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费尔斯通没有像其他女权主义者一样，对弗洛伊德主义进行泛泛批判，而是在理性分析弗洛伊德主义与女权主义内在关联的基础上，指出弗洛伊德主义与女权主义具有亲和性，是一种“误入歧途的女权主义”。

　　费尔斯通认为弗洛伊德主义和女权主义孕育于共同的社会文化土壤。根据她的分析，弗洛伊德主义和女权主义都是对19世纪中后叶至20世纪初这一时期内西方文明的反映，都是觉醒的文化形态。当时，以家庭为中心的女性现实生活与女性追求平等、自由、解放的文化思潮形成尖锐的矛盾。大量以婚姻、家庭、女性角色、女性价值观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如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伍尔夫的《岁月》等。费尔斯通认为这些文学作品的问世，说明女权主义和女性解放问题已经成为当时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女权主义思潮蓬勃发展起来。费尔斯通认为，弗洛伊德主义也是这种社会政治思潮和艺术文化氛围持续发酵的产物。原因在于，弗洛伊德也看到了压抑的欲望和解放的渴望之间的张力在女性身上造成的焦虑与神经质。弗洛伊德主义如女权主义一样，旨在描述和解析女性的这种生活矛盾和生存困境。

　　从这一角度看，费尔斯通的分析有一定道理。弗洛伊德主义和女权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确实具有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只是弗洛伊德主义对女性问题的分析走向内在心理和精神分析，而女权主义则走向外在社会变革之路。在费尔斯通看来，弗洛伊德主义之所以成为20世纪最具特色的一种文化潮流，关键在于它抓住了现代生活的关键问题即性。她认为，弗洛伊德的成就在于重新发现了性，将性视为主要生命力量。恰好，女权主义的中心议题也以性本身为基础。费尔斯通运用性的辩证法分析指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生物性本身，并试图用生物性解释性别关系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所以，当费尔斯通看到弗洛伊德主义将性作为精神分析的基础和核心概念时，自然认为弗洛伊德主义和女权主义实际上关注的是共同的问题，即家庭中的性以及与性相关的权力结构。所不同的是，弗洛伊德把一切精神病的根源都归因于性，试图通过精神分析解决和治愈精神病。因为在弗洛伊德眼中，“所有的精神病都源于性的原因”。弗洛伊德认为在心理分析员的帮助下，通过“移情”可以克服和治愈由性压抑而引起的精神病。但费尔斯通认为弗洛伊德把性的问题与神经症联系起来，并用精神分析进行临床治疗，忽略了社会现实问题，背离了性别问题初衷，也没有完成对社会文化价值的批判使命，掩盖了社会问题的实质，其治疗本身没有多少意义。她主张通过消解家庭来解决性压抑问题，“将家庭消解掉，那么性压抑就失去了作用和功能”。

　　费尔斯通认为不应从心理和精神分析的角度，而应站在女权主义立场，从男权制、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等角度分析弗洛伊德主义涉及的俄狄浦斯情结、伊莱克特拉情结等问题。费尔斯通指出，俄狄浦斯情结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唯一途径就是权力。她认为弗洛伊德描述的孩子对于母亲的那种生理冲动是荒谬的，而应该从男权制的角度进行合理解释，“通过女权主义的分析，弗洛伊德主义的整个结构首次具有透彻的意义……我们只能将其理解为家庭创造的权力心理的症状”。费尔斯通认为在父权制社会文化背景下阐释弗洛伊德的基本假设，性欲的性质及其与现实原则的冲突才更具意义，“女权主义的解药消除了产生最初扭曲的性别偏见”。通过这种分析，费尔斯通认为性别与情感的分离是西方文化的基础。如果早期的性压抑是产生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压迫性格结构的基本机制，那么通过废除家庭，性将从其束缚中释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费尔斯通主张消除父权制家庭，消灭生物家庭本身。费尔斯通试图通过家庭结构的变化来解决性别压迫问题显然是片面和极端的。因为构成性别压迫的根本因素不是性本身，而是更具有影响力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综合因素。

　　基于对弗洛伊德主义和女权主义同源性、共同核心问题的亲和性认证，以及对弗洛伊德主义的女权主义诠释，费尔斯通认为弗洛伊德主义是一种“误入歧途的女权主义”。所谓“误入歧途”指的是弗洛伊德主义在其内部转变中对女权主义的背离。费尔斯通认识到弗洛伊德主义由最初的受嘲笑和受鄙视到后来被广泛信仰，是因为它本身发生了深刻的内部变化，其探究重点从精神分析理论转向临床实践，用一种独特的理论体系解释女性受压迫产生的问题，从而把一个社会问题引向女性自身的精神问题。费尔斯通认为弗洛伊德主义的临床实践，通过无关痛痒的所谓精神分析将问题导向家庭或其他因素，回避了女性歇斯底里的根本社会原因，阻碍了女权主义的发展。调整后的弗洛伊德主义把经过心理分析诊疗的妇女重新送回到传统女性角色中，固化了性别角色系统的划分。这导致社会科学成为“功能性”的，它仅在给定的价值体系内研究制度的运作，从而促进人们对现状的接受，阻止人们进入“真实”科学领域。

　　费尔斯通认为弗洛伊德主义在精神分析实践领域的临床运用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治疗效果，反而被用来消除女权主义的反抗。她指出：弗洛伊德主义是女权主义的完美陪衬，因为尽管它触动了同样的神经，但它从未质疑给定的现实。虽然两者的核心都是爆炸性的，但弗洛伊德主义逐渐进行了修订，以适应临床治疗的实际需求。它成为一门应用科学，其内容被颠覆了。它的原始力量只剩一点点，足以吸引那些寻求摆脱压迫的人，这使弗洛伊德主义从极端被怀疑和不喜欢状态转变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因此，弗洛伊德主义获得了女权主义失败的根基，它在以牺牲女权主义为代价而繁荣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破坏作用。

　　费尔斯通从女权主义视角对弗洛伊德主义进行了新的诠释，颠覆了以往女权主义者对弗洛伊德主义的一贯批判态度，但是她仅凭弗洛伊德主义与女权主义有着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共同的问题域，就认定弗洛伊德主义是一种女权主义，则过于武断。其一，在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会产生诸多不同的知识领域，有些学科会从不同角度关注同一问题，这是很正常的，不能就此把它们归于同一思潮或主义。其二，弗洛伊德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有一个自身发展的过程，除了对性本能的分析，还包含诸多思想内容如潜意识论、人格论等。弗洛伊德主义对性本能的关注是从属于整个理论体系的，不能仅仅因为弗洛伊德主义与女权主义关注过同样的问题，就认为它应该朝女权主义方向发展，并成为一种女权主义，从而忽略了弗洛伊德主义在精神分析领域的独特价值。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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