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研究中废话的胜利

Dennis Tourish

刘书博（译）

本文转自“本土管理研究”公众号

原发于AOM Learning and Education

▍ 身处管理学研究领域，我们时常感到：这个学科陷入了危机

这种危机感来自于一种异化：管理学者写作发表学术论文，更多是迫于职业发展的压力和职称晋级的需求，而非为了探索发现、解决现实问题。管理学研究者以论文快速发表为导向，对“顶级期刊”所树立标准偏好的奉若神明，因而产生了越来越多晦涩难懂、虚空浮夸、啰嗦冗长的研究论文，并创造出一种推动“理论发展”的幻觉、“贡献管理新知”的假象。事实上，异化的管理学研究变得名不副实，自说自话，研究内容成果与管理实践的鸿沟越来越明显，管理学研究者装模作样地进行“游戏规则”之内的“重要”工作。

为什么管理学研究变成了“废话连篇”和“名不副实”的“学术游戏”？

这和当下的学术规则相关：“理论贡献”是顶级期刊接收发表的要求，比如管理学会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明确表示：“所有提交的论文，必须有重大理论贡献。” （“All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AMJ must also make strong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相比之下，关注实践现象与行为，重视对话沟通效果，进行理论应用，并产生多方面的社会影响，这些显得无足轻重。

▍ 伪装成构建理论的空话废话

顶级学术期刊要求更多的理论贡献，所发表论文声称重大理论不断进展，而事实上，真正的新理论很少出现。顶级期刊对于理论贡献的要求，与渴望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的学者的职业抱负相互作用，导致学术期刊充斥着声称贡献了理论的无休止的阐述，而这些“精致而平庸”的研究议题与研究发现，对大多数领域同行并无启发，对广大公众和管理实践者的读者来说更是晦涩难懂。

Hopwood(2009)认为:

“…我们进行如此大量的理论化工作，似乎更多是为了发表而对已有理论的重复加工，但并未加深我们对管理能力及其组织与社会背景的理解。”（第517页）

如今管理学主流期刊上的大多数论文，不论是量化分析的实证研究，还是批判理论领域的思辨讨论，都是公式化的、谨慎的、枯燥的和晦涩的。正如Grey和Sinclair(2006年)所说:

“我们这个领域的很多作品都是带有倾向性的、充斥着术语的、费力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似乎源于我们试图使我们的写作在学术上合法化，就好像描述和解释组织的日常生活必须使用一种与那种生活日常截然不同的语言。似乎在拒绝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采用同样抽象的词汇，以表明我们毕竟还是严肃认真的学者。”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能否定理论的价值。好的理论是重要的。没有理论建构，人们就无法解释理解所观察到现象之间的关系。然而，当顶级学术期刊，以及那些觊觎精英地位的期刊，都理所当然地认定，发展理论是研究者所能做的众多事情中唯一重要的，那么理论发展就变成了一种不健康的痴迷，其结果就是此标准催生的无数“精致而平庸”的论文——先进的分析技术、晦涩的专业语言，似乎是为了掩盖研究本身的毫无意义。

为了显得高级，学术论文不仅变得缺乏生动的隐喻，机智的幽默，深刻的见解，还故作深奥，以至于暮气沉沉，“理论虚胖”。

举个例子，《管理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发表过一篇题为《印痕-环境适应与绩效:招聘时的组织宽容度如何影响后续工作绩效》（Imprint-environment fit and performance: How organizational munificence at the time of hire affects subsequent job performance）的论文(Tilcsik, 2014)。

题目中关键词“Munificence”不是我们日常所见的词汇，它的意思是“慷慨”、“仁慈”或“慷慨”。使用一个更常见的同义词会立即使论文标题容易理解，却会削弱论文发展理论的主张。

而且，它的摘要是这样写的:

“研究结论所支持的核心假设是，一个人在最初经历的组织慷慨程度与随后一段时间的慷慨程度越接近，其工作表现就越好。我所说的“印痕-环境适应”和绩效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个人进入组织时的职业阶段和二手印痕的影响由他人的印记在社会上传播而来。核心假设的一个可能含义可能是“极端的诅咒”，即极高和极低水平的在一个人随后的任期内，最初的慷慨与较低的平均绩效相关。这些模式背后的机制是员工的社会化不同的资源环境发展出不同的解决问题和客户交互的方法，从而导致不同程度的印记-环境适应于随后的资源环境”。

