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扩大需求，不仅需要通过投资来实现需求，还需要通过发行额外的货币和工资来实现需求，还需要通过一种更曲折、更间接、更有效、更有意义的长期发展方式来实现需求——这就是通过“有效供给”来实现的需求。

政府的决策往往倾向于凯恩斯主义，即通过扩大更多的资金和刺激更多的投资来解决需求疲软和生产过剩的问题。有效供给原则强调通过向市场提供更有效的产品供给来提高投资效率和解决方案、解决产品滞销和市场疲软的问题。后者主张更大程度地放开市场，给市场更多的自我监管空间，因此更倾向于市场的自由性质。自1997年以来，有效需求的缺乏，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缺乏，一直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目前，受国内环境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一现象更加严重。因此，在当前外需萎缩的形势下，扩大内需正成为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引擎。

▲瓦尔拉斯画像

一般经济均衡思想的由来

瓦尔拉斯设想市场中的每个人都遵守市场价格体系，并根据价格体系作出自己的经济决策。因此，市场上每种商品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只是每种商品价格的函数。生产者追求生产的最大利润，消费者追求消费的最大效用。如果我们抛开它的政治意义不谈，我们会发现它提出了一个深刻的科学问题，这是当时和未来100年人们从未考虑过的。在今天的系统论语言中，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大系统包含许多小系统，每个小系统都有自己的目标函数，而大系统也有自己的目标函数。各种小系统目标函数的优化可能是相互制约的。只要每个小系统都追求自己的目标，是否有一些调整手段可以使大系统的目标最优化？瓦尔拉还给出了均衡价格系统存在性的数学证明。当代数学家知道，独立方程的个数等于独立未知数的个数，这并不能保证方程有解。我们应该感谢瓦尔拉的数学成就。

▲瓦尔拉斯肖像

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

瓦尔拉在1874年写了《纯政治经济学要领》，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建立了他的一般均衡理论。该理论包括：交换均衡；生产平衡；资本化与信贷余额；流通和货币的平衡。交换均衡是指在商品交易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价格变动所达到的均衡。这是基本平衡。瓦尔拉分析了两种商品的交换，并从供求定律导出了两种商品交换时建立均衡价格的条件：“每种商品的有效需求等于有效供给。”然后他扩展并论证了需求效用的概念。他将最终单位的效应称为“稀有性”，并提出，当两种商品交换时，除了供求相等外，建立均衡价格的更重要条件是两种商品的稀有性比率等于价格。瓦尔拉还分析了多种商品的交换，指出当多种商品交换时，建立均衡价格的必要条件是：每个交换者拥有的商品数量；各交换器的效用方程和最大满足条件。在研究前两个条件时，瓦尔拉应用了数学中等式等于未知值的原理，然后提出最大满足条件是：“任何两种商品所代表的另一种商品的价格高于任何第三种商品所代表的两种商品的价格比。”

▲瓦尔拉斯的照片

生产均衡是指生产者根据市场情况的预测，增加或减少生产数量，但不增加或减少生产设备而形成的均衡。它也是在产品价格等于其生产成本的规律下形成的均衡。资本化与信贷均衡是指生产者在长期预测的基础上通过银行信贷进行新的投资，以增加生产设备、扩大生产而形成的均衡。流通与货币均衡是指生产者不仅改变固定资本，而且改变营运资本以增加或减少生产所形成的均衡。在计算上述四个平衡点时，瓦尔拉采用了方程等于数学中未知数的原则。瓦拉斯的四种均衡理论又称消费品市场理论、生产要素市场理论、固定资本市场理论和营运资本市场理论，构成了他的一般均衡理论。虽然瓦尔拉斯是建立一般均衡理论的先驱，但他的理论体系仍存在许多重要缺陷，未能解决效用的可测性、一般均衡系统的稳定性以及理论体系的实践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问题被后来的经济学家一一解决。帕累托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主要继承者。他用“幸福”的概念取代了瓦尔拉斯的“稀缺”，提出了效用序理论，并用无差异曲线研究了相关商品的效用。帕累托效用序数理论解决了瓦尔拉斯系统中效用可测性这一尚未解决的问题。后来经济学家对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是基于效用序数理论的。

▲瓦尔拉斯画像

非瓦尔拉斯均衡是相对于瓦尔拉斯均衡，也称为非均衡。这意味着瓦尔拉斯均衡所要求的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也不能起到清算市场的作用。市场均衡往往是非均衡的，也就是说，供给和需求可能不相等，但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趋势。零失业和零通胀的沃尔拉斯均衡只是严格假设下的一个特例。在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中，它主要强调数量调整而不是价格调整。价格调整是指交易者在价格具有足够的灵活性的情况下，完全根据市场的价格信息调整供求的活动。瓦尔拉斯平衡就是这样。在价格调整期间，交易不受供求数量的限制。在瓦尔拉斯均衡价格体系中，交易量等于需求，需求等于供给，数量调节不同于价格调节。数量调节是指当价格具有粘性时，交易者不仅要根据市场价格信息调整供求关系，还要从市场的供求关系中获取信息来调整自己的经济活动，即交易者和交易行为受到供求数量的限制。

