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杭州日报口述实录栏目的一篇口述文章引发网络热议。这篇题为《他从殡仪馆打来电话:“能不能写写我们的天才儿子。”》的文章,讲述了杭州老人金性勇的躁郁症儿子金晓宇成为天才翻译家的故事。故事中,金晓宇在少年时代因为意外一只眼睛失明,随后患上躁郁症,在病情反复甚至影响到升学的情况下,通过自学成为了一名高产的多语种翻译家。
世人对躁郁症似乎有诸多误解,有时会将其污名化,有时又会将其浪漫化。躁郁症也叫作双相情感障碍,以情绪极端变化为主要表现,它们的临床表现为轻躁狂、躁狂、抑郁,这几种状态会交替发作。金性勇用很多天才都是躁郁症患者来宽慰自己,认为贝多芬、梵高、牛顿、海明威承受了超出常人的痛苦,但他们也都是具有伟大想象力的天才艺术家。当然,并不是所有躁郁症患者都是天才,他们的经历也很可能会被大众忽略。但如果想要真正地摆脱对躁郁症的误解,第一步必然是正确了解这种疾病的特征。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教授,情感障碍中心主任凯·雷德菲尔德·杰米森以躁郁症患者和研究者双重身份撰写了《躁郁之心:我与躁郁症共处的30年》一书,其中她讲述了自己躁郁的体验,或许可以帮助读者从文字上了解躁郁症这件事。其中,她的女性身份,也为读者提供了关于这种疾病的性别视角。
文 | [美]凯·雷德菲尔德·杰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 译|聂晶
我并不是在某一天醒来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疯了的。生命如果真的这么简单就好了。相反,我是逐渐开始意识到,我的生活和心灵似乎运转得越来越快,直到我接受大学聘书的那个夏天,它们终于疯狂地失去了控制。不过我要承认,从思维敏捷到陷入混乱的整个加速过程,却是缓慢而又充满着美妙诱惑的。
刚开始,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正常。1974年7月,我成了精神病学教授中的一员,并被指派到一间成人病房,完成我的临床和教学任务。我满怀喜悦和乐观,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我喜欢教书和临床指导工作,尽管后者在最初让人略感奇怪。我发现,从实习医生到教授,这样一个职位上的转换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困难。不用说,这其中最大的好处就是薪水大幅提高,而且,我有了追求自己学术兴趣的自由,这更是让我兴奋和陶醉不已。
现在回想起来,我是如此卖力地工作,几乎很少睡觉。睡眠的大幅减少既是躁狂期的症状之一,也是诱发躁狂的原因,只不过当时我并不清楚这一点。即便了解,我也会觉得没什么影响。夏天通常会带给我更长的夜晚和更高涨的情绪,但这一次,它把我引入了比以往更加亢奋、更加危险也更加神经质的境地。那个夏天,睡眠不足、繁重的工作以及敏感脆弱的基因,终于使我超越了过去熟悉的精力旺盛的限度,进入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疯狂境地。
为了欢迎大学的新入职员工,校长每年都会举办花园酒会。我后来的精神科医生恰好刚刚荣升为医学院的副教授,他也参加了那次聚会。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他那冷静和慎重的观察恰好与我当时的自我感觉形成了鲜明有趣的对照。
我记得自己在那次花园酒会上兴高采烈、充满吸引力。然而,我的精神科医生后来与我谈论此事时,说出了他不同的回忆。他说,我当时打扮得非常妖艳,完全不像过去一年中他见到的我那样保守。我反常地浓妆艳抹,而且在他看来,似乎显得太过兴奋和健谈了。他记得自己当时产生了一个念头:凯好像是躁狂发作的样子。而我,还认为自己非常绚丽奔放。