是不是很晦涩？其实，这段话完全可以换一种表述:

“当经理们与新员工相处融洽、并持续如此状态时，员工的工作表现就会更好，而当他们相处不好时，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现有员工的相处模式也有好有坏，所以树立了态度和行为的榜样。‘烙印’的含义是他人的经历对我们的影响。”

好读多了吧？但第二种表述听起来太像“人话”了，不够理论化，所以不适合学术论文。

Billig（2013年)也观察到，有时学者使用大词，不是因为真的发现什么理论新大陆，而是为了掩盖研究发现的不足。

Weick (1989)对此现象的解释是，理论家们经常写琐碎的理论，因为他们的理论构建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的是结论有利于有效验证（validation），而非其现实价值。

爱因斯坦曾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但是如今规范化学术标准不仅限制了完整的理论化过程，单一研究选择和表达对象，而且弱化了研究者的想象力和多元化的理论化活动，尤其是充满想象力的新概念发展、形象思维、和思辨思维，而这些都是理论发展必要甚至是更为重要的。

如此规范化研究设计与论文写作，严谨有余，灵性不足。

大多数论文都遵循一个千篇一律的“八股”格式——引言、文献综述、方法、结果和讨论，篇幅相当标准。几乎没有空间来报道灵感、运气、喜悦的意外事件或Weick(1989)所说的“训练有素的想象力”。学术论文尽量采用了非主观性的写作风格，读者甚至会认为这些冰冷的文字是电脑写的，而不是来自一个活生生的人。

有多少定量研究论文是由数据分析软件自动生成的表格组成的？又有多少论文的理论讨论似乎只是剪切和粘贴了必要的参考文献集？我们不得不去担忧：“或许最为可怕的，不是机器越来越像人，而是人越来越像机器”。而这样的规范化论文语言，有助于实现学者的攀爬目标——发表。而遗憾的是，它所不能做的是产生有意义的理论，为管理世界提供真正有用的见解。

▍ 同行评审过程如何损害我们的论文写作？

除了学术期刊规范性标准的指挥棒，我们应该进行反思的，还包括论文发表过程中的同行评审制度。

在Moosa(2018年)看来，审稿人为了让自己的评审“算数”（有存在感），他们必须在自己评审的论文中发现错误。这就意味着多数投稿到学术期刊的研究论文，无论内容多么优秀出色，都很可能不会被完全接受发表。即使它们已经被发表在顶级期刊上，如果在把这些论文匿名重新提交，也有可能被要求进行更多修改，甚至被评审者或主编拒绝刊发。

Peters和Ceci(1982)就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把已经成功发表到心理学领域期刊的十二篇论文，重新匿名再次投稿到同样的期刊，结果是只有其中三篇论文被发现了重复投稿，其余的被期刊编辑发往同行评审。这一次，十八位审稿人中有十六位建议退稿。他们对这些论文的方法和理论上的缺陷提出了毫无改进可能性的批评意见。编辑们同意了评审者的意见，并拒绝了他们的期刊曾经发表过的这八篇论文。

看来，发表论文真是需要运气。 文殊菩萨的香火，有多少是广大投稿人供奉的？

从投稿到接收发表，论文的作者们需要直面一次次评审意见（往往是惨淡的），爬过一个漫长的多次修改的过程。

感谢编辑和审稿人提供的宝贵反馈。冗长、毫无意义、枯燥乏味的文献综述让论文变得臃肿不堪。作者试图预测每一个可能的来自不同审稿人的期待，因此，许多人求助于更为复杂的写作，以传达方法的严谨性和理论发展的印象。

是不是有点言过其实？来看看Seibert(2006年)的经历。他在《管理学会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上与人合著了一篇论文，并获得了2004年《华尔街日报》“年度杰出论文奖”。回顾论文发表的历程，Seibert道:

“我们收到第一轮的评审意见稿长达13页。责任编辑将R&R（退回修改重交）的决定描述为“高风险”。对此，我们修改后提供的回复信长达31页。第二轮审稿意见长达10页;我们的第二次回复是13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在给审稿人的回复上投入的精力和我们在撰写原稿上投入的精力一样多。”

