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80多年间，所谓古今、中西、体用、传统与现代之争一直不绝于耳、从未间断，其核心就是如何正确认识传统与传统文化、处理和对待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高度出发，又一次把这个问题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他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因此，在新形势下，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坚定文化自信，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世界历史发展证明，世界上每个民族和国家在其面临社会急剧的变化和转型的关头，在其迎接新的历史挑战、走向新的历史阶段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如何认识和对待自己民族和国家的传统与传统文化的问题。中国从奴隶社会向新兴的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百家争鸣”，特别是“儒法之争”，其中的焦点之一就是所谓“法先王”“法后王”还是“美当今”的如何对待已有传统与传统文化的问题。这一争论前后延续了三百多年，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算结束，因而奠定了往后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思想政治格局。14—15世纪，西方社会在走出中世纪、走向近现代社会的历史过程中，就通过文艺复兴运动返回到它们民族和国家的传统与传统文化，并通过对其做出新的评估，进行新的诠释，才建构了西方近现代的工业文明。这一过程直到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才算告一段落，前后也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

在当代，伴随着西方的所谓新、旧现代化理论之争，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些地方例如拉丁美洲国家，试图拒绝自己本土的文化资源，抛弃自己民族的传统与传统文化，简单地移植和嫁接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念、文化模式和制度规范，以求实现国家现代化，其结果是不仅没有实现现代化，反而导致发展长期停滞，社会动乱，人民生活贫困，成为了西方最发达国家美国的不安定的“后院”。这就是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何以长期反美情绪高涨的深刻根源。同样，美国进行的所谓“价值观战争”，造成的则是中东长期的乱局、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的滋生。这些雄辩地证明了西方的旧的现代化理论的破产。也雄辩地证明，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社会的现代化不可能抛弃本土的文化资源，割断自己国家民族的传统和传统文化的血脉和纽带，简单从外部嫁接和移植而来。现代化必须立足于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根基，尊重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正确处理好“本来”和“外来”、民族化和国际化的辩证关系，而这只能是一个依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吸收外来的先进国家发展的积极成果，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传统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历史过程。

一个国家、民族的传统与传统文化本质上就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群体的自我意识。就个体而言，每个人之所以是他自己而不是别人，这个“自我”就是由他所特有的自我意识系统构成的。而作为一个国家、民族群体特有的“自我”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共同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世代相传的传统与传统文化。中国古人说：“人贵有自知之明。”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群体来说，只有认识“自我”才能走向“新我”。因为这个“自我”中蕴含着它特有的文化基因，是它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所特有的文化力量和途径，也是它对生活的秩序与意义的一种特殊的把握，因而形成了它所特有的问题意识、解题路径、解题方式、价值目标。但是这些又毕竟是在过去的特定生存境遇和历史条件下形成发展起来的，它们必然打上深刻的历史烙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同现代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局限性。因此，相对于现代新的历史条件和生存境遇而言，首先，它必须保持“自我”，因为是它自己而不是别人走向新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形态；其次，它又不可能是原来的“自我”，因为它不可能以不变应万变，它必须在应变中，在迎接各种新的挑战中，去保持“自我”，创造“新我”。这是一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作为这一发展的主体的人双向互动、互促的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人们常说的，人创造了历史，历史又创造了人的辩证过程。

在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上，澄清所谓西化论的理论是非，对于我们来说也十分重要。西化论在我国自近代以来一直不绝于耳，至今仍为一些人所信奉和宣扬。这种理论宣扬，在当今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走西方化的道路。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教授把它概括为一个公式，即“冲击—反应”。按照这个公式，任何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文化的冲击，并对此作出单向的反应。这就是说，对于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来说，现代化就在于积极的自我扩张和发展，不断地甚至强行地输出和推销西方的价值观念、文化模式和制度规范。而对于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而言，出路似乎只有一条：放弃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否认自己能够自主地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抛弃自己国家民族的本土资源，去被动地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冲击、洗礼，只有这样实现国家的改造和转化，才能走向现代化。

不难看出，这种西化论理论，其基本立足点是西方中心主义，而它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它的思维模式则是西方特有的二分法。这种理论首先主观地把整个世界划分为西方和非西方、现代和非现代或者说是传统和现代化两个部分。显然，这种人为的二分法实际上一开始就预设了一个前提或者一种价值取向，即西方优于、高于非西方。在这种理论看来，历史是进化的，是一种由低级向高级的线性的发展过程，既然西方已经处于进化的高端阶级，而非西方还处于进化的低端阶级，那么，西方就要优于、高于非西方。而非西方要进化就必须接受西方的冲击、洗礼、改造和转型——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这就是西化论的理论逻辑。显然，这种理论是十分错误的。

首先，这种理论的前提是虚假的。正如印度著名学者德赛指出的，西方学者这种西化论理论是以两个假设为前提的：一是将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看作典型的现代化社会，并以此作为现代化的唯一模式；二是这种理论所使用的现代化的概念，基本上是意在描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框架内社会所发生的转变过程和方式。这就是说，这种理论把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学上的概念，偷换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共生性概念，这就把特殊夸大为普遍、把个别夸大为一般，以致使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描述成唯一的现代化的模式，正是通过制造这种浑水摸鱼欺瞒世人的虚假逻辑，才得出只有西方化才能实现现代化的错误结论。

其次，这种理论否认和拒斥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多元性。人们常说，“条条道路通罗马”。事实上，由于世界各国的国情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别，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也必然是多样的。历史地说，人类走出原始的野蛮状况、走向文明社会的历史道路就是各不相同的。古希腊罗马走的是一条“家庭——私有制——国家”的道路，而亚洲的许多国家则走的是一条“家庭——国家——私有制”的道路。关于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就有过充分的论述。马克思把这两种不同的道路分别概括为“古典古代”和“亚细亚古代”。同样，人类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也应该是多样的、多元的。这是人类文化和文明发展的规律。实践证明，所谓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说教，不过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其推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而张目罢了。

第三，这种理论违背了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客观规律，否认和拒斥非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内在动因。历史发展表明，在中国，早在明代中期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到了明末清初，这种萌芽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如果没有外来势力的干扰，阻断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正常秩序，中国也会缓慢地走向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南亚经济奇迹的出现，更是雄辩地说明，传统与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国家、民族走向近现代社会的历史包袱和障碍，相反地只有充分地重视本土的文化资源，发挥其在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真正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对自己国家、民族的优良传统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当代，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不断增强自己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和文化创新，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更是有力地宣告了西化论的破产。（作者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选自《新湘评论》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