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清楚，正常人与精神病人可谓是天差地别。但我们真的了解精神病吗？近50年前的一场实验，就清晰表明：对于“疯子”和“正常人”，我们分辨得并不清楚。

“离离原上谱”——正常人能否“飞越疯人院”

1973年，美国各地的精神病院突然接收到一批“奇怪的病人”。这些病人有男有女，身份背景各不相同，行为举止完全正常，却都有着同样的病症：“幻听”。

在这几位“病患”的叙述中，精神病科医生专家们得知，他们时常会在耳边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这些声音或是“轰”、“砰”等大大小小的声响，或是“真的”、“假的”一般的耳语低吟。

最诡异的是只有“病患”可以听到这些“声音”。在生活中，“病患”们很难找到这些“声音”切实存在于现实世界里的证据。

原本“病患”们以为这“声音”的产生，只是因为自己压力过大或休息不足导致。可是持续而愈演愈烈的幻听严重地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他们不得不寻求更多的医治途径，所以纷纷来到精神病院。

在确定他们没有耳部疾病或缺陷之后，精神病院的专家们非常肯定地将这些受苦于“幻听”的病人归结为“精神病人”。因为出现幻听，是病人患有精神疾病的重要的特征。

在现代医学看来，“幻听”往往是因为大脑听觉中枢对听觉信号，错误地加工所造成的。如果患者没有病理性的器官病变，那便只能归结为大脑神经问题，即精神疾病。

幻听是如情感障碍、感应性妄想性障碍、因生理功能异常伴发的精神障碍等精神病症的重要外在表现。最终几人均以患有“精神疾病”为名，被精神病院接收。

但实际上，这些“病人”都是正常人，是“罗森汉恩实验”的志愿者。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罗森汉恩，从全社会招募共计8位志愿者，来测试美国精神病学体系的鉴定标准。

为最大限度增加实验的代表性，这8位志愿者均来自各行各业，不同的社会阶层。其中有不甘平庸生活的家庭主妇，也有才华横溢的画家，更有儿科医生、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专家研究者等社会精英。

依照罗森汉恩的计划，8位志愿者均以正常姿态表现，仅以“幻听”为理由，申请前往精神病院治疗。进入医院后，他们都恢复正常，不再表现任何“病症”，以观察他们何时才能判定为痊愈出院。

依照正常的思维来看，这8人很快便会被医院诊断为病愈出院。毕竟他们本来就是正常人，在医院中如常人一般表现，应该很容易被看出来。可令人吃惊的是，这8人在医院里足足被拘禁20天才被释放。

被无缘无故困在精神病院里，整日与“疯子”和“傻子”为伍也就算了，这几位志愿者还真的就被诊断为“疯子”和“傻子”，真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此8人中，有7个人被判定为患有“精神分裂症”，剩余1人被判患有“狂躁抑郁症”。如果不是志愿者坚持不懈地陈述实情，以及实验主持人在最后关头的介入，这8个人可能真的会被关一辈子。

最终，8位志愿者得以顺利出院，可是此事却在美国，乃至全球精神病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毕竟包括精神科大夫在内的医生群体，在各个国家都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可是这些“饱读诗书”的医生居然连正常人和“精神病”都分不出来，那“留之何用”？

罗森汉恩实验立即引来整个美国精神病学界的愤慨与敌视。众多医学院和精神病院中的专家急需一场胜利，为自己和研究的学科“正名”。他们以全国学科的尊严为名，再度向罗森汉恩发起挑战。

可是，在后续的对弈中，这些专家再次受挫，事实又一次重重搧打他们本已红肿的脸颊。

全球精神病学界以这系列事件为分水岭，重新审视起自己学科多年的标准与原则。

合理亦疯癫——标签之下的“无证之罪”

原来在上次实验后，罗森汉恩应全国精神病学专家之约，再度进行实验。与上次派出正常人“以真换假”相同，罗森汉恩告知几家精神病院，他将在90天内安排假病人进入精神病院。

先前受到罗森汉恩“奇耻大辱”的美国精神病学界，对此“如临大敌”。收到罗森汉恩通知的医院，立即组织院内专家日以继夜地对之后90天内新接收的病人进行“会诊”。

本着“宁可错杀三千，也不能放过一个”的精神，几家精神病院在90天内共找出193位“卧底”。当他们得意洋洋地拿着“会诊结果”向社会展示时，专家们认为自己的脸面总算是保住了。

