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古代封建王朝的取士制度的变化,都会催生一个新的阶层的出现,同时也会面临着旧的阶层的覆灭,这种变化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古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文化下移所造成的。
从世卿世禄制度,到察举制,再到九品中正制,到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不同的制度都引发了不同阶层的崛起,这种状况之下类似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状态。
当然一个取士制度的发展,必然是受到不同时期的统治者的需求所影响的,不论任何时期,取士制度的发展都是为了统治者的需求而发展的。
中国历史的取士制度大致经过了以下几个时期从世卿世禄制度,到察举制,再到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度的,贯穿了整个封建时期。
先秦时期的世卿世禄制度,其主要针对的是贵族,对于平民是没有任何机会的,尤其是早期的教育把持在贵族手中,底层百姓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力,即便想要参与到政治之中,也没有能力和机会。
直到春秋时期,孔子将教育阶层下移,宣称有教无类,才使得接受教育的人群进一步扩大,但是先秦时期依旧是以贵族政治为主,平民是没有机会参与政治的,这种贵族政治随着秦朝的一统。六国贵族的覆灭也逐渐走向了衰落。
到了秦汉时期,则逐渐兴起了察举制,对于汉代的学子来说,他们的地位得到了极大地提高,首先就是贵族政治被打破,底层士子有了能够参与政治的机会,其次就是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教育再次下移,且儒生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而察举制则更好地适应了当时的需求,大量的儒生士子在举荐制度之下脱颖而出。董仲舒、左雄、东方朔等都是察举制下出来的优秀儒生,对汉王朝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大量的儒生通过察举进入了朝堂之中。
九品中正制度则是士族门阀为了维护自我利益而形成的。曹丕最初设立九品中正制,目的便是为了拉拢这些士族门阀。
但是曹魏阵营的司马氏、杨氏、荀氏等都是北方大族;蜀汉地区的李严家族;江东地区的陆氏等,都是各地的名门望族。而当时的朝政大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更是牢牢掌握了当时的政权,寒族子弟基本没有任何上升的途径,魏晋时期的政治主要是上层士族门阀和皇帝之间掌握,到了宋齐梁陈时期,士族门阀的地位甚至高于皇室,刘裕登基之后为了稳固政权,甚至不得不和那些大的士族门阀合作。
因为这些氏族门阀掌握了自上而下的大部分官职,想要治理国家,就得去稳固他们,到了隋唐之后,皇帝为了打压士族门阀,便开始设立科举,从底层选取人才,形成了以科举制为基础的官僚系统。
同时也诞生了一个新的阶层,士绅阶层,这一阶层因科举制度而生,也因科举制度而消亡,士绅阶层不同于九品中正制下的士族门阀,主要集中于上层,而士绅阶层则较为广泛,上到京城高门,下到乡镇之间,到处都有着士绅阶层的身影。
对于古代的读书人来说,一旦能够考上举人便能够在一地主政,如此殊荣,自然无人能比,古人常常将秀才比作穷酸之人,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在文学作品之中看到的死读书的穷酸秀才不过是一部分而已。
秀才已经是士绅阶层的底层组成了,他们的地位远远高于大部分人,士农工商,作为士大夫阶层的一部分,士绅阶层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士绅阶层的兴起和科举制度离不开关系,那么士绅阶层的衰落同样和科举制度离不开关系,1905年在大势所趋之下,清政府不得不宣布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就此作罢,而这个命令的颁发,亲发的动荡是巨大的,首先就是众多的儒生,即便是到了近代时期,士农工商的想法在中国人心中依旧根深蒂固。
因而自1840年之后,虽然西方思想源源不断地在传入中国,但是熟读四书五经的儒生依旧有着一大批,而科举制度的取消,无疑为他们提出了新的难题,这些惟愿一飞冲天的士子,日后该怎么办?这些士绅的命运尤为坎坷。