▲瓦尔拉斯照片

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

近年来，我国消费呈现出明显的二元消费状态，突出表现为城乡消费差距拉大、结构比例失衡。农村城镇化水平低。约70%的农村人口消费不足30%，城乡消费结构严重失衡。究其原因，是商品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现实严重脱节，主要表现为市场供给不能满足不同收入水平、不同消费偏好的消费群体的需求。前几年，大多数工业企业根据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生产家用电器、日用化学品和其他商品。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是相同的。经过多年的反复建设，商品供给远远超过城市市场的需求，与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不相适应。许多商品在品种结构、功能、价格等方面与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相去甚远。此外，缺乏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民收入水平低严重制约了农民购买工业产品，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具体来说，农民收入下降的根本原因是农产品供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农业收入增长放缓。只要商品是生产出来的，就不必担心它们卖不出去。在这种市场环境下，乡镇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少数乡镇企业经受住了市场竞争的考验，走上去了，但有相当一部分在竞争中被淘汰。

▲瓦尔拉斯CC线

当大宗农产品大量过剩，价格超过国际水平时，唯一的出路就是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即发展成为市场需要的高效农业。然而，农业结构调整已提出多年，但效果并不明显。主要原因是新型农业发展缺乏市场组织和市场机制。特别是在我国农业人口和土地资源的现状下，单靠农业根本无法完成增加农民收入和农村现代化的任务。把农民变成非农民是长远的根本出路。只有将潜在的剩余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才能缓解土地压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民获得更高的收入：农业人口向非农转移的速度工业主要依靠非农产业的发展。能否为农民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近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有所放缓。农民增收上不去的问题在农村，而根本原因和出路在非农产业。

▲均衡价格示意图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存在许多不合理和不完善的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工资分配制度不合理。中国长期实行低工资、高福利的工资分配制度，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物价水平相适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价总水平呈上升趋势。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工资收入购买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放开的商品，显然是困难的。虽然正在进行改革，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二是到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从上年的9%降至4.6%，1999年降至3.8%，2000年降至2.1%。增长速度远低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进入了绝对不平衡的区间，并有逐年扩大和加速的趋势。根据其他数据，中国最富有的20%家庭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50.24%，而最贫穷的20%家庭的收入仅占家庭总收入的4.27%。中国还有29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由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上出现了"富人不想消费，想消费的人没钱"的现象，这种情况导致中国的边际消费倾向不断下降,影响了投资乘数效应的发挥，阻碍了消费的增长。第三，预期收入下降且不稳定。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大幅下滑，这不仅减缓了城乡居民当前收入的增长速度，也使大部分贫困人口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并不乐观，导致本期消费需求不足，储蓄存款余额持续增加。第四，国家对单位和居民收入缺乏有效监管，形成了许多收入黑洞。由于监管手段和方法的问题，我国无法实现居民和单位收入的信息对称，不利于增加税收收入，也使得许多灰色收入超出了国家宏观政策刺激经济发展的范围，成为外生变量，导致许多储蓄无法转化为消费，影响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对策

金融危机使中国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变为内需驱动型经济，但仅靠内需不可能取代外需。国内外需求均衡发展仍然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所追求的发展模式。微观需求主要是指提高城乡居民总体收入水平，促进个人或家庭的消费需求。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不仅是美国的4%左右，而且中国2006年的基尼系数也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财政部的调查还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总财产的45%。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常兴华的研究，从1992年到2007年，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分别增长了983倍、19.35倍和752倍。结果，经济快速增长，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例继续下降。因此，从长远来看，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是大力提高消费率的重要途径，否则消费的进一步扩大是不可持续的。

▲有效需求理论

一方面，我们应该给予低收入家庭必要的政策优惠和就业援助。规范超额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建立全面分类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自2008年3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每月1600元提高到2000元。另一方面，建立增加农民收入和非农收入的长效机制。不仅要继续关注三农问题，还要进行新农村建设。每年对农民的财政补贴增加到1200亿元。此外，加强市场法规建设，保护消费者的基本权利，改善和优化消费环境，为消费者创造公平合理的消费环境，刻不容缓。

逐步完善包括城乡三大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制度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要继续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和税费改革，把农民负担管理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特别是农村保障体系建设尤为艰巨。针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以及多年来重复建设造成的产业结构趋同和产品结构不合理，要充分发挥宏观政策的导向作用，高度重视信息服务和科技支撑，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结构升级，及时淘汰一批低效、技术落后、污染严重的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全面推进产业升级，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综合效益。

要尽快明确教育，医疗，养老，劳保等方面的改革措施，使居民切实了解未来支出中有多少由自己，由国家和集体承担，提高居民对未来支付的理性预期，确保他们在储蓄和消费方面做出理性选择。二是完善适应市场经济的广泛的、可操作性强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尽快建立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保障体系和全社会医疗保障体系，有效解决保险覆盖面窄、保费低、管理混乱等问题，使社会保障体系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第三，国家财政要提高转移支付比例，加强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持。特别是在分配制度改革中，要保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和效益的提高而提高；政府在改革住房、医疗、教育收费和养老金制度时，应适应城乡居民的支付能力，以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和“珍惜购买心理”，促进人们当前的购买和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