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气灯效应》， [美]罗宾·斯特恩著，刘彦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6月版。

过去二十年，我一直在私人诊所里担任心理治疗师，同时是伍德哈尔道德领导学院的教师、领导力培训师、顾问和研究员。我帮助开发并推进了针对各个年龄层女性的培训项目。因为工作关系，我不断接触到坚强、聪明、成功的女性，但我却总听到同样的故事：不知为何，很多像这样原本自信且成就极高的女性却困于令人沮丧的、充满破坏性的、使人困惑的关系当中。尽管朋友和同事都认为她们很强大，她们却觉得自己很无能，因为她们既不相信自己的能力也不相信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这些故事有着令人厌恶的熟悉感，而且我渐渐意识到，这样的故事不仅仅是我在工作中接触到的案例，也反映了朋友和我在现实生活中的经历。一名貌似强大的女性由于爱人、伴侣、朋友、同事、领导或家人的原因，变得无法相信自己对现实的认知，她感到焦虑、困惑和失落。这样的关系尤其令人震惊，因为这些女性在其他领域是如此强大且游刃有余。但总有这么一个特殊的人——爱人、领导或亲戚，能够牢牢控制她。尽管他越来越过分，她却总想获得他的认可。最后，受到老电影《煤气灯下》的启发，我终于给这种痛苦的状态找到了一个名字：煤气灯效应。

电影《煤气灯下》（1944）海报。

这部1944年的经典电影，讲述了年轻脆弱的女歌手葆拉（英格丽·褒曼饰）的故事。葆拉嫁给了充满魅力又有些神秘的年长男子格雷戈里（查尔斯·博耶饰）。但她不知道的是，她亲爱的丈夫为了侵吞她继承的遗产，一直企图把她逼疯。他不停地说她得病了、很虚弱，而且经常变换房间里的摆设，并赖到她头上。最阴险的是，他刻意操纵煤气，让她看着煤气灯莫名其妙地变暗。在丈夫邪恶计划的实施下，葆拉开始相信自己失去了理智。因为感到困惑和害怕，她变得歇斯底里，结果真的成为格雷戈里口中那个脆弱的、迷失方向的人。她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怀疑自己，就越困惑、越歇斯底里。她极度渴望获得丈夫的认可、听到他说爱她，他不但不肯，还一再表示她已然精神错乱。直到后来，一名警探向她保证他也看到了煤气灯变暗，她才一步步恢复理智和自信。

通过《煤气灯下》我们可以明确看出，煤气灯操纵式的关系总是涉及两个人。格雷戈里需要通过不断引诱葆拉上当来感觉自己的强大和掌控局面的能力，同时葆拉也渴望被引诱。她过度理想化了这名强壮帅气的男人，拼命地想相信他会珍惜并保护自己。当他开始实施精神虐待的时候，她不愿去责怪他，也不想重新审视他，而是固守着头脑里那个完美丈夫的浪漫形象。她对自身的不安感和对丈夫的理想化想象给他的操控行为提供了完美的切入点。

在电影《煤气灯下》里，煤气灯操纵者追求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他刻意逼疯妻子，这样就可以夺取她的财产。现实生活中很少有如此邪恶的煤气灯操纵者，但他们行为的效果可能也是邪恶的。不过，从煤气灯操纵者的角度来看，他只是在保护自己。煤气灯操纵者的自我认知存在严重缺陷，以至于他不能容忍别人对他的观点进行丝毫的质疑。无论他如何理解世事，你也必须持有相同的看法——不然你就是故意让他陷入无法忍受的焦虑之中。

电影《煤气灯下》（1944）剧照。

假设你在派对上对一名男士微笑，这让你的伴侣感到不舒服。非煤气灯操纵者可能会说“是的，我是容易嫉妒的类型”，或者“亲爱的，我知道你没有做错任何事，但是看到你和其他男士玩得那么开心，我还是觉得很抓狂”。他愿意承认他的不舒服可能源自当时的具体情境或他自身的不安全感。即使你真的在调情——即使你调情的程度已经很过分——非煤气灯操纵者还是愿意承认你的初衷并不是让他感觉糟糕，虽然他可能对你的行为表示反感，甚至可能让你立即停止这种行为。

