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发源于原始社会的议事会。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通过召开议事会，集思广益，作公共事务、重大事情的决议。“原始氏族议事会由各氏族最高首领酋长、胞族和姻族长组成，负责部落内部重大事情的决议。”
部落联盟时期，各部落的日常事务则会通过部落联盟会议商讨解决。《尚书·尧典》言：“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于！鲧哉。’”洪水泛滥之时，尧与四岳、群臣共同商议治理洪水的事宜。这反映了上古时期的议事情形。
一、从行为到文本：议事制度下的言议与文议
除此之外，谏也是议的一种形式。议与谏相伴而生，联系紧密。议是为解决公共事务而产生。谏是匡君之过，矫君之失。在议事过程中，决议难免会有缺漏，需要补正，这时“谏”则产生。上古三代时期有许多圣明帝王求言纳谏的典故。
管仲曾言：黄帝设有明台之议，听取贤者意见；尧问事于衢室，听取下面臣子的反馈；舜为求善言，设立了进善之旌旗；禹在朝中设立谏鼓，听取各方意见；汤有“总街之庭”；武王有“灵台之复”。这些典故是否完全属实尚存有疑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论述的出现必定有其缘由。
上古时期历史久远，留存的文献有限，后人只能从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中探寻一二。而民间传说总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事件本身。因此，管仲有此论说未必是空穴来风。根据现存的诸多论及上古三代求言纳谏的文献，有理由推断上古三代时期的帝王曾有过广开言路，问政于民的举动。这种广开言路、求言纳谏的做法实际上就是议事以制的表现。
原始社会的议事制度体现着集思广益的民主性，由于没有阶级之分，参与议事的人员拥有平等的决策权。奴隶制国家诞生后，有了阶级之分，议事传统虽然延续了下来，但是决策权掌握在君主手中。与原始社会相比，夏商周时期的议事制度更带有一定的专制主义性质。
夏朝的中央决策集团由夏王、官占和六卿组成，以夏王为核心；商朝的中央决策集团则由商王、内副官中的辅弼大臣、卜筮组成，实际的决策权掌握在商王手中。周朝采取封建制的行政管理体制，周天子管理王畿以内和周边的事务，诸侯管理受封于周天子的土地内的事务。周天子会定期举行盟会，与诸侯议事，行使自己的行政指挥权。这种盟会就类似于原始社会的议事会。除此之外，周朝时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议事方式——朝议。
周朝的中央和诸侯国都设立了三朝制度。三朝为治朝、燕朝和外朝，其中治朝与燕朝为内朝。治朝每天都会召开会议，君主和朝臣共同出席，商讨处理日常事务。燕朝和外朝是遇事时召开的临时会议。中央和诸侯国内的各项重要事务都是通过三朝的朝议决定。
春秋战国时期，礼制崩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由于战争不断，事务众多，许多问题需要讨论解决，议事之风大盛。诸侯国会召开朝会，商议国内的诸多大事。《战国策》中记录了大量的君臣议论国事的情形，如《战国策·秦一》记载了司马错与张仪在秦惠王面前议取蜀和伐韩的情形，《战国策·楚一》记载曰：“昭奚恤与彭城君议于王前……”。
这一时期，“议”不仅发生于朝议之上，还发生于臣子和君主单独的面议之中。《战国策》中记载了当时臣子进言献说的情形，如《苏秦始以连横说秦章》《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章》《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说楚章》等。
确有文献可考的以文议事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臣子进言仍然以口头之议为主，但是在无法面见君主的情况下，臣子也会使用书面文本发表议论。从《战国策》《左传》《史记》等书和已存的奏议性文章来看，春秋战国时期，向君主进言的书面之文“上书”出现，如苏秦的《上书说秦惠王》《为齐上书说赵王》、黄歇的《上书说秦昭王》等。这些文章带有议论性质，为议论文之始。
二、文体渊源：“文出五经”之说与进言之文
古人认为文章出于五经。《文心雕龙·宗经》言：“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记传盟檄，则《春秋》为根。”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言：“夫文章者，原出五经……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刘勰和颜之推都坚持“文章出于五经”之说。但是对于奏议文之起源的认识，刘勰和颜之推二人的观点各异，一者认为奏议文发源于《尚书》，一者认为奏议文发源于《春秋》。
从“议”文与经学的渊源来看，刘勰和颜之推的观点均有一定的道理。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公务文书和政论汇编，收录了上古三代时期的典、谟、训、诰、誓、命等文，对于“议”文的影响深远。从“议”文的产生看，上古时期的“谟”与“训”带有奏议性质，对于“议”文的产生起到了推动作用。谟，记述君臣参谋、商议国事。训，记述告诫训导之词。两者都带有奏议性质，是最早的进言于君主的文章。
