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作品中常以“鸿”这一意象自喻，比如“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当然最著名的还是那首《和子由渑池怀旧》（《苏轼诗集》卷3，中华书局1982年1版，孔凡礼点校）“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言为心声，鸿的意象就是苏轼的人生象征。苏辙早已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祭亡兄端明文》（《苏辙集》卷21，中华书局1990年1版，陈宏天、高秀芳点校）中说兄长一生“涉世多艰，竟奚所为？如鸿风飞，流落四维。”苏轼这只孤鸿风飞四维、无问东西，但所到之处毕竟留下了指爪，雪泥上的鸿爪易逝，人心里的印记难消。

纪录片《苏东坡》剧照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在地方任职的时间远远多于中枢，除了年轻时签判凤翔、通判杭州外，先后做过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的知州。翻检《苏轼文集》，会发现他任职地方期间，向朝廷所上的请求赈济灾民、蠲免赋税的公文特别多，比如知徐州时《乞医疗病囚状》（《苏轼文集》卷30，中华书局1986年1版，孔凡礼点校），知颍州时《乞赐度牒籴斛准备赈济淮浙流民状》（《苏轼文集》卷33），知定州时《乞免五谷力胜税钱劄子》（《苏轼文集》卷35）、《乞减价粜常平米赈济状》（《苏轼文集》卷36），知杭州时最多，先后有《乞赈济浙西七州状》（《苏轼文集》卷30）、《奏浙西灾伤》第一状第二状、《相度准备赈济》第一状第二状第三状第四状（以上《苏轼文集》卷31）。

苏轼诚然有着救民于水火的古道热肠，但在某些官员看来，这种性格恰恰是有夸大灾情的冲动和嫌疑的。对于杭州灾情，当时就有御史上疏说“苏轼所报浙西灾伤不实，乞行考验，”往诛心处理解，这其实在暗示苏轼靡费国帑而邀买个人名声。苏轼为此托人向当时的御史中丞解释，却给自己带来更大的被动，最后朝廷只能让他离开中枢出知颍州了事。

由这起浙西灾伤可知，当时勘验灾情并非常例，这说明北宋的荒政制度远未完备，苏轼与御史的对立，应有敌对派系排挤的政治意图，但不能简单化为君子小人之争，从国家制度不完备的角度理解其实更有意义。据魏丕信《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一书，至清朝中期，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当严谨的勘验灾情的程序、内容和标准，这说明，从宋至清，国家的制度建设和行政实践还是有进步的。

唐宋两代，文人题写楼台轩堂等建筑蔚成风气，但细味两朝又有不同。唐人如王勃于滕王阁、崔颢于黄鹤楼、李白于凤凰台、杜甫于岳阳楼，学者商伟曾以专书《题写名胜》予以详讨，大抵唐人题写之处都是名胜，属于全国闻名的地标性建筑，名胜之外，少见唐人题写建筑的文字。宋人则不同，楼堂亭台建筑与记文遍地开花、相映成趣，即以苏轼而论，如凤翔之凌虚台、喜雨亭，杭州之望湖楼、有美堂，密州之超然台、盖公堂，徐州之黄楼、快哉亭、放鹤亭，黄州之临皋亭、遗爱亭，扬州之平山堂，惠州之合江楼，儋州之载酒堂等等，皆留下了不朽的文字。

苏轼笔下的建筑，或纪念、或登临、或宴饮、或居宿，较之唐代名胜要亲民得多，征之其他文献，也能得出唐宋楼堂建筑功能相异的结论，如《东京梦华录》里的矾楼、潘楼，《清明上河图》中的正店、脚店，皆是汴京城中诗酒声色的商业店铺，至于《水浒传》中武松快意恩仇的阳谷狮子楼、孟州鸳鸯楼，宋江醉题反诗的江州浔阳楼，时迁纵火示警的大名府翠云楼，也都是公私飨宴的场所。宋代建筑以文人驰名的例子增多，归根结底还是建筑技术的发达，李诫《营造法式》即成书于徽宗时代，是古代建筑技术的集大成之作。建筑技术的发达，使得楼堂建筑从皇室和礼仪名胜等地标式建筑走向民间成为可能、成为现实，这或许也可以作为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宋代是近世社会开始”的一重证据吧。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正店

当下网聊习用“呵呵”一词，有人考证源于苏轼，也有人举出更早的用例比如欧阳修加以反驳，但若论书启中“呵呵”的使用率，应该无人超过苏轼。论者常举《与鲜于子骏书》“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苏轼文集》卷53）这是苏轼知密州时，把《江城子·密州出猎》一阙词寄给好友鲜于诜，信中的“呵呵”对于自己的创作是既以游戏视之而又颇为自得的。

苏轼一生三遭贬谪，却自诩为“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在此三贬地写与友人的书启中，也常常留下一句“呵呵”。在黄州时，《与陈季常书》“某虽窃食灵芝，而君为国铸造，药力纵在君前，阴功必在君后也。呵呵。”（《苏轼文集》卷53）陈季常是曾被苏轼以“河东狮吼”打趣的老友，此处“为国铸造”是说陈刚刚生了儿子，由此积攒的阴功必然胜过窃食灵芝的自己。

在惠州时，《与王定国书》“某既缘此绝弃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儿亦遂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呵呵”（《苏轼文集》卷52）在儋州时，《与程秀才书》“儿子到此，抄的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呵呵。”（《苏轼文集》卷55）这两通书启，都是向朋友夸奖儿子苏过，一是说儿子像自己一样豁达通脱，一是说儿子读书用功，两声“呵呵”，极见佳儿大慰老怀之情。

纪录片《苏东坡》剧照

患难之际，苏轼在生活上颇得儿子之力，乌台诗狱及贬谪黄州期间，长子苏迈陪父亲共渡难关。惠州儋州之贬，三子苏过一直陪着父亲，尤其在朝云亡于惠州后，苏轼的生活起居完全由苏过照顾。初到惠州时，苏过23岁，等到遇赦随父于海南儋州北返时，已经30岁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丁年而往，二毛而归。”大好年华穷守南海，令人想起温庭筠感慨苏武牧羊北海十九年的那句诗：“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

苏轼四子的名字暗示着他的宦途与心路。长子迈生于嘉祐四年，轼年24岁，丁母忧毕，返京等待朝廷授官，后又准备制科考试，年少成名，前程远大，心态想必是豪迈的；次子迨生于熙宁三年，轼年35岁，以殿中丞直史馆监官告院，前此四年内，父苏洵妻王弗亡故，弟弟苏辙又因议论新法忤王安石被遣出京，迨者，达也、及也，比起十年前的豪迈，心态已见平和，但正当年富力强之时，却已有达及之念，恐怕更因时势使然；三子过，生于熙宁五年，轼年37岁，已步弟弟后辙因反对新法出判杭州，这个过字，不论是过犹不及还是过而改之，已是自悔自警的心态了；四子遁，生于元丰六年，轼年48岁，因乌台诗案已贬居黄州五年，遁世隐遁遁逃，心态是极为消极的。

苏家向来注重子孙名字的寓意，苏洵《名二子说》、苏辙《六孙名字说》就都是解说子孙名字的文章，苏轼虽无专文解释四个儿子的名字，但其寓意是可以想见揣摩的，“迈迨过遁”从积极到平和到消极，足以展示苏轼的心路历程。四子的名字皆以“辶”为底，这一部首本来就象征人在旅途，苏轼的人生之旅大致如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正是“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统筹：陆藜；编辑：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