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河南新郑望京楼夏商时期城址

望京楼遗址位于河南省新郑市区北6公里的新村镇望京楼水库东侧，发现于1965年，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到2011年5月，共调查面积400万平方米，发掘4000平方米，发现二里岗文化城址、二里头文化城址，进而确定遗址总面积为168万平方米。

二里岗文化城址保存较为完整，平面近方形。北城墙长约602米、宽10～20米，东城墙长约590米、宽12~19米，南城墙长约630米、宽7~20米，西城墙仅剩两个墙角，复原长度约560米，城墙残存厚度为1.5～2米，面积约37万平方米。城墙的建造方法是先在生土上挖基槽，然后填土逐层向上夯筑，主体城墙建成之后，对其边缘进行修整后再夯筑护坡。护城河紧贴城墙，宽13～15米，深2.5～4.5米。目前城墙上共发现城门3座，东城墙2座，南城墙1座。东一城门占地面积为2000平方米，已初步具备了瓮城的功能，体现了浓重的军事防御色彩。城址内遗迹包括道路、大型夯土基址、祭祀坑、房基、灶、陶窑、灰坑、水井、墓葬，城内划分为宫殿区、居住生活区、作坊区等。城内出土遗物包括铜器、原始瓷器、陶器、石器、蚌器、骨器等。其中陶器占大宗，为城址分期断代提供了有力依据。经推断城墙始建于二里岗下层一期，二里岗文化下层二期和上层一期兴盛，二里岗上层二期废弃。

二里头文化城址位于二里岗文化城址的外侧，其东城墙、东南角、东北角保存较好。北城墙残长32米、残宽0.5～1米，东城墙长625米、残宽2.5～5.5米，南城墙残长41米、残宽6.5米，厚度为0.6～1.2米。从南城墙及东城墙解剖沟可以看出，二里头文化城墙基槽被二里岗文化护城河打破，其护城河亦紧邻城墙，宽约11米。城内遗迹包括夯土基址、房基、灶、灰坑、水井、墓葬，出土遗物包括铜器、玉器、陶器、石器、蚌器等，陶器尤为丰富。从地层关系及城内出土遗物可推知城墙始建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毁弃于二里岗文化城址始建之时。

两城址位于同一地点，为国内首次发现，为寻找史载夏商古国提供了线索。对于探讨二里头文化晚期与二里岗文化早期两种文化更替及王朝更迭，对于研究夏代晚期与商代早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均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是非常重要的考古新发现。望京楼二里头文化城址和二里岗文化城址既是考古新发现，又是夏商考古的新突破，为认识夏商都城军事防御体系、城址布局及中国早期城池建设等问题提出新问题及新认识。

２.山东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

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属商时期。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自1935年遗址发现至20世纪80年代，发现房址12座，水井8眼，墓葬42座。出土陶、石、骨、蚌、铜器等700余件。2010年发掘豪华商代大墓，出土10多件青铜器，器形包括鼎2件、盉（音和）2件、爵1件、斝（音甲）1件、卣（音有）1件、罍（音垒）1件、斗1件、钺1件、矛2件、钁（音绝）1件，另有大型石磬1件，玉器2件。其中商代圆鼎是此次发掘出来的国宝；铜盉纹饰精美，器形独特，前所未见，铸造工艺水平极高；铜钺形体硕大，器身厚重，为商代前期同类器中较大的一件，反映了墓主人较高的身份等级。

３.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

位于翼城县城以东约6公里处，在墓地的周围发现了几处不同时期的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墓地西南方的浍河东岸台地上，西周遗址位于墓地西南约0.5公里处，东周和汉代遗址分布于墓地东北、东侧和西南方台地上，墓地范围内也包含有数十座东周窖穴遗存。2007年—2017年共发掘墓葬2200余座，出土器物2.5万余件组。

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土圹竖穴，多口小底大。葬俗绝大多数为东西向墓葬，以头向西为主，少量头向东，南北向墓葬仅10余座。大河口西周墓地的发掘揭示了不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西周“霸”国的历史及文化，并为研究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度、器用制度和族群融合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填补了中国对西周时期考古研究的一项空白。

４.

位于苏州市木渎镇、胥口镇穹隆山一带，又称苏州木渎春秋城址，初步认定木渎古城是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规模大，等级高。

城址呈不规则形状，城墙大致沿盆地边缘而建。北城墙位于木渎镇的五峰村一带，残长1150米。城墙横截面呈梯形，上宽12.9～15.35米，底宽22.3～22.35米，现存最高处3.2米，堆筑而成。外侧城壕与城墙的走向一致，宽约15米左右，总长约1050米。另发现一处水门遗存，豁口处水道宽约13米。合丰村一带发现小城址一座，呈圆角长方形，东西长约460米，南北宽约430米，面积约19万平方米。

５.陕西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

位于西安南郊凤栖原上，面积约6万平方米。核心墓园由大墓M8及其6座甲士俑从葬坑、中型墓M25、祠堂、道路、排水道以及4条兆沟等构成，时代从西汉中晚期至王莽时期。墓园要素齐全，布局清楚，从葬典型而丰富，应是所见要素最为完整的西汉列侯家族墓地。

发掘揭示出大墓构筑填埋中的复杂工序，是古代丧葬礼仪和埋葬制度的全新资料和重要物证。甲士俑从葬坑军事内容丰富，完备的指挥系统和几十枚不同职级印章，为古代军事制度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金银、鎏金、错金银、青铜等各类文物3000余件，许多文物具有标准器意义。