我的想法似乎开始互相追逐,各种各样的念头从任意一个缝隙中挤进来,纠缠不清。好像所有神经元都堆积在我头脑的高速公路上,我越想让思维的速度慢下来,就越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我的热情也开始过度膨胀,当然,我所做的事情之间都隐含着一些微弱的逻辑。比如,有一天,我忽然陷入对复印的狂热:把3篇文章分别复印了三四十份。这3篇文章在当时的我看来,忽然具有深刻非凡的意义,而且和我们病房中的临床医护人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尽可能地将它们复印并分发给每一个人。
我在工作场合的狂热行为不断发生,同时,我的婚姻殿堂也开始崩塌。我和丈夫分居了,表面上的理由是我想要孩子而他不想——这确实是事实,而且是很重要的原因,但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当时的我越来越寝食难安、暴躁易怒,仿佛忽然之间,以前丈夫身上最让我钟爱的优点——仁慈、沉稳、温暖和关爱,现在却成了我的眼中钉、肉中刺。我冲动地想要开拓属于自己的崭新生活。
我在桑塔莫妮卡海滩找到了一幢极为现代的公寓,尽管我讨厌现代建筑;我还买了一系列时髦的芬兰家具,可是我真正喜欢的是温暖又古朴的东西。我买的每一样东西都是那么冷漠、现代、棱角分明,而它们竟然奇怪地安抚了我日益混乱的思维和烦恼纠结的感觉。我还拥有一片壮观的海景——当然,为此付出的费用也同样壮观。要知道,入不敷出或者像官方的诊断标准中精确描述的那样“进行毫无节制的疯狂采购”,本身就是躁狂期的一种典型症状。
当我情绪高涨时,即便我想努力尝试,也无法思考有关金钱的问题,所以我干脆放弃了。信用卡已经成为一场灾难,而个人支票的处境更糟。
就这样,我带着一种紧急和迫切感,买了12只处理毒蛇咬伤的急救箱,买了昂贵的宝石,精美但毫无必要的家具,3块手表——购买间隔不超过一个小时(都是劳力士,而非一般的便宜货。要知道,躁狂期患者眼中只看得到高档昂贵的货色),以及各种并不适合我的妖艳服装。在伦敦的一次疯狂购物中,我花几百英镑买了所有书名或者封面可以引起我兴趣的图书,包括有关鼹鼠生物史的书籍,以及20本企鹅出版社出版的各类书籍,而且仅仅是因为我觉得如果能让书脊上的小企鹅图案连成一串,将会非常有趣。我觉得有一次自己好像从商店里偷了一件女士衬衫,就因为我无法忍受排在一位拿着蜜糖的妇女后面;又或许我只是在幻想偷窃,我不记得了,我完全陷入了混乱。在我躁狂严重发作的两年时间里,我一定花了超过3万美元,至于在频繁发作的轻躁狂期被我挥霍掉的钱财数额,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
我的生活继续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前进着。我的工作时间简直长得惊人,而睡眠时间却接近于零。每当我回到家,屋子里的混乱程度都有增无减:大量新近购买的书籍扔得到处都是,每个房间都堆满了山一样的衣服。而目光所及之处,还有许多根本没有拆开的购物袋。我的家看上去就像曾被一窝鼹鼠占领、居住然后又被遗弃。屋子里还有几千张废纸,堆满了我的书桌和厨房灶台,一直堆积到地板上。有张纸上写满了杂乱无章的诗句,是我几周后才在冰箱中发现的。这首诗的灵感很明显来自我收集的那一大堆香料。不用说也可以猜得到,这么丰富的收藏全都归功于我的躁狂发作。我将这首诗命名为“上帝是个素食者”,其中的理由恐怕只有当时的我才能理解。像这样的诗歌和文字碎片到处都是。在彻底清理完公寓几个星期之后,我仍然会在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发现这样涂满了文字的纸片。
我对声音特别是音乐的感受变得格外强烈。每一个来自小号、双簧管、大提琴的音符都强烈震撼着我的心灵。不论是独奏还是合奏,都是那么美丽和圣洁,我仿佛置身于音乐厅中。但很快,古典音乐透露出的紧张与悲伤就会开始让我无法忍受。我对这种节奏感到不耐烦,
同时也被澎湃的情绪淹没,立刻投入摇滚乐的怀抱,拿出我的滚石唱片,并把音量调到最大。我在不同曲目、不同唱片之间不断游走,试图让心情与音乐相匹配。在我寻求最完美声音的过程中,房间里很快就散落和堆积起各种唱片、磁带和封套。
房间的混乱像镜子一样反映出我内心的混乱。我无法继续加工听到的东西。我困惑、恐惧且毫无方向。任何音乐都不能让我倾听哪怕几分钟的时间,我的行为是如此疯狂,而更狂乱的是我的心灵。
