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军,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投资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和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清华大学担任过班主任,参与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管理工作。
他曾担任Google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腾讯搜索业务副总裁。其在Google主要的贡献包括中日韩搜索算法,Google反垃圾邮件。除了在工程和研究上的贡献,他也是畅销书《数学之美》《浪潮之巅》《硅谷之谜》《文明之光》《大学之路》和《智能时代》的作者。
吴军博士事前在《硅谷来信》中,就“怎么理解孩子未来可能进入职业教育发展?”做出回答。让我们看看吴军博士对职业教育的看法以及他的思考方式。
提问:
吴老师你好。
在初中升高中这一阶段,未来可能50%比例的初中毕业生要进入职业学校。之前老师也提到过,现在中国缺少的正是高水平的技术工人。但是按照现在职业学校教育的水平,还没有达到家长会自愿选择职高的程度。
未来如果真的50%的初中生都要进入职高,相信家长们都不愿意自己的娃去做小白鼠,影响孩子的发展,因此大家有一种普遍的焦虑。我的疑问是:
一,老师认为,家长应该如何应对职高50%名额的焦虑?
二,是中国未来的职高发展前景如何?
吴军博士:
这两个问题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好问题。我把它们放在一起来回答。
我们先搞清楚现实世界的真实样子;再来考虑如果站在国家层面,假如你是教育部的官员,会如何制定政策;最后再回到自己的位置,决定自己该怎么办。
我们假设中国发展到了美国当下的阶段,看一看会有多少职业需要大学毕业生,有多少职业需要各种类型的技术工人。我们先把农业人口排除。美国劳动力的分布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除制造业以外的工业和低端服务业从业人口,占劳动力人口的1/4略弱(24.2%);
包括资源开采、手工业在内的制造业以及运输业从业者,占劳动力人口的1/5略强(20.3%);
销售和办公室文职,占总劳动人口的1/4略弱(24.2%);
技术行业、专业服务和管理职业,占到总劳动人口的四成(37.3%)。
当然,这样加起来的数据略微超过了100%,因为有些统计是重复的,比如管理岗位和几乎所有职业都有重复性。
一般人眼中相对高端的职业,基本上就是最后面的技术行业、专业服务等,包括教师、医生和律师等,再加上管理岗,可能还可以算上部分办公室文职。所有这些从业者,其实就占到总劳动人口的一半稍多一点。虽然并没有规定禁止大学毕业生去生产线上工作、去做低端服务业等等,但我们理性思考一下,这当然是不必要的。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科技等高端服务业的从业人口占比非常高,能够提供比较多的所谓高大上的岗位,但也就大概一半这个比例。其他国家如德国、日本等,高端服务从业者占比还比不上美国。
因此,即便中国一夜之间产业结构就变成了美国今天这样,也并不需要所有人都去花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读大学。另一方面,整个国家确实需要大量有专业技能的工人。特别是中国如果要完成制造业升级,更是需要大量有经验的、接受过职业教育的技术工人。
因此站在国家的层面看,即便100%的年轻人都上大学,最终还是会有一半找不到那种所谓“大学生应该干的工作”,这就意味着,有一半年轻人会在大学里白白浪费四年时间。在择业心态上,也可能因为大学毕业生觉得自己不应该做某些工作,导致很多岗位招不到人。于是就会造成一方面很多人没有工作,一方面很多工作没人做的局面。
如果我们再退一步,在升入大学前进行淘汰,让100%的人都可以上高中,仍然会有50%的人上了普通高中也考不上大学,结果还得去职业教育回炉,这就浪费了三年高中时光和教育资源。
对此美国和日本的做法是让所有人都接受高中教育,但是高中毕业后,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高中生难以从事需要专业技能的工作,还是只能再到工厂办的培训学校学习技能。而在德国,干脆从初中毕业就开始分流,一部分学生进入各种职业学校学习专业技能。德国的职业技能教育是算在义务教育范畴内,和上高中一样是国家掏钱,自己不用交学费。
今天中国年轻一代,也就是25-34岁的就业人口中,包括大专学历在内的大学生占比是27%,而德国不过是28%,美国是46%。如果考虑到中国有大约1/5的农业人口,德国和美国农业人口可以忽略不计,那么中国大学生的人口占比应该是高过德国的,也相当高了。
从目前的产业结构来看,接下来中国大学生占比继续提高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那么那些不去上大学的年轻人就必须具有一定的技能,将来才能立足于社会。
最后,我们站在家长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不可能有那么多所谓的白领工作,以技能教育为主的职业教育势在必行,技术工人的收入可能不比白领低,那么首先我们需要接受这个现实。我讲过,我们不能做自相矛盾的人,一方面知道未来社会的必然趋势是什么,另一方面还拒绝接受这种趋势。我们早一天了解现实、接受现实,早一天好,焦虑也没有用。
接受了这个现实之后,需要做两件事。
第一,每个人都需要用行动实现社会对于各种职业的平等尊重。我在前面的信里讲过,最终解决教育平等问题的是职业平等。在德国,六成年轻人去了职业学校,但大家并没有觉得教育不平等,原因就是职业的平等。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善待各种职业的人,无论是对外卖小哥、餐厅服务员、工厂工人,都是如此,也许我们的后代未来也需要从事这些职业;那么何不从现在开始,推动这些职业成为更受尊重、更有尊严的职业。
第二,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孩子一定要上大学,将来一定要从事科技、专业服务和管理这类的工作,那么就行动起来,先把他的手机扔到一边去,在他晚上读书时,也关掉你自己的手机,花时间学习教育学和少儿心理学。不要以工作忙为理由欠缺了对孩子的陪伴。
当然,如果孩子自己觉得将来不上大学也挺好,你也不要逼他。毕竟,孩子的幸福比学位更重要。
吴军博士首先转换视角和身份,让我们从教育部官员的角度去思考,我们在这个位置会怎么做,怎么制定政策,最后再回到自己的位置,看看对于我们个人来说,面对职业教育应如何做抉择。这种思维方式是我们考虑任何问题都可以参考的方法。
然后吴军博士着眼未来,分析发达国家从业人员数据,再回到当下分析中国产业结构下大学生占比数据,得出分析结果“中国大学生的占比已经相当高了,占比继续提高也不太可能”。
因此,以培养社会需要的技能型人才势在必行,而这类人群的培养一定会依托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
作为普通人,我们需要做两件事:
1.尊重每个职业,解决职业教育平等问题的关键是职业的平等。
2.如果觉得自己的孩子要上大学,未来就要做科学、专业服务和管理类工作,否则普通的大学毕业依旧是从事技术性工作,同样是职业教育。看清这个本质后,就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陪伴孩子读书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