反之，煤气灯操纵者绝对不会考虑自身的问题，比如他的嫉妒、不安或多疑。他一定会坚持他的理解：你太喜欢调情，所以才搞得他不开心。仅仅是自己知道这一点还不够，他必须得到你的认同。如果你不认同，他会发脾气、冷落你、恶语伤人或者有理有据地批评你，一连好几小时。（“我不懂你怎么会看不出来你伤害我有多深。我的感受对你来说难道一点都不重要吗？”）

探戈是场双人舞。只有当一名把煤气灯操纵者过度理想化，并极其渴望获得其认可的角色，也就是自愿被操纵的人出现时，煤气灯操纵行为才可能发生。如果你拒绝参与，当你的男朋友错误地指责你跟别人调情时，你大可以哈哈一笑，对这种无谓的批评置之不理。但如果你无法忍受男朋友这样评价你呢？那么你可能会争辩，试图改变他的看法。（“亲爱的，我并没有调情。那只不过是一个微笑而已。”）就像煤气灯操纵者竭力让女友道歉一样，被操纵者也竭力想获得男友的认可。她可能不惜一切代价修补和男友的关系——甚至接受他负面的、吹毛求疵的批评。

电影《煤气灯下》（1944）剧照。

为什么煤气灯操纵如此普遍？为什么那么多聪明、坚强的女性陷在削弱自己身心力量的关系里出不来？这甚至让20 世纪50 年代情景喜剧里的婚姻都显得那么明智。为什么那么多男性和女性苦苦挣扎，仍旧不能摆脱明显在操纵他们、经常对他们甚为残忍的雇主、家人、伴侣和朋友？为什么这些关系的真相变得这么难以看透？我相信煤气灯操纵流行起来有三个主要原因，它们在我们的文化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这并不是我们个人决定停留在煤气灯操纵关系里造成的。

说到男女两性在情感和工作上的关系，有一点很重要：女性扮演的角色突然而迅速地发生了变化。女性角色上一次发生巨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男性纷纷参军打仗，大量女性进入职场，从事以前属于男人的工作。好莱坞很快对女性拥有财权的新现象做出反应，拍了几部“煤气灯操纵型”的电影，这其中就包括由英格丽·褒曼和查尔斯·博耶领衔主演的《煤气灯下》。在这些电影里，强势、有魅力的男性成功地欺骗了优秀但脆弱的女性，让她们放弃自己的观点。这种关系似乎和当时社会上对两性的期许及两性彼此经历的突然转变有关。无论是20 世纪40 年代还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女性都在工作和个人生活里突然拥有了新权力——而这种角色的转变可能让她们自己和她们的伴侣都觉得受到了威胁。尽管女性开拓了一片新天地，可以自由工作、竞选公职、广泛参与公共生活，但是很多女性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渴望拥有传统的两性关系——找一个可以依靠的强壮男性，给自己提供指引和帮助。很多男性在某种程度上对女性同时在公共和私人领域里追求平等的权利感到不安。

在我看来，结果就是一些男性被坚强、聪明的女性吸引，但同时又想控制她们。同时一些女性主动地“重调程序”，让自己扮演小鸟依人的角色，这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伴侣在精神上的支持，更是为了实现她们对自己的认知——“我在这世上到底扮演什么角色？”于是，全新一代的煤气灯操纵者和被操纵者就这样诞生了。

矛盾的是，给女性带来更多选择的女权运动同时也迫使我们很多人必须做坚强、成功、独立的女性——从理论上来说，就是对任何男性的虐待都免疫的女性。结果，处于煤气灯操纵式关系或其他形式的虐待关系中的女性自然会感到加倍羞愧：首先，她们为自己处在一段糟糕的关系里感到羞愧；其次，她们为没有达到自己设定的强大、独立的标准而羞愧。于是出现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情形：女性可能用原本支持自己的想法说服自己放弃寻求帮助。

传统社会可能给个人发展提供的空间很有限，但在让大多数人扎根于一个安全稳定的关系群这一点上做得很好。我不是说女性在以的婚姻关系里从未被孤立过，但通常来说，她们确实可以接触到更为广泛的家庭关系，以及让她们成为更大群体中的一分子的社交活动。即使在现代工业社会，就在最近的几十年之前，男性和女性都可以接触到更为广泛的社交网络——工会、教堂、社区小组、少数族裔团体，等等。至少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相较于独处，人们都在更大的世界里。任何个体——即便是伴侣或雇主——都可以被放到一个更大范围的环境里来看待。

