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曾经指出：“应当进行论战，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混乱不堪的时代，没有论战是不行的。”(见《给〈涅瓦明星报〉编辑部》)当今时代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各种错误思想，糊涂认识，仍然像瘟疫一样，通过各种渠道在漫延着，他们在毒害着人们的心灵，危及着我们的事业。因此，及时给于致命的反驳，辨明是非，澄清认识，显得尤为重要。

鲁迅先生说：“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即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

驳论文正是最有力的武器。许多思想家、作家、学者、良心未泯者都能积极运用这一武器，对各种奇谈怪论以迅捷有力的抨击。像韩愈的《讳辫》、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柳宗元的《驳复仇议》、石介的《辨惑》、鲁迅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毛泽东的《“友谊”，还是侵略?》、邵燕祥的《切不可巴望好皇帝》、罗竹风的《有奶便是娘》等等，这些篇章，皆都攻敌要害，揭露深刻，尖锐泼辣，无可辩驳，有着极强的战斗性。

进行驳论，必须要有真知灼见。刘勰说：“理定而后辞畅” (《文心雕龙·情采》)，对事物有了深刻认识，文辞才会畅达。洞若观火，见解深刻，抓住本质，才能势如破竹地击溃论敌。就是说，要独具慧眼，看出对方的错误所在，并拿出充足的理由，方可驳倒对方。

写驳论文，就必须抓住对方的要害处，即对方论点的错误，论据的虚假，论证的不合逻辑之处，集中火力，给以重击，治敌于死命。当然，在驳倒对方的同时，同时也就阐明了自己正确的论点。

反驳有断其一指法、主动出击法、迂回驳斥法，我们先说断其一指法。

清代著名戏剧理论家李渔说：“头绪繁多，传奇之大病也”(见《李笠翁曲话》)。写驳论文也是如此，如果头绪纷繁，贪多求全，什么都想批驳，就会导致兵力分散，火力不集中，难以很快将对方谬论驳倒。

鲁迅很不赞成有些驳论文“例举对手之语，从头至尾，逐一驳去”的写法，因为，这种写法，“虽然犀利，而不沉重”（见《两地书》)，既浪费时间，又不能击中要害。他说：“笔战就也如别的兵战或拳斗一样，不妨伺隙乘虚，以一击治敌人的死命。”(见《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这是鲁迅写驳论文的极其宝贵的经验总结。

一击治敌死命，就是抓住论敌之要害，给以重创。俗话说：“打蛇专打七寸”，“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是快速结束战斗的最有效的方法。这些战略思想，同样适用驳论文的写作。面对论敌的谬误百出，“不四面出击”，只断其一指，就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驳倒对方。因为，它抓住了论敌错误的最关健、最要害处，这一处驳倒，其他便如树倒猢狲散，不攻自破了。

断其一指，是驳论文成篇的最有效方法。许多论辩家都在写作实践中运用它，写出让论敌自惭、哑口的驳论文。宋人王安石是写驳论文的高手，他常常运用断其一指法撰文驳斥论敌。一次，司马光以三千四百余字的《与王介甫书》向他发难，他仅用三百五十八个字来答辩，就有力地驳倒了对方。

司马光在文中列举了新法的许多“罪状”，如“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等等，王安石只用寥寥数语，就将它们扫过，因为，这不是最要害处。清人刘照载赞誉此举为“善用揭过法，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艺概·文概》)。

王安石不在这些枝枝蔓蔓上纠缠，他只抓住司文中“天下怨谤”一说进行批驳。因为，司文中罗列出许多“罪状”及当时保守派的种种“怨谤”，目的在于指责新法招致了“天下怨谤”，抓住“天下怨谤”进行驳斥，就是抓住了关键，抓住了根本。驳倒了“天下怨谤”，那些种种不实之词，便会不攻自破，顷刻云散。

该文集中笔墨，对“天下怨谤”进行了分析和批驳，先是指出：“怨谤”者所以要“怨谤”，皆因“习于苟且”，“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也就是说，反对新法的都是那些习惯于因徇守旧混日于，不以国事为重，只是维护自己利益的人。所以，事情的正确与否，不在于赞成或反对者的多寡。然后以当年盘庚在迁都的问题上“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的事例进行类比推理，论证了只要是正确的就得坚持到底，表达了自己推行新法的决心。这就抓住了事情的要害，无须更多地争辩，就彻底击垮了司文的攻击。