可是更为响亮的耳光又一次结结实实地搧在他们脸上。

原来这次罗森汉恩没有招募志愿者到精神病院“卧底”，他只是声称自己安排了假病人，实际上一个人都没派。

这意味着那193位被找出的“正常人”卧底，确实是有心理疾病的“疯子”和“傻子”。如果他们被释放，那将为社会埋下多少隐患？

最终罗森汉恩将前后两次的实验结果整理为论文，在《科学》杂志上进行发布。罗森汉恩用论文向大众揭示个中原因，推动精神病学界对学科自身的反思和改革。

其一，现行精神病学的诊疗机制是存在致命缺陷的。

通过两次实验已经清楚表明，精神病院的医生和护士无法识别出正常人和精神病人的区别。这本身就是对现有精神类疾病诊疗体制的一次重要批判。

虽说“料敌从宽，御敌从严”，但是医生和护士都已经无法清楚判断“敌我”，这无非证明两点。一来是现有精神疾病的判定标准存在错误，二来是医生与护士工作态度消极，出现巨大纰漏。

不同于其他疾病可以清楚地通过化验和检查手段进行分辨，精神类疾病分类和严重程度的判断，主要通过语言问询进行。但是人的真实感受，有时很难通过言语准确表达出来。

且同时也客观存在部分病人，语言能力弱，无法清晰阐述病症与精神状态的情况。我们不得不承认，精神疾病在诊疗上切实存在其他疾病所不具备的困难。

但是，一次将正常人当成精神病，另一次将精神病当做正常人，还是在有长期相处和沟通的基础上犯错。这只能说是诊断制度和标准需要“与时俱进”。

其二，病人身上的“诊断标签”已经严重干扰对于病人的判断和医治。

“诊断标签”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医生和护士对于病人判断不准，经常犯错。因为人一旦被贴上“患病”的标签，即便自身健康，也会被视作病人对待。

近些年来，新冠疫情不断反复，笔者也曾有过因次级密接而被隔离的经历。即便自身没有被感染，但在隔离酒店依然被贴上“带菌者”的标签，被区别对待，甚至折辱。

至今，本人都无法忘记为笔者做核酸检测的一位志愿者。即便全身上下，穿着厚实的防护服，与外界隔离；即便年龄稍长，也算是饱经考验，但他依旧视每个被隔离者如洪水猛兽。

可每每做检验，便将头扭到一边去，生怕病菌会透过口罩感染自己；每每做采样，便看也不看一眼，单纯将棉签在笔者嘴里“乱搅一通”，有时根本擦不到喉部，只是在舌头上打转。

即便笔者理解，这是人出于对恐惧未知事物的本能。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价值，依旧在一次次的“折辱”中被践踏的一文不值。同样所有精神病人在医院中也是同样的待遇。

只要进入精神病院，便贴上“精神病患者”的标签。任何行为都会被作为精神病患者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症状。仿佛在他们的眼中，精神病患者便不该拥有正常的举止。

一旦和病友或护士侃侃而谈，你便会被诊断为“妄想症”、“精神分裂症”；一旦表现地郁郁寡欢，你便会被判定为“抑郁症”；一旦情绪激动，言行犀利，你便会被扣上“狂躁症”的帽子。

都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在精神病院里就是“一日如安定，终生为疯子”。只要在精神病院待上一天，那你的一言一行，一呼一吸就无一不入疯癫之人的性格，基本没有痊愈的可能。

而因为身上挂有“精神病人”的标签，医生和护工便不再将他们视为一个正常的人。没人会在意一个“疯子”的感受，也不会聆听一个“疯子”的话语。

可笑的是，与医生和护工对病人“不管不顾”不同，精神病人之间对于“同类”和“异类”的分辨倒是颇为精准。通过事后调查，在几所医院的118名“疯子”里有35人成功辨识出志愿者是正常人。

在罗森汉恩的实验中，志愿者经常讲述自己在精神病院中受到护工的歧视性对待。经常有护士当着一屋子病人的面，宽衣解带，肆无忌惮地调整胸衣。在她眼中，精神病都不算人，又何来吃亏呢？

在现今的社会新闻中，我们也经常看到，医生或护工强暴女精神病人的新闻。一方面是病人认知有偏差，不知道自己被侵犯；另一方面病人是知道自己吃亏，却苦于没人会相信自己的证词。

所以，除非女病人怀孕，否则如强暴侵犯一类刑事案件很难被发现。病人被暴力殴打身亡也可以当做发病被轻松敷衍。阳光之下的精神病院究竟藏有多少罪恶，外人很难知道。

试问，在如此的医患环境之下，即便是病人已经痊愈，恢复正常，又有多少人会被医生和护士发现呢？有多少正常人是在这种环境中被活活逼疯的呢？

可怕的是，标签效应的危害还远不止体现在医学领域。

标签适万物——用善意包容“打破认知循环”