并且就科举制废除之后,士绅们的生活也经历过两次变化。主要是以清王朝的覆灭为节点,在清王朝覆灭之前,虽然取消了科举制度,但是仍然处于封建社会时期,这些没能参加科举的士子,在社会地位上依旧有着一定的高度。
很多的村镇私塾依旧会需要这些熟读四书五经的儒生来做老师,虽然生活无法比及之前,但是谋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于这些儒生来说还地位不及往日,但是胜在百姓还接受儒学。
真正导致儒生地位一落千丈的是在清王朝的覆灭之后,清王朝的覆灭,不仅仅是封建政权的消逝,同时也宣告了与其相关的一切事务的覆灭,这样的结果,对于儒生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同时也是对于士绅阶层的一次打击,该何去何从,如何生活成为了他们最大的问题。
在《白鹿原》中的教书先生朱先生便是最为典型的从封建社会到近现代社会变迁之下的读书人代表,而白鹿原之上的白、鹿两家子弟在朱先生学堂之下学习的过程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之上对于儒生或者说士绅阶层的态度,
从最开始的尊敬、爱戴,到之后对其学问的不屑一顾等,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社会的变迁,看似微末,其实都是一个时代之下的大势所趋,士绅阶层也开始在新的社会状况之下谋求新的发展。
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其实越来越大的传统思想已经不再受到重视,很多儒生也看到了清政府的江河日下,因而除却一些死心塌地的酸腐文人,大部分的读书人都开始谋求新的发展和新的生活方式,其中最为常见的便是卖文求生。
对于古代读书人来说,卖文求生无异于是一种耻辱,尤其是一些清高的读书人,但是到了清朝末年,近代时期,这些穷困潦倒或者谋求新的变化的读书人开始接受西方的思想,甚至前去经商,对于士农工商的封建时代,读书人经商可谓是要下定足够大的决心。
光绪二十年的状元、江苏五才子之一的张謇便选择了经商,主张实业救国,是我国近代纺织领域的开拓者,为中国近代的轻工业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张謇真的不希望依靠他状元的身份谋生吗,其实张謇也希望入朝为官,但是清政府的腐败、国家的混论,张謇不得已选择了一条新路。
近代时期的很多报纸其实都是清代文人所创办的,文人张芷韵,李宝嘉二人便在1896年创办了《指南报》用于针砭时弊,《指南报》上至家国大事,下至市井小民,所刊载的内容五花八门,受到了各个阶层的喜爱,因而一经发售,便在上海风靡一时。
而创办《指南报》的张芷韵,李宝嘉二人也因为其丰厚的收入,得以在上海衣食无忧,同时李宝嘉也是《官场现形记》的作者,该书对社会大的批判,对官场的黑暗揭露,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更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评选20世纪100部优秀小说之中位列第一。
而且随着创办报纸活动的兴起,需要大量的文章进行刊载,给了这些晚清文人发挥的地方。往日对于这种卖文行径嗤之以鼻的学究老儒也加入了进来,在各种报纸之上刊载文章,针砭时弊、通俗文学、经典文章等各种类型的,开始在各大报纸之上刊载,迎合了大众的阅读需求的同时,还解决了文人的生活问题。
毕竟很多文人不可能都和王国维、辜鸿铭这样的大儒,即便晚清覆灭,在北洋政府也是被欢迎,因为他们毕竟有着真才实学,大部分的文人其实都是绣花枕头,看着好看,实则一无是处,因而想要在近代社会之下生存也是较为困难。
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和科举制的废除,士绅阶层的生活和地位可谓是一落千丈。除却一些的确有着真才实学的文人在社会变迁之下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大部分的文人都要寻求新的生存方式,这是社会变迁的需要,是历史进步的必然。
只有顺应历史,改变自身,才能够生存下去,王国维固然有着国学大师的称号,但是始终无法忘却自己晚清帝师的身份,最终也是沉于了颐和园中的昆明湖,看似对晚清的怀念,实则是愚忠,在敬佩的同时,也为其感到惋惜。
参考资料
《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
《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