如何运用断其一指法？关键是先要找出这一指，然后再选择最有效的方式，给以重击，将其摧垮。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申报》刊登了国民政府一则电文：

“国府十八日通电文云：急!各绥靖主任、各省市政府公署均鉴：查自辽吉事变发生以来，各地学生因激于义愤纷纷入京请愿，游行示威，爱国热忱，原堪嘉尚。乃近日所到人数愈多，分子愈杂，且有共党羼入其间，种种违法乱纪，不一而足，如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攒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政府初以青年爱国，曲示优容，而证诸近日情形，属非真正爱国者所忍出此。逆料大多数纯正之学生，决不直暴烈分于之所为，尤不受暴烈分子所胁迫。政府负治安重责，如不亟加制止，何以定人心而安闾阎!今行令仰各该绥靖主任、各省市政府公暑，嗣后遇有学生团体出境赴各地游行示威者，各该地军民长官，务必负责严行制止，如有危险事情发生，即予紧急处理，不得于事后借口无法劝阻，敷衍塞责。仰各切实遵照，是为至要。”

这篇电文，虚情假意，软硬恫吓，谬论百出，内容驳杂，如逐一驳斥，要花很大的力气，非有很长的篇幅不可。当时国难当头，是不能容此怪论蛊惑人心的，必须立即反驳，写出驳论文，以迎头痛击!鲁迅先生没有对电文谬论逐一驳斥，而是采用了断其一指法，对其要害处，给以“精锐的一击”!（许广平：《欣慰的纪念·鲁迅先生的写作生活》）

鲁迅认为电文核心在于“友邦人土，莫名惊诧’，因为“党国”不过是“友邦”的傀儡，是看“友邦”脸色行事的，“友邦”一惊诧，“党国”就慌了手脚，就要作出姿态，讨好“友邦”．故要急急忙忙通电全国，对爱国学生横下罪名，下令军警对学生“严加制止”，“紧急处置”。

基于这样的思考，鲁迅先生当即以 《“友邦惊诧”论》为题，撰文痛加驳斥，这就抓住了要害，抓住了这“一指”。为了重创这“一指”，该文不仅直接挑明了“党国”与“友邦”的关系，而且对“友邦”为何“惊诧”作了深刻的揭露和分析。指出：“友邦”所以要“惊诧”是“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友邦惊诧”是为了要“党国”去“遵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挥起屠刀，杀戮学生，以保住他们在中国的长期殖民统治。

这样的分析，就把“友邦”险恶用心充分揭露出来，“党国”通电各地军政当局镇压爱国学生的原因也就暴露无遗了。那么电文中的各种对学生的诬蔑之词，也就无须再费唇舌，因抓住了要害，一下子就将这份电文的反动实质昭然于天下。

断其一指，不仅要抓住要害，还要选择好攻击的突破口，就是驳斥的角度。在驳论过程中，围绕要害处议论，不可罗列太多，面面俱到，应抓住某一问题，或问题的某一侧面，取其一点来展开精辟的议论，这样，才能集中火力致胜。

下面是蒋元明先生在《析现代智叟之高论》中列举的有些批评家的谬论：

愚公愚不可言，凭他那几两老力气，就想把太行、王屋二山搬走，真是自不量力1这老头既不讲科学，又听不见不同意见，“固执、偏见”，一意孤行，一味蛮干，要不是感动了上帝，即使他子孙无穷，要挖到什么年月?何况，“上帝是迷信”，根本就没有的。再说，这两座山用的着搬吗?“与其搬山，还不如搬家”，既省事，又省力，何等经济!而且，这则故事贻害无穷，至今还有人跟着干了蠢事。

对于这段谬论的批驳，蒋文没有纠缠愚公的行为科学不科学，经济不经济，也不去说上帝存在不存在这类的话。而是抓住其要害，就是言论者在否定一种精神，即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这是上述一大通谬论的实质问题。

对这一问题，作者只从某一侧面，抓住一点来议论，即紧紧围绕“要不要发扬这种精神”层层深入地展开说理。全文以中国革命为例，从“当初南湖小船上，只不过聚集了十二三人，代表全国五十几个党员，却谋划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终于建立了新中国的事实；从“‘智叟’陈独秀取消挖资本主义山的主张”的右倾机会主义及“王明把指挥部盘到外国去”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这一正一反，有力地论证了必须要有愚公的这种挖山不止的精神。

