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老年学会和老年医学学会副会长，是国内最早提出政府主导公共医疗卫生和健康强国的学者。曾为中央政治局第35次集体学习授课。参与中国医改方案制定，曾任国家十三五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主要教学和研究领域是：卫生经济学、老年经济学、公共财政和经济增长。在国际和国内发表、出版了大量学术文章和专著。

最近，国家医保谈判“灵魂砍价”的场面屡上热搜，原本高达几十万元的贵药降幅超过90%，让包括药品集采在内的中国医改，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作为投身医改二十多年的经济学专家，李玲深度参与中国医改方案制定，主张医疗卫生的定位是公益事业。在她看来，中国医改模式改变了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医学模式，并展示出其优越性。现在“西方无法做到的，我们做到了！”

“希望学成之后为国家做一点儿事”

李玲父亲17岁入伍，参加了解放宜昌、湘西剿匪、抗美援朝，战后带着伤病到江苏丹阳工作。从小受父亲教育，李玲日后的许多选择从国家与社会的需要出发，“如今回头看，这种选择事实上帮我实现了个人的最优选择”。

1978年高考时，响应“科技救国”的号召，李玲考进武汉大学物理系半导体专业。从本科、研究生、留校任教，钻研半导体物理9年多。1980年代中后期，李玲决定转型研究如何实现有效资源配置，1987年到美国匹兹堡大学攻读经济学。

“无论是1978年读半导体物理，还是后来学经济，都是希望学成之后，为国家做一点儿事。”2003年，李玲收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召唤，邀请她填补这个教研团队在医疗卫生经济学方面的空白。此时她已在美国16年，研究美国宏观经济获得博士学位，取得了马里兰州立大学的经济学终身教职。

李玲回国正值抗击“非典”疫情期间。北京7天建立起小汤山传染病医院的奇迹；上海以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社区机能，织就严密公共卫生网……李玲亲眼看到中国政府“举国上下一盘棋，成功化解危机”。

调研基层医改，她作为患者去医院就诊找问题

回国后，李玲成为中国医改的亲历者和观察者，也成为新医改坚定的研究者与推动者。她回国前，中国医改正走到十字路口：“相关部门已经做了方案，医院也参照国企改革，抓大放小。”

2006年，宿迁成为全国唯一没有公立医院的地级市。李玲深入宿迁开展调研，近十名卫生经济学者和学生作为患者去各医院就诊，在就诊过程中,调查和访谈医生和患者，然后再与卫生主管部门领导和医院院长及相关人员交流，汇报所见所闻，听取他们的意见，以校对和证实调研结果。

取得大量一手资料后，李玲团队撰写了调研报告，核心观点是：医疗卫生属于社会公共产品，不能当成商品买卖。

2009年，新医改启动，李玲作为专家团队成员全程参与。她走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在基层发现了大量生动的医改实践。李玲认为：“最大的收获就是经常发现中国的活力和创造力是在基层。”

她印象最深的是三明医改。三明是福建一个偏远、经济欠发达的地级市。2012年三明启动医改，她当年就去实地调研。“他们把公立医院公益性、医保支付、医药集中招标采购等新的制度立起来，像扳道岔一样，把22家公立医院搬到新的轨道上。三明医改不是靠财政投入，而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百姓的福利。为了把虚高的药价挤下来，就是靠集中谈判。”李玲说：国家医保局的成立，以及药品集采等，其实是让药品回归治病功能，让医生回归看病角色，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质。

李玲和团队撰写的中国医改文章，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她到国际上演讲中国医改经验，触动了很多外国同行。

“中国医保医改实践，有很多类似的生动案例来自基层，活力在民间。比如上海这个两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把所有公立医院的数据都集成起来，通过大数据分析，让每位医生的工作量标准化，让每个病人的病例资料都便于查询，建立了世界最高水平的医疗大数据库。”她感到十分骄傲，“我觉得中国基层的创造力很了不起，实践出真知，只有在基层实践的过程中，才能摸到客观规律，顺应规律，实现创新。”

在多次发表文章和演讲中，李玲都说，抗击疫情不仅是守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实践，更是中国医改的“炼金场”。早在2005年，她就曾撰文阐述我国的政治制度优势、文化优势、人口规模优势对国家发展的影响。而此次战“疫”历程正印证了她的观点。

她表示，战“疫”中，我们编织了全球最大的健康保障网，网里覆盖了14亿人，上下同心，共同织起了世界最大、最牢、最密的健康保障网。

（长江日报记者柯立 陈晓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