在某种程度上，Seibert在论文修改的投入和此过程中所表达的韧性都令人钦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份31页的回复信却令人发指，难道不是一种被强迫的疯狂？向顶级期刊提交论文似乎就像沦为了期刊的人质——不服从修改意见的最终惩罚，是论文不能够被发表。作者们不顾一切地想要逃脱这种命运，但只有当他们向每一个独特的审稿人的要求低头，同时对他们所遭受的痛苦表示由衷的感谢时，他们才有可能换来发表的机会曙光。

Publish or Perish（要么发表，要么死亡）的学术生存法则，让我们在同行审稿人面前变得唯唯诺诺、战战兢兢，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媳妇，敢怒不敢言，期待有朝一日媳妇熬成婆。

要么在沉默中愤怒咒骂，要么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患者。虽然同行评审制度通常会把关论文发表质量和公平。但当它变得如此漫长和任性凶猛，就可以摧毁所有的创作兴趣与生命，激情和个性，以及在论文成功刊发之前，能够看到的希望。更不幸的是，作者们可能觉得他们有最后写了他们不想写的东西，包括声称要创造理论，以满足评审者的意见要求，以满足自己职业发展。

Cederstrom和Spicer (2017年)回顾了他们在一篇合作论文上的经历。这篇论文被前前后后提交给了几家期刊，并经过了无数次的修改。终于，在他们开始论文研究项目的十年后，论文终于被发表了。他们没有对这一成就感到满意，而是写道:

“修改后发表的论文，比我们的第一个版本好吗?”我们不确定。我们所有理智上的激情都被击败了。它不再像我们自己说的话。它现在只是评论家们想让我们写的东西的集合，几乎没有伪装成一篇学术文章……这感觉就像某种形式的双重囚禁——作者们觉得他们好像被困住了，注定要写一些他们不感兴趣的东西；评审者和编辑也有同样的感受，被迫对他们认为毫无意义的论文发表意见。他们花了几百个小时来写作，花了几十个小时来评论和编辑。为了什么?”

这些做法不可避免地扭曲了研究者的写作方式。Cornelissen等人(2012)与在美国著名期刊上发表定性论文的作者进行了回访。

许多人报告说，“定性研究的实际操作、研究的框架、撰写，和评审修改发表出来文章的方式之间常常存在脱节”。

虽然这通常与报道的可靠性、有效性和评分者之间的可靠性有关，但它表明，评审者和编辑向作者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遵守目前流行的写作规范，而实际上作者并不认可这些规范。这些规范包括过度理论化的倾向。

为了能够在同行评审制度下顺利发表，研究者不得不屈尊于外部标准的压力，而当论文作者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时，就不得不使用一种令人费解的学术文体，过度的理论化写作已经成为我们对奖惩机制的一种巴甫洛夫式的反应。

笔者给出了自己的一个论文写作例子。他本人在一篇论文写作中故意使用的“套路”表达(Tourish, 2014)：

“从本质上讲，组织并不是独立于沟通而存在的，因为正是通过沟通，组织找到了实体形式……而那些将他们作为领导者的角色制度化的组织结构，主要是领导者要求实体地位。”但这只在实体主张被其他人认可和回应的情况下有效。任何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是组织中的领导者，但只有在他人不情愿地授予他领导地位的情况下，他才能获得这种权力。此外，如果没有这样的主张被提出、协商和正式化，就不会有一个包罗一切的组织实体，在这个实体中，领导者可以从领导过程中脱颖而出。”

同样的意思，笔者按照“非学术”语言可以这样表述:

“除非人们彼此沟通清楚，否则他们无法组建组织。随着组织的出现，一些人主张他们有权利成为组织的领导者。但他们必须与他人协商，看看这是否被接受。如果他们不能说服足够多的人将他们视为领导者，那么他们就无法成为领导者。”

以上对比所示，就是简单想法表达复杂化。如此装腔作势的写作，却在同行评审制度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更令人悲观的是，随着制度环境中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种话语的生产，管理学领域很可能会发生一种“自然选择的扭曲（perversion of natural selection）”(Edwards 和 Roy，2017)：年轻一代的学者，对于当前学术环境的认知，缺乏可替代的学习学术标准。与此同时，那些恪守枯燥写作规范和无意义研究的人会在“短平快”发表竞赛中胜出，然后复制扩大他们的标准，使此标准成为年轻一代学者的不二选择。在年轻学者的职业生涯中，现状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完全自然的——他们为什么要挑战它呢?于是标准被披上了不二真理的伪装。