事实上，标签效应最早并非起源于医学或心理学，它原本是一个犯罪学概念。早在1938年，著名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坦南鲍姆就提出“邪恶戏剧化”概念，明确标签效应的基本原理。

坦南鲍姆认为，犯罪者的产生与群体对个人的贴标签、下定义、识别、隔离等做法有关。这个过程会令个人将群体强加给自己的“标签”变成另类自我意识，进而刺激个人最终演变为被群体抛弃的人。

用俗话说就是“官逼民反”。举个例子就是妻子怀疑丈夫出轨，虽然没有证据，但是拼命找别扭。或是对其言语讥讽，或是对其查抄收入。最终矛盾彻底爆发，将丈夫活活逼出轨，逼离婚的悲剧。

因为人作为动物，对事物的看法存在一定局限，习惯于借助熟悉的场景对应周遭的事物，这就给标签效应提供生存土壤。标签效应会令人产生认知循环，进而无法得知事物的全貌。

依然以上文的例子来说，妻子怀疑丈夫出轨，其背后必然是妻子无法完全理解丈夫的一些举动，但夫妻双方没有良好沟通，从而造成误会。

出于“自私猜忌”的本能，不明真相的人很容易对事件产生负面印象。迟迟未能了解真相的妻子，只能简单地将之理解为“丈夫背着我有事儿，是不是出轨？”这便形成一个“标签”。

之后无论丈夫做什么，妻子都会戴着“丈夫出轨”的有色眼镜来审视。丈夫对自己殷勤会被理解为“无事献殷勤”，丈夫对自己如常会被理解为“感情冷漠，濒临破裂”。这种猜忌是无数家庭破裂的根源。

但客观地讲，标签效应应用范围极广，且并非都是坏事。有时也会对人生和事业起到积极影响。

如在教育上，标签效应既可以教导出少年犯，也能指点出有为青年。

仅以著名的罗森塔尔实验为例。罗森塔尔实验是在哈佛大学任职的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博士所做的心理实验。

他在1964到1965年里，在一所小学进行智商测试，并且胡乱地为校方提供一份测试高分成绩名单，建议校方好好培养这些“栋梁之材”。校方得知后，果然对“榜上有名”的学生严加调教。

一段时间后，罗森塔尔博士再次对该学校的学生进行智商测试。上次“乱点鸳鸯谱”似的高智商学生，果然成绩突出。他们与原本水平相近的学生之间，悄然拉开一定差距。这边是“标签效应”的积极作用。

因为学生身上有“高智商，有作为”的标签，老师和家长对其教育更加倾注心力。同时学生自己也在之后的学习中感到这种正向反馈，自信自己是更优秀的人，进而不断努力。

这边是老师和教育工作者常说的“鼓励教育”，用正面信息来暗示鼓励，自己的孩子可以变得更加优秀。当家长和老师的努力与孩子自身达到“同频”，孩子也认定自己可以再进一步，成功便水到渠成。

而反之，一旦在不深切了解孩子的时候，就盲目地为其打上一个“不值得培养”的标签，有多少学生可以顶着老师和父母不断的打击和冷落“飞上枝头变凤凰”呢？最终他们便切实变得“不值得培养”。

如个人发展上，标签效应有时也能左右一个人的命运。

笔者虽然不喜欢成功学和鸡汤文，但对于正能量和积极地人生态度还是认可的。心理暗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标签”。“态度决定命运”并不是一句空话。

如果一个人满眼望去都是萧瑟颓唐，一身负能量的人自然会吸引身边更多的负能量，进而不断加强自己内心“无希望”、“没可能”的认知，最终形成“躺平”和悲观的认知循环。

相反，倘若一个人心中充满能量，自然能带动身边的人共同努力奋斗。积极向上的人更能抵抗现实的打击和失落感，往往更能坚持。当真正机会降临的时候，自然会更青睐于准备更充分的人。

人为什么在不顺的时候最喜欢算命？其实不也是希望满天神佛可以给自己贴上一个“有希望”的标签吗？何不用更广的视野，更友善的态度和更全面的认知看待事物，打破认知循环，拥抱美丽的生活呢？

参考文献：

《“两罗”实验及其在美国教室里的应用》2009年01期《江苏教育研究》汤新华

《跟精神病院开个玩笑》2008年08期《大科技》陈发宝

《标签效应的衍生与整合理论之引介》2020年01期《中国刑警学院学报》杨学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