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贝齐·史蒂文森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已发表论文，认为当幸福被准确衡量时，金钱可以为社会带来幸福，一如金钱可以为社会中的个体带来幸福。
史蒂文森的合著者贾斯廷·沃尔弗斯（Justin Wolfers）告诉我，生活满意度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科学领域相关性最高的跨国数据组”。但是伊斯特林等人的研究回击了这一观点。我的结论是：该评判委员会上场了。伊斯特林悖论也许不存在，但要就此否决它也为时尚早。第三种对伊斯特林悖论的解释是，表面上看，人们关心的不是绝对收入，而是相对收入——其在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
也可以说，真正让人幸福的与其说是收入不如说是地位。如果你爬上了更高的社会等级，就有人不得不滑下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一场零和博弈——而地位与收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也许金钱买不来幸福，但比别人富有却能买来。
第三个假设听起来确实很合理。著名经济学家莎拉·索尔尼克（Sara Solnick）和大卫·海明威（David Hemenway）曾做过一项调查，结论是：如果问人们更愿意生活在自己收入5万美元别人收入2.5万美元的世界，还是生活在自己收入10万美元别人收入20万美元的世界，你会发现大家更愿意选择前者——也就是说，比起绝对富有，他们更愿意选择相对富裕。对此你不可尽信：索尔尼克和海明威的受访者大部分是哈佛大学的学生，他们可能是一个特别有竞争意识的群体。当研究人员调查哈佛的工作人员时，只有三分之一的人选择前者。
不过，人们更关心的是其收入在同侪中的情况，这个想法非常合理，尽管数据存在各种问题，但要让人相信伊斯特林是错的却没那么容易。我的确认为伊斯特林的结论很有说服力。这就说明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衡量幸福。我不想让不丹成为世界上唯一衡量“国民幸福总值”的国家。啊，是的——不丹。
地处喜马拉雅山的王国是我能想到最清晰的例子，但收集关于幸福的统计信息和让人们感到幸福完全是两回事。有趣的是“国民幸福总值”的事情似乎成为了挡箭牌。1986年，时任不丹国王的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就关于不丹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宣称，“国民幸福总值比国内生产总值更重要”。
这位“陛下”并不是唯一想借用其他方法衡量经济增长以求内心安慰的人。前任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就曾委托斯蒂格利茨（Stiglitz）、森（Sen）和菲图西（Fitoussi）三位教授研究GDP的替代指标。萨科齐总统如此热心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法国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娱乐上，拉低了其国内生产总值。寻找其他替代指标可能会让法国经济看起来更有起色。这些替代指标并非不具参考价值，但我们不能自欺欺人，要知道，政客们总是在寻找对自己最有利的统计方案。
你提到过奥巴马总统已经任命了几位幸福学专家。难道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吗？也许稍微有所不同，因为这些受命的专家——艾伦·克鲁格，贝齐·史蒂文森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都有幸福经济学的日常研究工作在身。但克鲁格教授一直就一些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的有趣问题与心理学家诺伯特·施瓦茨（Norbert Schwartz）和丹尼尔·卡尼曼保持着合作——其中，卡内曼是诺贝尔奖得主。
卡内曼指出，“幸福”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在2010年秋天的一次采访中他告诉我：“幸福的概念必须重组。”这里面包含三个概念:首先是伊斯特林的文章（以及大多数幸福经济学作品）中衡量的主观总体感受，即对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调查结果；然后是持续的情绪流——疲惫、欢笑、压力、快乐和激动——这些情绪累积得到我们称之为的快乐生活（或者是不快乐生活）；还有就是以客观标准（睡眠问题，健康问题，诸如此类）衡量他人福利状况的外部努力。
很多人简单地把三个概念放在一起，称之为“幸福”。但它们是不一样的——幸福本身是个非常灵活的概念，可以说比任何这些含义都更广。卡内曼和同事们正在试图衡量情绪流——更确切地说，记录一个人在一天里处于某种消极情绪如恐惧、愤怒或悲伤下的时长。“一日重构法”要求人们逐件回忆前一天的事件和当时的情绪——激动、无聊、欢乐、愤怒。
顺便说一下，卡内曼与安格斯·迪顿曾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对金钱和幸福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卡内曼和迪顿发现高收入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不存在限制——但年收入超过7.5万美元时，用一日重构法进行衡量，更多的财富不会使情绪更好。所以金钱是否能买到幸福取决于如何定义幸福。的确如此。一日重构法得到的结果与传统的生活满意度的调查结果完全不同。
法国的一项调查发现，生活在俄亥俄州的美国女性对生活非常满意的人数是法国女性的两倍。然而，法国女性每天有更多的时间拥有好的心情。由此可见，按分钟衡量的愉悦感受与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是不同的。如果你真的计划衡量幸福并将它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这将是一个必须开始正视的重要区别。这会对政策产生不同的影响吗？问得好。
如果你相信理查德·伊斯特林对悖论的解释——人们不关心绝对收入，只关心别人比自己收入得多少——那么显然会支持通过税收进行的重新分配。毕竟，从富人那里拿钱会让其他人都更快乐，即使你还没有把钱花出去。然而，我们已经通过税收进行了再分配，是否应该加大力度则仍不明确。生活满意度研究的另一个政策含义是，应该尽最大努力降低失业率，因为失业非常令人沮丧——我希望这已经列在你的议程上了。
还有一种可能是根据生活满意度调整数据制订对伤亡者适当的赔偿政策。英国经济学家安德鲁·奥斯瓦尔德统计了人们遭受这类不幸后的感受数据，以及抵消情感类创伤的影响可能需要多少钱。
虽然这种做法可能会有用，但它并非一项宏观经济政策。这么说这些讨论其实都毫无意义。不是毫无意义，只不过这些也并非革命性创举。要知道许多国家已经在统计生活满意度数据了，收集更多的数据也不会更麻烦，只不过要增加些调查问题而已。
虽然卡内曼教授和克鲁格教授的一日重构法所需的数据收集起来更费钱，但对制定政策却更有用。卡内曼和克鲁格一直倡导同时使用“时间核算”和普通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这些时间核算数据正在成为时间用途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由美国统计机构开展，询问人们如何安排时间——花在通勤、祷告、看电视、吃午餐等事情上的时间。这种方法的创新在于将时间用途调查与一日重构法结合起来，衡量人们一天中有多长时间处于不愉快的情绪中，并记录当他们体验到这种情绪时在做什么。我很好奇……
好吧。通勤和工作是最有可能引起坏心情的活动。午餐和晚餐很少令人不快，但如果你选择了错误的配偶，上述三件事大概会相当令人失望。你是说我应该减少工作增加生活？这样不好吗？不过说正经的，可以看出这些国家投资项目能够帮助生活满意度的评估，比如减少通勤时间（建设新的道路或高速铁路），提供娱乐设施，如公园、游乐场和博物馆等。当然，我们仍然不能完全解决我的10级中的6级和你的10级中的5级之间的比较问题——但一日重构法能够衡量我们各自花了多少时间在那些恶化情绪的事情上，这可能会是更客观些的方法。卡内曼–克鲁格团队建立了一日重构法的简易版本，可以通过定期的电话调查进行，美国劳工统计局已经使用这种新方法进行了第一次调查。我们将看到结果如何——也许你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也许吧。谢谢你跟我介绍这些。我的荣幸。不过，你现在觉得幸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