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通天街历史街区的历史建筑群形态看，近代开始前，从清朝的空间布局能够了解到，建筑群形态主要遵循中国传统的建筑布局形式——院落式布局，形式以中式为主，遵守着几进院落式的布局方式，倾向于轴线对称，结合庭院、水等自然元素构成院落。此点可以从清朝十一个王府遗址的平面布局得出；到了近代，沈阳城市接连被日本和奉系军阀主政统治，在外来文化下影响了城市建筑群的风格和布局规划。

但是方城内整体还是延续了清朝的基本布局——围合式，有一定的空间秩序，保留自然山水等景观元素，建筑风格以中欧式结合的建筑风貌为主；到了现代，现代化建设开展，拆除老旧的院落——围合式布局。受到西方现代风格的影响，建筑群都主要以简洁的一字型布局为主，首要满足人们基本的居住需求。随政府对历史街区的重视加深，持续的对方城整体风貌进行改造，修建的形式以中式为主，展现地域文化和风貌。

按照历史脉络，通天街历史街区的建筑群形态趋向于简单实用，而建筑风格渐渐体现文化性。各阶段不同时期的建筑群形态体现了各时代的经济性、政治性和社会性，是时代文化的一种体现。依照时间——空间的脉络分析沈阳方城空间形态，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呈现一定的波动曲线，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有明显的高潮和低潮。历史轨迹中，在古代的君主指导和命令下，城市就会进行大规模的建设。

人的行为活动受到环境、气候等外界因素的影响从而使空间产生某些秩序、法则。所以，城市的发展进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遵循着一定的规律。空间形态发生竞争与协同、突变以及整合这些变化。在城市中，突变现象一般具有革命性的发展前景，先前的结构在外部力量下被破坏，在功能、技术、观念或者某种因素的作用下产生新的空间形态。

突变后，则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整合，可能长或短，取决于突变的力度。一种新的空间序列在与系统进行着协同和平衡，然后呈现为它最后的形式。这样周期的变化，让城市在内部和外部下共同发展，物质实体与精神思想共同进步。城市空间的演变规律，是探索城市的本质即城市在时间的维度下是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作用下的产物。因此，

。从沈阳城市的整体城市发展脉络看，方城是多种作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多种作用力其实就像是无形的手推动着城市的发展。在影响因素中，有的是促进城市发展的内部要素，有的是外力作用于城市推动城市积极发展。内力和外力，共同施加于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空间结构，结构进行重组和拓展，让城市形态向更有序的发展。促进方城空间演变的动力是系统内部的竞争和协同作用。

在该作用下，历史街区能够向高级有序的发展，是系统内自发组织的过程。方城的空间结构从低级的空间序列向高级空间序列演化。整体的空间演变是向积极的、简洁的、符合时代发展的方向进行。通天街所在的方城历史形态受到几个方面的影响。首先，方城的选址选在山水形胜之地。长白山哈达山脉经辉山延绵到沈阳城形成两处“龙岗”，古城位于蒲河和浑河之间，形成良好的自然景观与都城选址的形胜之地，这体现着道家朴素的自然观，是与环境协调的表达。

并且，据《清太祖实录》中清太祖努尔哈赤曾说过，沈阳地处之地北征蒙古两三日可至，南征朝鲜顺河可至，西征大明渡辽河路直且近，东拓固本扩大领域，是都城位置极佳之地。其次，在顺治、康熙、乾隆三个朝代持续对盛京城完善与修建，产生“内方外圆、四塔四寺、八门八关”的都城格局。这外圆内方、四塔四寺吸取了藏传佛教“曼陀罗”的建造思路，仿照喇嘛教的烙印——“曼陀罗”。再者，宫殿居中、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布局模式，是理想都城规划原则的映射——“王城图”式的内城格局。

最后，城内的宫殿建筑群“宫高殿低”的布局以及满族独特建筑群摆放，皇城内外八旗布防的城市格局，均体现了浓郁的满族文化色彩。因而，盛京都城汲取了汉、满、蒙、藏等多民族的多样文化，是多种文化作用下的结果。多样文化在方城中的相互借鉴和融合体现协同作用。相对于同一朝代来说，朝代与朝代的更替是人的思想、文化、空间、文化的竞争作用，在竞争下形成又一种新的城市格局。协同与竞争共同作用产生了现在的方城空间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