慢慢地,黑暗开始渗透我的思想和灵魂,不久之后,我便毫无希望地失去了控制。现在,我根本无法追寻自己当时的思维和逻辑。各种句子都盘旋在我的脑海中,碎裂为短语,再沦为单词,最后只剩下声音。
有一天晚上,我站在卧室中,眺望着如血的残阳点缀在太平洋的尽头。忽然之间,我感到一束奇怪的光芒从我的眼睛后面射出,与此同时,我看到自己的头脑中闪现出一台巨大的黑色离心分离机。一个穿着及地晚礼服的高大背影慢慢靠近分离机,手中拿着一大管鲜血。就在这个人慢慢转过身的时候,我惊恐地发现,那正是我自己。我的礼服、披肩和白色长手套上都沾满了血迹。我看着头脑中的人影小心地将这一大管血液倒入离心分离机后部的小孔,合上盖子,然后按下了机器前部的一个按钮。离心分离机开始运转。
更令人恐惧的是,之前只存在于我头脑中的影像,现在却活生生地出现在我周围。我害怕得完全无法动弹。离心分离机旋转的声音,玻璃管碰撞金属的声音越来越大,然后,整部机器忽然破裂成了几千块碎片。血溅得到处都是,溅在窗户玻璃上、墙上、油画上,甚至渗透到地毯里。我望向大海,却发现窗子上的血液已经与夕阳融为一体,根本无法分辨其中的界限。我用尽全身力气拼命喊叫。机器旋转得越来越快,我无法从血腥的场景和机器的碰撞声中挣脱出来。
我的思想不仅越来越疯狂,甚至已经转变成恐怖的幻景,那是对生活全貌和失控心灵的可怕反映。我不断尖叫。
一段时间后,我的精神病性躁狂复发,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漫长、撕心裂肺、阴暗且带有自杀倾向的严重抑郁。这种状况整整持续了一年半。
那段时间,从早上睁开眼睛一直到夜晚进入梦乡,每一分钟都是那么痛苦难挨,根本找不到任何快乐和激情。一切一切,所有的思想、言语或者动作,都是那么费力。所有曾经耀眼夺目的东西都变得平淡无奇。
我开始觉得自己鲁钝、无聊、能力不足、思维不清、昏聩不明、反应迟钝、无精打采、冷酷无情、了无生机。我彻底怀疑自己是否拥有做好任何一件事情的能力。我的思维如此缓慢,衰竭到根本无法发挥任何作用。这团不幸、错综复杂而又混乱的灰色情绪唯一的作用,就是不断提醒我,自己的性格有多少缺陷和不足,并让我绝望无助地在痛苦中承受这一切。
那个时候,尽管我已经接受了最好的医疗看护,但它们似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我只想一死了之,结束一切。我决定实施自杀,冷血地不向别人透露一丝我内心的计划和想法;这一点我做得相当成功。就在我尝试自杀的前一天,我的精神科医生在病历上写下的唯一一句话就是:严重抑郁,非常安静。
在精神病学的圈子中,如果你自杀死去,就会被冠以“成功”自杀这一头衔。不过,这种成功实在是不要也罢。而在长达18个月的难以言表的痛苦岁月中,我开始承认,带有自杀倾向的抑郁其实是上帝使躁郁症患者待在所属之地的一种巧妙方法。这么想确实管用。严重抑郁所带来的痛苦日复一日地加剧,就像动脉中的血液一样贯穿全身。
这是一种残酷无情、无法缓解的苦痛,我找不到一扇希望的窗口,找不到任何逃脱这种残酷生活的途径。阴冷的想法和感受暗潮涌动,主宰着那些恐怖的、无眠无休的夜晚,让我在绝望中无处可逃。
在清教徒的理念中,有这样一种假设,即认为所谓的“成功”与“不成功”完全取决于自杀这一可怕的终极行为能否实施。那些没能“成功”杀死自己的人不仅软弱,而且无能,因为他们甚至无法让自己死掉。然而,自杀从来都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很少能够展现出个体在较好状态下的缜密智力。因此,它通常是带有冲动性的,并不一定按照人们最初的计划行事。
其实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那个时候,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痛苦,无法容忍自己正在慢慢变成一个精疲力竭、惹人厌烦的人。我觉得自己不能成为困扰朋友和家人的沉重包袱。我在头脑中建立了一种偏执的联系,认为就像我幼年时亲眼见到的牺牲自己来挽救他人性命的飞行员一样,我能为自己关心的人做的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自杀,就像任何一个人为了使某只动物免受持续的痛苦,都会将它杀死一样。