当这种“自然选择的扭曲”真实发生时，我们会听到越来越多的老少学者，都开始认为研究发表只不过是一种行业黑话“游戏”——这项活动已经失去了任何更广泛的目的，沦为只为发表而研究的“体力活”。

此外，这个问题的另一个表现，是研究成果中充斥着大量的“同义假设” （profusion of tautologous hypotheses）。

例如，一项关于工作场所孤独感的研究，提出了以下假设(Ozcelik and Barsade, 2018, p. 2348):

假设1：工作场所孤独感越高的员工，对同事的亲和力就越低(员工亲和力)。

我的翻译是：孤独的员工很少与同事交谈。

假设2：工作场所孤独感越高的员工，对组织的情感投入就越少。

我的翻译是：孤独的员工不喜欢他们感到孤独的工作场所。

难怪那些想要验证这些假设的实证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现：这些假设已经得到了“证实”。很难想象，为什么会有人这么说孤独的员工会比那些不那么孤独的员工更多地与同事交流，或者这种孤独感可能会让他们更依恋自己工作的地方。

在当前学术期刊的标准规则下，研究常常被设计成只能发现假设相关性成立的结果，即使结果几乎不能告诉我们关于真实现象的任何信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文献中假设被证实的数量如此之多。例如，Russell Craig和我分析了50篇随机选择的发表在《管理科学季刊》（ASQ）上的实证研究论文，这些论文所提出的假设有90%或部分或全部得到证实。

学术期刊不愿发表负面的研究结果的倾向，加剧了研究“精致的平庸”。

例如，Edwards和Berry(2010)为评估管理理论的精确性而研究了1985年至2009年25年间发表在《管理学会评论》(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上的论文。最终，他们确定了基于20个理论所提供的183个理论命题。就理论命题预测的关系的重要性而言，他们发现:

“19个理论命题(10.4%)简单地陈述了一种有关概念关系的存在，164个理论命题(89.6%)描述了这种关系的方向，却没有一个理论命题能预测一个点值或值的范围。关于关系的形式，177个(96.7%)命题并无涉及……在大多数情况下，用来发展理论的命题所呈现的概念关系，如果其中没有讨论关系的具体形式或条件，可能会影响关系本身。相反，大多数命题本质上是说，如果一个变量增加，另一个变量将增加或减少。因此，随着旨在测试这些命题的研究方法的严谨性增加，找到支持这些命题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他们的相关理论也会相应增加，使这些理论的风险逐步降低”。

以上是Edwards和Berry礼貌含蓄的说法，说得直白一些，是他们发现目前管理学研究的理论，几乎没有真正的预测价值，也意味着它们很难被证伪。而这是组织研究中一个常见问题，我们不得不去想：只“证实”，不“证伪”，那么管理学是否沦为了伪科学？

▍ 名不副实的管理学研究

怎么判断管理学领域的研究变得名不副实呢？就是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开始觉得，他们的发表更多地是来自于运气和表演性的游戏，而不是真正的贡献管理新知、产生带动社会实践的探索研究。

身处管理学领域，你可以假装是一位从事严谨研究的学者，但工作本质上越来越像重复性体力劳动——与智慧灵感和深刻见解无关，只需要使用大词来制造理论发展的假象，提出闭门造车的同义假设，并祈祷外行人会因为你的论文表达方式感到困惑，从而看不出你在做什么。如此久而久之，你甚至会欺骗自己，认为“游戏”就是学术的全部。然而，自我麻痹的游戏者忙着在学术领域扯起理论的大旗，但即使这些大旗是用金箔做的，也改变不了管理世界的精神地貌。

如果还对这个学科有责任心，就必须要停止这样的名不副实。这种废话式学术论文与无意义的研究是当下学术规则造成的。Pinker (2014) 在一篇名为《为什么学者在写作方面如此糟糕》的文章中指出， “我们在分享自己的智力劳动成果方面显得漠不关心，这违背了学者促进知识传播的使命。废话式写作，让我们浪费彼此的时间，播下困惑和错误的种子，把我们的职业变成笑柄。这种理论研究最终是空洞的，即使它出现在所谓的顶级期刊。

Meier和Wegener（2017）指出：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没有人读我们的研究成果作品，没有人记得它，或者没有人从中得到进一步的灵感，研究就没有价值”。

或许，我们还可以采用其他方法进行学术写作，让研究成果可以被更多人理解，而不需要让读者手边有本字典和一些止痛剂。

比如，Starbuck(1992)在《管理研究期刊》（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上发表了题为《知识密集型企业的学习》（Learning by knowledge-intensive firms）的一篇论文，虽然没有研究目标，没有方法论，没有访谈提纲的细节展示，但其写作方式仍值得我们去借鉴：因为这是一篇饱含智慧见解又能让人赏心悦目的论文。然而，如果把同样一篇经典论文再次提交给当今的《管理研究期刊》，期刊编辑和同行评审应该会毫不犹豫地给出拒稿决定。

▍ 管理学研究何去何从?

