审译稿。梁启勋和其兄两人曾共同参加戊戌变法时期的许多活动。1898年变法失败后,梁启勋组织掩护康、梁等人的家属摆脱清政府的追缉,撤离至澳门、香港和国外,后被戏称为家属队长。梁启勋1902年考入上海震旦大学(现复旦大学),1903年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遂赴美留学,除在华侨开办的洗衣店等打工外,还翻译出版外文书以维持生活和上学(这时期翻译的《血史》和《世界近世史》分别在1905年和1907年在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在美留学期间,协助康有为处理保皇会经济事务,深为康有为倚重。1908年毕业后梁启勋即赴日本参加梁启超在海外创办的《新民丛报》、《国风报》等工作。
1912年梁启勋与梁启超一同回国,返回天津,梁启超着手创办《庸言报》,梁启勋任报纸撰述。1914年,梁启超任币制局总裁,梁启勋即任中国银行监理、币制局参事的经济工作等。 1915年梁启超主编《大中华》杂志,梁启勋任杂志撰述。1916年,护国战争爆发,梁启超南下发起反袁活动,梁启勋在广州料理父亲梁宝瑛丧事,梁启超开始不知父亲逝世消息,仍寄来报平安的家信。
1924年,梁启超夫人李蕙仙去世,梁启勋在北京全权负责营造墓园工程。1925年,梁启超在清华讲学期间,进城便住在梁启勋南长街54号住所。1926年,梁启超任司法储才馆馆长,聘梁启勋为总务长。1927年,梁启勋代梁启超在北京为梁思成、林徽因主持订婚仪式。1928年,梁启超因病住在协和医院,梁启勋写有《曼殊室戊辰笔记》,其中记载着梁启超的病情。1929年梁启超逝后梁启勋在跋《袁世凯之解剖》、《白香山诗集》、《东坡乐府》、《初白庵苏诗补注》的文章中,缅怀长兄。
1932年梁启勋执教于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在山东省档案馆馆藏的民国档案中,有一份1931年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1931年12月,梁启勋接受校长杨振声的邀请,于1932年2月到校任职,任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讲师。当时,闻一多任中文系主任、梁实秋任外文系主任,他们均毕业于清华大学,都曾是梁启超的学生。因这层关系,再加上梁启勋到校时已56岁,闻一多、梁实秋视他为师长,对他特别敬重。不过因为年龄的原因,梁启勋和梁实秋、闻一多交往并不多,他只管潜心备课、认真教书。
梁启勋不仅是词人,而且是现代重要的词学家。他在青岛大学中文系讲授词学和音韵文,臧克家、丁观海等都是梁启勋的学生。梁启勋正是在青岛大学教书期间,开始着手写《中国韵文之变化》。该书于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改为《中国韵文概论》,全书通过介绍《离骚》、汉赋、骈文、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的演变及其关系,讲述韵文的发展概况,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 其中一个重要观点,梁启勋说:《诗》三百篇,是中原文学之祖,一切变化皆由此出。词的方面如骚、赋、七、骈文、律赋等,诗的方面如古乐府、五七言诗、新乐府、词、曲等源于三百篇。
在青岛大学梁启勋还创作了《词学》一书,于1932年由北平京城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是梁启勋词学研究的另一重要成果。分上、下两编,上编分总论、词之起源、调名、小令与长调、断句、平仄、发音、换头煞尾、慢近引犯、暗韵、衬音、宫调十二章,以词的音、声、律为本位,梁启勋视之为“词之本体”;下编分概论、敛抑之蕴借法、烘托之蕴借法、曼声之回荡、促节之回荡、融和情景、描写物态(节序附)、描写女性八章,侧重论“词流之技术”。《词学》初步建构起了近世略具规模的词学研究体系。梁启勋的立论肇端虽然不免粗浅,而且立足于“作法”,相当程度地沿袭了此前各家对“词学”的关注范围,其上、下两编仍是分别从音乐与文学两端来展开分析。但对于后续的研究者的启示和影响还是很大的。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梁启勋是近世词坛上初具规模的现代“词学”建构奠基者之一。
1933年梁启勋在北京交通大学及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任训育主任。这时期译有《社会心理之分析》二卷。任教期间创作了著名的《交大平院校歌》。抗战时期梁启勋只在银行担任阅报、圈报和剪报的工作,这是他一生最苦恼的时期。抗日胜利后,他在北京大学任助教,梁启勋为北大地下党和学生会收藏有许多秘密文件。1951年7月,梁启勋与章士创、康同璧、齐白石等28位各界著名人士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此外,梁启勋还当选为北京市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1年10月1日国庆的国宴前,周恩来总理曾特意邀请梁启勋在人民大会堂单独会晤,畅谈他在戊戌变法前后的工作情况,并请他写了一篇关于“万木草堂”的回忆记述,刊登在1962年1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梁启勋于七十年后追述少年时从游康氏帐下听讲之情景,并由其侄梁思永笔录而成。
梁启勋