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曰：“按唐虞禹皋陈谟之后，至商伊尹、周姬公，遂有伊训、无逸等篇，此文辞告君之始也。”从“议”文的写作看，《尚书》所录的文章为后世奏议类文章写作之范例，影响到“议”文的写作内容。《尚书》记录的与政治活动有关的言论和事件中有大量的带有奏议性质的文字，这些成为后世臣子进言于君的模范。如《尚书》中《无逸》篇记载了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逸乐的言辞，其中引古论今的论说方式为后世所承袭。
《春秋》亦对“议”文产生了一定影响。《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书中录有“纪”“传”“盟”“檄”等文，并无奏议类的文章。《春秋》对于“议”文的影响主要在于其“属辞比事”的写作方法。《礼记·经解》云：“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所谓属辞比事，即是选用文辞，比类事实。孔子在修订《春秋》时所用之笔法是“笔”和“削”，在材料的选择上注意褒贬寓意，该写则写，该删则删。“议”文的写作受到“属辞比事”的影响，在表达观点时注意文辞与事例的运用。《文心雕龙·议对》言：“……然后标以显义，约以正辞。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环隐为奇。”这正体现了《春秋》之“属辞比事”。
除了《尚书》与《春秋》外，《诗经》亦对“议”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经》与社会调查制度联系紧密。《诗经》中的诸多篇章反映的是社会情况，特别是有许多篇章反映了底层人民的艰辛，如《魏风·硕鼠》《小雅·采薇》等。编撰者编写这类诗歌，反映人民的艰辛，究其缘由在于通过《诗经》向统治者传递信息，以触动统治者，起到劝谏之目的。
有的诗歌采用议论性文字，阐发对政治的看法，带有议论性质，可以说是诗体议文。如《大雅·荡》为召穆公劝谏周厉王的诗，全诗都是议论性文字，用以古鉴今的方式，假托周文王感慨商纣王的昏庸无道，劝谏君主要吸取殷商灭亡的历史教训。这种进言类诗歌发展到后世则演变成进谏之文，“书”“上书”等。
另外，《诗经》本身亦是文章的写作素材之一。后世之文章如需引征说理，多引用《诗经》之内容。由此观之，“议”文的产生、发展与《诗经》密切相关。
其一，从文体起源看，《诗经》对于“议”之前身“上书”的产生起到了推动作用。“议”由“上书”发展而来，“上书”又与《诗经》有关。可见，“议”与《诗经》颇有渊源。
其二，从写作内容看，“议”文中有许多征引了《诗经》内容的篇章。如汉元帝令将军、列侯、博士、议郎等商议罢郡国庙的事宜，丞相韦玄成等七十人作《罢郡国庙议》，曰：臣闻祭非自外至者也，由中出生于心也……《诗》云：“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臣等愚以为宗庙在郡国，宜无修，臣请勿复修。
此“议”文所引之《诗》就出自《周颂·雍》篇。文章在论证郡国宗庙应当罢毁时，引诗为谏，以周王朝时诸侯、卿大夫随天子祭祀的行为表明诸侯在祭祀中的助祭义务，论述诸侯应至天子处助祭，而非君王至郡国祭祀。历代不乏有与此类似的引《诗经》为谏的“议”文。
事实上，从文体的客观生成来看，公文起源于国家管理发展的需要。由于记载政绩的需要，有了典；由于发布政令的需要，有了命；由于教戒的需要，有了训。切实的政治管理需要让各类公文应运而生。
论及“议”的起源，“议”文产生于议论国事、抒发意见的需要。先秦时期并没有一类称之为“议”的公文。上古三代时期敷奏以言，议事方式是口头议论，不存在文本。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战争的爆发，私学盛行，士族崛起，诸子百家作书游说于各国之间，形成了进言于国君的“上书”。《文心雕龙》认为，秦朝以前，臣子向统治者进言皆用“上书”，到了汉朝时才演变为“奏”“章”“表”“议”四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上书”不仅用于汇报情况，还用于陈述政见，发表议论。这些带有议论性质的“上书”实际上就是“议”文的前身，为“议”文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总结
先秦时期是“议”文的孕育期，而非“议”文的诞生期。原因在于：其一，“议”之文体尚未确立。无论是上古三代时期的口头之议言，还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上书”都只是带有奏议性质，不是真正的“议”文。其二，议言和“上书”都带有奏议性质，两者实乃“议”文之起源。议言是议之行为下的产物。许多臣子之议言被史官记录在册，带有“议”文的色彩，为后世口头类“议”文之源。作为进言之文的“上书”开启了书奏之始，为后世文本类“议”文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