如今，随着高度的个人流动性和社会对消费主义的关注，从社交层面而言，我们相比以前更被孤立。我们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工作上，还经常更换同事。业余时间一般都以比较私密的方式度过——跟伴侣或几个朋友共处，而不是参与到教堂、工会或社区组织的活动里。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人都可能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我们被孤立了，接触不到其他的信息来源和反馈。伴侣似乎成了我们唯一的精神支柱；直属领导似乎对我们的职业前途和自尊拥有无尽的掌控权；密友似乎成了我们忙碌、孤立的生活里寥寥无几的人情纽带之一。结果，我们把自己希望得到外界认可的需求全都寄托在这些关系上，并指望通过这些关系来给自己下定义，完成自我认知。在传统社会里，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广泛的精神纽带来获得安全感；而在现代社会里，我们往往只能依靠一个人——伴侣、密友或某位家庭成员。但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理解和共鸣不是任何单一的关系可以满足的。正是因为迫切地想要证实我们是优秀的、有能力的、招人喜爱的，加上越来越孤立、很少与其他人联系，我们成了煤气灯操纵的首先对象。

《隐形人》电影截图。

在今天的环境下煤气灯操纵能找到更多的追随者，因为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焦虑。我们不停地被一大堆新闻和信息轰炸，而我们也知道这些内容不一定准确——有些甚至可以称为“假新闻”或“另类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自己能相信什么不再那么确定，因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进行煤气灯操纵。

2016年3月的一起事件戏剧化地说明了煤气灯操纵的巨大能量，以及它在我们文化里的普遍性。当时，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经理科里·柳安道斯基遭受指控，说他在布赖特巴特新闻网女记者米歇尔·菲尔茨走近特朗普进行提问的时候，用力拉扯其手臂。《华盛顿邮报》记者本·特里斯目睹了整个事件，当地警察随后公开的录像也证实了这一点，于是警方最后控告柳安道斯基殴打罪。特里斯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但他的稿子还没发表就被人在推特上泄露了。

2016年特朗普竞选总统期间，女记者米歇尔·菲尔茨事件的相关新闻报道截图。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立刻宣称该事件从未发生，坚持说菲尔茨得了“妄想症”，并且提供录像证明。这就是典型的煤气灯操纵行为：菲尔茨和特里斯都开始怀疑自己对现实的认知了。而菲尔茨的确遇到了这场意外，当时特里斯近距离目睹了整个事件，而且对菲尔茨表示了同情。

2016年11月特里斯写道：“我上周跟菲尔茨通话的时候，她说自己后来都怀疑她对事件的描述是否准确了，尽管她手臂上的瘀伤可以证明那件事的确发生过。”特里斯承认，他也一度开始怀疑自己。他在《华盛顿邮报》里对殴打事件及其后续的报道用了这样一个标题：“特朗普竞选团队对现实的攻击令我怀疑自己看到的真相：三月的一起意外如何预示了长达数月的煤气灯操纵行为。”

在私人关系里发生的煤气灯操纵行为已经足够痛苦，抵抗起来也颇具挑战性。在这个案例里，许多政客和某些记者联手企图说服大家某件事并没有发生——尽管警方有可靠的目击证人，甚至有事发当时的录像。那些煤气灯操纵者拥有如此强大的说服力，以至于亲历事件的当事人都开始怀疑自己的认知——由此可见，大小层面的煤气灯操纵汇集在一起，给我们的文化带来了一股令人不安的力量。

通过煤气灯操纵来实现政治目的已经是很可怕的现象，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它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些方面看起来似乎是个人的事，但实际上已经被社会的总体文化深深影响。正是这种文化不断地鼓励我们去相信那些明显不是事实的想法。广告不断地向我们灌输，女性只有拥有完美的二号体型和化好妆的漂亮脸蛋，才会受到男性的青睐。但我通过个人经历和观察，清楚地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学校一边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的孩子，学习是有意义的，一边又提醒他们，如果没有好成绩和理想的SAT分数，就进不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政客们一会儿给自己的行为找一个理由，一会儿又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给出另一番解释，而且从来不承认新的“政党路线”跟之前的不是一回事。由此看来，我相信我们已经生活在“煤气灯文化”之下。我们本应被鼓励去发现或创造自己的真相，但事实上我们被无数强大的指令狂轰滥炸。所有这些指令都要求我们无视自己的感受，反而把当下市场上主推的需求和观点看成自己的需求和观点。

本文选自《煤气灯效应》，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美]罗宾·斯特恩；摘编、编辑：李永博；导语校对：卢茜。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