梁启勋著有《词学》二卷、《稼轩词疏证》六卷、《中国韵文概论》三卷、《曼殊室随笔》五卷、《海波词》四卷,被称为海波老人。与夏敬观、刘毓盘、吴梅、王易、汪东、顾随、任讷,陈匪石、刘永济、蔡桢、俞平伯、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赵万里等并为朱(彊邨)、况(蕙风)一脉。梁启勋还翻译过《大社会》,后更名为《社会心理之分析》。此外,他还翻译过若干外国名著,是中国最早的翻译家之一。梁启超对诗词的研究兴趣,对梁启勋影响很大。梁启勋的《稼轩词疏证》正是继长兄梁启超未竟之业,并对乃兄的研究成果进行补正。
《曼殊室随笔》是梁启勋1926年至1946年间的读书随笔,“曼殊室”是梁启勋位于北京南长街的书斋名。《曼殊室随笔》其内容横跨词学、曲学、史学、哲学、心理学、天文学、生物学、民俗学等领域,兼及晚清掌故与民国趣闻,行文活泼不羁,警句迭出。梁启勋学贯中西,书中时常融汇传统儒释道学说与西方思想观念,展现出深刻的哲学思辨精神。
《读史随笔》是《曼殊室随笔》中的《史论》,可说是梁启勋遍读史书的心得笔记,其所阅读的历史书籍除了正史外,还兼有前人的诸多笔记,甚至西方的历史书籍,虽然他不是以历史研究学者而成名,但他的历史观和视野无疑地是广博的。他在谈及史料的采用,有时间上、空间上、人事上的三种考量,他说:“如记载者与本事之发生同时,自然比后人补记者为有力;若记载者所在地与本事之产生同地,自然比远道传闻者为有力;若记载者与当事人有特殊关系,自然比杳不相涉者为有力;此一定之方法,而做学问之态度亦应如是也。” 而对于历史的写作者,他也提出他的看法,他说:“唯修史则与作诘辞、作像赞不同。虽则删冗芟蔓乃史笔之要义,秽芜定非良史。但削伐过甚以致叙述不明,令人迷惑,则亦未可遽许之曰良。过犹不及,蒙头盖面与语焉不详,厥弊维均。”他认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较于薛居正的《旧五代史》为优。但《新五代史》对旧“志”部分大加繁削,则不足为训,在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 因此他也慨叹良史之难能也。
而对于王安石的变法,梁启勋也有他的看法,他说:“考我国史乘,凡有变更古法者辄遭抨击,自天子以至庶人,贵贱一也。不变则已,变则难逃斯例,此亦我民族性之特异者矣。 积弱之源,于斯为烈,如不然者,荆公何至受谤哉?使荆公得行其道,则一部宋史之面目必不如此,可断言也。师古虽为经验之累积法,凡一种文化之所以成立,实利赖之,无可讳言;然而师古则可,泥古则不可矣。万世不变之道,师之可也。但时代变迁,顷刻不留,潮流之与环境,常相摩摩,无有已时,若应付不敏,则弊害立见。”
而在中国历史上开国创业之君主,为何在打下江山之后,每多杀戮其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呢? 梁启勋也有他独特地观察,他说:“盖每当天下大乱,群雄角逐,在名分未定之先,同是豪强,礼节每多脱略。一旦南面称孤,不得不做作一副尊严面目以威临臣下。斯时也,朝上功臣,多属昔日草泽之伙伴。虽则曰礼仪只是虚文,不外相互间之装腔,但人类之所以自命为异于禽兽,全赖此一副假面具。无奈从前脱略已惯,忽而装腔作势,每多不自然,不如杀之便。”这是许攸为曹操打下不少江山,但后来恃功骄嫚,尝于众坐呼操小字曰:“阿瞒,卿非我,不得冀州也。”但此时的曹操已非昔日的曹阿瞒了,他虽然表面笑着说:“汝言是也”,但他内心终究是不高兴的,最后就以他故将许攸杀了。
但另外《读史随笔》也记载君臣之间也有可以谐谑的,纪晓岚就在皇帝面前讲黄色笑话! 纪晓岚号称乾隆朝第一才子,他和清高宗(乾隆),君臣之间,态度固属庄严,然亦间杂以谐谑。 纪晓岚在悼亡期满后,乾隆皇帝召见他,问他最近可有“哀艳之作”(皇帝也想听有颜色的八卦),纪晓岚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有。”乾隆说:“愿闻其详。”纪晓岚就朗诵起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中的“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这一段。只是纪晓岚将阳平之“夫”字读作阴平,遂成“夫人”。 读诵至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高宗已仰面大笑,声震屋瓦矣。纪晓岚真不愧是第一才子!才思敏捷,博君一粲!只是书圣王羲之《兰亭集序》的名句,被误读为黄色笑话,他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另外由于梁启勋是诗词专家,对于文学作品的要求特别高,他说:“诗乃陶写意志之工具,意至即吟,意尽即止,庶几可得佳构。意未至而动笔,是曰无病呻吟;意既尽而不停,是曰画蛇添足。”因此他对于非出自于真实感情所写的作品,他都认为不是好作品,他说:“应制诗已属无聊,以其非自己之意志也,况承旨诗乎!”
《读史随笔》是根据1989年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的《曼殊室随笔》版本单独摘录出来,而此版本是影印自1948年上海中正书局的最初排印本,此次出版重新打字标点及校正原书之讹误。而原书每则均无标题。此次为醒眉目及明各则之宗旨,笔者特于每则自拟小标题加上,也便于检索。《读史随笔》全书一百二十二则,却前后写了二十一年,是梁启勋读史的心得精华,非常精彩,在此无法逐条列论,只尝鼎一脔,道及一二。《读史随笔》堪称两岸最完整而详备的整理本,并且是首次独家出版的,值得购藏阅读!
【本文作者蔡登山为著名文史作家、出版人,著作有《往事已苍老》、《多少往事堪重数》《声色晚清》等;编著有《徐志摩情书集》《消逝的虹影——王世瑛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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