在某个时期,我曾买了一把手枪,但是在一次理性思维的作用下,我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我的精神科医生,并心不甘情不愿地丢掉了它。在这之后的好几个月里,我常常来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附属医院8楼的楼梯间,不断抵抗自己向前迈出一步、纵身跃下的念头。虽然自杀性抑郁并不会让人变得体贴、善解人意,但是一想到家人不得不去辨认我摔得支离破碎的尸体,这种念头就变得毫无可行性。所以,我决定要找到一种看似完整循环、充满诗意的自杀方式。锂盐,尽管它最终挽救了我的生命,但是在那段特殊的时期,却是我无尽悲哀和痛苦的根源。就这样,大剂量服用锂盐成了我最终的选择。
但是,我从未料想到这样一个事实:服药后,我的大脑会与警醒时截然不同。所以,当电话铃声响起时,我会出于本能地去接听。就这样,我挣扎着,几乎半昏迷地走到客厅的电话旁。我含混不清的声音立即引起了哥哥的警惕。当时他从巴黎打来电话,想要了解我的情况。在听到我的声音后,他马上联系了我的精神科医生。
在我生命中最重要也是人格成型的那段日子里,我一直生长于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中,被教会如何体谅他人、谨慎周到并约束自己的行为。然后,忽然之间,我变得毫无理性且充满破坏性,无法预期又难以控制。礼仪和规范根本无法约束这种情况。上帝显然已经无处可寻。海军军官舞会、志愿护士小组也根本无法与这种疯狂分庭抗礼,它们原本也不是为此目的而存在的。无法控制的愤怒和暴力是如此可怕,远远超出了一个文明和可预期的世界的容纳范畴。
自从有记忆以来,我就拥有丰富且强烈的感受,热爱并体验着美国诗人戴尔莫·施瓦茨(DelmoreSchwartz)所说的“喉咙中溢满狂喜”的状态。然而,狂喜的另一面却是暴躁易怒。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些激烈的情绪并不算太坏:除了为我的个人生活增添了不少浪漫色彩之外,还为我的职业生涯提供了很多积极的帮助。可以想象,它们曾触发并推动了我大部分的写作、研究和倡导工作,驱动我尝试和创造。它们也让我产生对生活状况的不满,并无休无止地希望得到更多。
但是,当这些不满、激情或者无休无止的渴求转变为过度的愤怒,我就开始持续地体验到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因为这种愤怒与我从幼年时就一直仰慕的温和而家教良好的女性形象格格不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抑郁症状更多地与社会对于女性的定义相关:消极、敏感、无助、无望、受创、迷茫、乏味以及缺少野心。而躁狂状态则更多地源自男性的特征:躁动不安、激动、攻击性强、善变、能量充沛、富于冒险精神、浮夸空想以及对现实状态不满。在这种情况下,男人所表现出的愤怒或者暴躁更容易被人们容忍和理解:人们会默许领导者或者航海家拥有更广阔的性情变化空间。
自然而然地,女性和抑郁更多被放在一起,而女性与躁狂之间的关联则鲜有人关注。这一现状并不让人惊讶,因为女性的抑郁症发病率是男性的两倍,而两者的躁郁症发病率则几乎相同。在通常状态下,躁狂会影响绝大多数女性。她们常常会被误诊,即便有幸接受精神治疗,治疗的质量也不高。而且她们极有可能出现自杀、酗酒、药物滥用和暴力行为等方面的问题。但是,就像患有躁郁症的男性一样,她们也常常为周围的人和社会贡献大量的精力、热情和想象力。
躁郁症是一种既能够终结生命,也能够承载生命的疾病。就像火既具有创造力也具有破坏力的本质一样。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曾经这样写道:“一股力量穿过绿色的导火线,燃放了花朵,也燃放了我的青涩岁月。它摧毁了大树的根茎,是属于我的毁灭者。”躁狂期正是这样,它是一种奇特的驱动力、一个毁灭者、一团燃烧在血液中的火焰。
本文节选自《躁郁之心:我与躁郁症共处的30年》,经出版社授权发布,内容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