首先要做的，是改变把研究发表看成一种“游戏”的心态。因为这样的心态是合法化学术表演，而学术表演降低或完全取代真正有趣有意义的研究探讨、以及改善世界或解决重要问题的愿望(Biggart, 2016)。

当我们不再热爱学术创造的过程，而仅关注发表竞赛和攀爬职业职称时，这些“麦当劳化”的学术成就如同是建立在松散沙子上，长久以来必然影响管理学存在的合法性地基。

无论是研究者个人还是学术共同体，都需要“不忘初心”，关注重要的工作，并致力于Courpasson(2013年)所称的“激情学术”。徐淑英等人指出：“尽管我们承受着当下制度上的压力，我们在研究什么和如何写作方面仍然有很大的自主权。为了我们自己的长远利益，更重要的是为了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利益，我们应该更多地去改变它，更少地去遵循它，去做有责任感的研究 (Tsui, 2019；McKiernan和Tsui，2019)。

另外，我们需要审视同行评审过程的运作方式。从多轮修订中产生的“输出”——血淋淋的、畸形的、超长的、充斥着参考文献——并不总是能改进研究成果。斯皮格尔(2012)对此的建议是：在决定是否发表论文之前，对一篇论文进行两轮修改就足够了。

还有，学术期刊或许应该更加包容多元化标准和思想，某些当下看似异端的、与标准格格不入的，或许有一种不同的价值，最起码读起来更有趣。这个世界太丰富、太多样化了，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格式来描述，而是需要发展能够容纳全部光谱的风格。这要求我们的写作方式更加多样化。

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在总结其著作《物种起源》时，创作出了闪耀科学文献的著名一段话:

“It is interesting to contemplate a tangled bank, clothed with many plants of many kinds, with birds singing on the bushes, with various insects flitting about, and with worms crawling through the damp earth, and to reflect that these elaborately constructed forms, so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and dependent upon each other in so complex a manner, have all been produced by laws acting around us… from the war of nature, from famine and death, the most exalted object which we are capable of conceiving, namely, the production of the higher animals, directly follows. These is grandeur in this view of life, with its several powers, having been originally breathed into a few forms or into one; and that, whilst this planet has gone cycling on according to the fixed law of gravity, from so simple a beginning endless forms most beautiful and most wonderful have been, and are being, evolved”

译文：凝视着世间万物——树木交错的河岸，斑斓多彩的花草植物覆盖其上，群鸟鸣于灌木，昆虫飞舞，蚯蚓钻爬，在空气中湿土里留下各自的微小错综痕迹。试想，这些构造精巧、繁衍不息的世间万物，彼此为何如此相异，并以这样复杂多样的方式相互依存？我们所见大自然的运作与活力，皆由我们周围发生作用的进化法则所致，这岂非有趣之事。

这是何等生动深刻、富有诗意、和令人难忘的文字！

然而在管理学研究文献中，却很难觅得如此激动人心的表述。虽然管理世界和公司组织如同自然界的田野一般丰富多彩：这里每天都发生着不同的故事与恩怨情仇，创新创业实践在市场竞争中日新月异，新的组织形态正在疯狂地学习、吸收、进化……所有这些管理学研究的对象，常常是有趣的，很少是无聊的。

作为管理学研究者，我们的工作赋予我们有机会去深入了解学习并描述书写如此丰富的商业社会，关注人们在管理方法上犯过的错误、走过的弯路，讨论如何改进这些错误，从而让人们的组织与生产生活形式变得为美好。如此的工作，怎么会是单调乏味暮气沉沉且缺乏意义感的呢？

肩负管理学研究领域发展的使命，是时候对自己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必须终止“自说自话”的学术游戏，少一点晦涩的理论和自以为是，多一点变化、幽默、好奇心、想象力，还有对探索创造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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