６.新疆鄯善吐峪沟石窟群和佛寺遗址

是丝绸之路上一处重要的佛教石窟。据发掘与调查，吐峪沟两

侧山坡上分布着许多地面佛寺遗址，是集洞窟与地面寺院于一体的大型石窟寺院遗址群。既是吐鲁番地区开凿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群，也是古代丝绸之路沿线一处重要的佛教地点，更是联系南疆地区与内地佛教遗迹的重要纽带。不过，吐峪沟石窟保存状况不好，窟前建筑早成残垣断壁，窟体大多坍塌或为沙土掩埋，洞窟外观及内涵大多不清。

吐峪沟石窟寺遗址的考古发掘揭露出十分丰富的寺院遗迹，出土遗物的种类及数量庞大，是中国佛教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吐峪沟石窟群和佛寺遗址出土的遗物，既对深入探讨吐峪沟石窟的创建年代、原始外观、洞窟组合、题材布局、造像特征及塑绘技法等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为进一步研究古代佛教艺术从南向北、自西而东的传播，尤其是高昌石窟寺与龟兹石窟寺和内地石窟寺之关系等，提供了重要的物化资料；此外，它们对重新认识吐鲁番地区的历史、文化以及各民族、各宗教和谐共存的社会背景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７.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园

位于陕西省蓝田县五里头村，共清理墓葬29座（成人墓葬20座、婴幼儿墓葬9座）和东、西、北三侧围沟各一处，调查勘探家庙遗址一座。出土遗物700余件组，砖、石墓志铭24合。墓葬皆为竖井墓道、土洞墓室，坐北朝南，深7.5～15.5米。形制有单室、前后双室、并列双室、单前室双后室、主室带侧室五种，顶部近平或略拱。其中有3座墓葬主室上部纵向叠置1～2个空墓穴，应属防盗掘设施。葬具及人骨已朽，死者基本为仰身直肢敛于棺椁中。

通过对吕氏家族墓地的发掘，较完整地揭示了北宋吕氏家族墓地全貌，为研究北宋家族墓地的构成提供了宝贵资料。出土的众多墓志铭文确定了大部分墓葬主人的名讳身份，可排列出家族成员墓穴的分布次序，这对研究北宋家族墓葬礼制提供了重要线索。出土墓志为研究北宋官制、科考制度以及河南汲郡吕氏家族起源、分支、迁徙和定居陕西蓝田后的家族发展谱系、延续脉络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吕大临（北宋金石学家，与兄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并称“蓝田吕氏四贤”）墓葬虽早年被盗，墓志遗失，但有证据显示其墓葬位置亦可基本确定，这对研究中国考古学史亦具有重要意义。

８.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

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城东20余公里处的灵溪镇老司城村，本名福石城。1724年司城迁至颗砂乡，将福石城改名老司城，这是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至清雍正二年（1724年）永顺彭氏土司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老司城是土司制度的物化载体，是中国古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的活标本，老司城分内罗城、外罗城，有纵横交错的八街十巷，人户稠密，市店兴隆。

９.江苏南京大报恩寺遗址

位于南京市秦淮区中华门外，是中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寺庙遗址。整个遗址公园占地面积约140000平方米，其中一期为大报恩寺遗址公园核心区，2008年，从大报恩寺前身的长干寺地宫出土了震惊世界和佛教界的世界唯一一枚“佛顶真骨”、“感应舍利”、“诸圣舍利”以及“七宝阿育王塔”等一大批世界级文物与圣物。遗址公园中备受瞩目的琉璃宝塔并未按照历史原样复建，而是以轻质钢架玻璃保护塔的形式重现，在完整保护遗址的前提下赋予其象征意义与内涵。

10.广东汕头“南澳I号”明代沉船遗址

“南澳I号”为一条明万历年间的古船，位于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东南海域。2010—2012年夏，连续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水下考古抢救性发掘工作。首次实施大型的钢质水下探方框（32×12米），在岸上成型后整体吊装，解决了考古目标与沉船保护目标的两个难题，框架基脚按“吸力锚”原理设计，到位后不会继续下沉。工作中借助探方框，进行多功能拓展，安装水下抽泥、水下灯阵、测量参考、标识牌等配套设施，在抽沙清理、水下测绘、水下录像、水下定位、水下安全等方面发挥了明显的效果。在潜水作业方面，考虑到27米水深，统一采取高氧双瓶的潜水模式，用负压式抽沙设备去除淤沙层，对揭露的遗迹、遗物进行测绘、摄像等考古记录，最后提取遗物出水，清空的舱体用支撑架进行加固。出水文物保护方面，先进行文物表面清洗，再按不同质地进行临时性保护处理。其中陶瓷器等文物用乙烯泡沫进行包装、入库；木、彩绘、锡等文物进行泡水存放；易变质的有机质文物泡水后使用冰柜低温存放；有代表性的文物挑选出来作为标本，统一存放在标本室。所有库房均有采取加锁或视频监控的安全措施。

出水遗物有瓷器、陶器、金属器、木器、石器及其他质地文物，还有不计在里面的2万多件小串饰、铜钱等遗物，此外还出水了较多的无机物和有机物标本，包括荔枝、龙眼、橄榄等果核，柿饼、植物根茎、水银等遗物。“南澳I号”沉船考古发掘工作方案合理、措施到位，不仅保护下来大量珍贵文物，还积累了较深水域安全工作的丰富经验，并在创新水下考古方法、技术手段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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