为了更进一步提高认识，该文又从“今天新长征路上遇到的困难成山，问题成山，矛盾成山”，来说明要继续发扬愚公精神的重要意义。这一点说深说透了，以上那些批评家的诸多谬论便全盘攻破，不堪一击了。


说说下面这篇文章作者是如何运用断其一指法，抓住某些人对“路要靠自己走”的种种错误理解的要害处，进行批驳，从而树立起自己正确的观点，写出这篇文章的?

也说“路要靠自己走”

“路要靠自己走”，此言不无道理。确实，路在脚下，要靠自己走，尤其是人生之路和事业之路是不能借助车马，你不走就不会达到目的地。许多有识之士都很赞赏这句话。这句话对于青少年克服依赖思想，培养自立精神，无疑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古今中外杰出人物成才的经历也是不乏其例的。
但是，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成了谬误。现在不是有人这样来理解此话的含义吗：个别中学生早恋受到老师的批评后，非但不改，还要来个“逆反心理”：“路要靠自己走，你越说我越不听”。有些家长对自家子女厌学弃学撒手不管，说什么：“要成人自成人，路要靠自己走嘛!”甚至有的老师见到学生违纪，不去耐心教育，竟然也说“路要靠自己走”。同是一句话，却被不同的人派上了不同的用场。有的为了抵制师长的教育，有的用来推诿教育的责任，显然是不妥的。
路固然要靠自己走，但还要看行路人有无辨径识途的能力。试想，旅途中有人误入“泥潭”而不能自拔，你能拘泥“路要靠自己走”而不去伸手拉他一把?出门在外，路生人孤，谁能抱定“路要靠自己走”的念头，宁可乱闯也不问路呢?可见，在人生旅途中，他人的指引，扶持，有时是很需要的。
在事业上，一个人具备了独立走自己路的主观因素后，能否成才，往往就决定于有无他人的扶持和引导。华罗庚能成为著名的数学家，全然得力于熊庆来的发现和培养；“没出息”的达尔文若没有博物学家汉斯罗的推荐，就不能参加对他的科学成就有着决定意义的贝格尔舰的航行。偏僻小城的教员齐奥尔科夫斯基，由于得不到名师的指点而“走自己的路”，一生大部分的创造都重复了前人的发现。也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杨振宁当年才有了那万里寻师的佳话……
和事业之路一样，人生之路也是漫长而曲折的。而“生活的本身并不会自发地教育人，凡是有放任自流的地方，年轻的心灵在每一步路上都会遭到危险……对待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决不可抱着不关心的态度”。苏霍姆林斯基的话是很有见地的。
要知山下路，问问过来人，青少年朋友们，在人生或事业的十字路口，一定要以诚恳的态度去请教“过来人”，切莫胡乱冲撞，迷失方向。另一方面，每个“过来人”尤其是教师和家长都有当好青少年向导的责任，切不可以“路要自己走”来搪塞。须记；如来佛虽让唐僧师徒经历磨难，长途跋涉，但当他们有急难而无力自脱时，佛租仍不免及时相助，指破迷津，否则“真轻”还是难以取到。
这才是对“路要靠自己走”的全面理解。

“路要靠自己走”这本是一个正确的命题，然而，对此却出现了许多错误的理解。如果逐一驳去，是无法在一篇短短的议论文中完成的。因为要对每一种错误观点进行批驳，就不能回避诸如早恋、弃学厌学、学生违纪这些具体问题，而要讲清这些问题，就得花费不少笔墨。

该文作者采用了断其一指法，抓住上述言论的实质，加以揭露。文中指出：以上言论“有的是为了抵制师长教育，有的是用来推诿教育的责任”，都是为自己的错误寻找借口。那么，在人生的路上，是否需要别人的指点和帮助呢?

作者紧紧抓住这样一个问题，展开议论。把笔墨集中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上，这样，就找到了驳论的突破口。

作者接着从人的行路、事业、人生之路三个方面，以无可辩驳的理由阐述了人是需要别人在关键时候的指点和相帮的。这个问题得到了证明，那么，以上种种错误盲论也就不攻自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