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团圆》到《英雄儿女》

银海泛舟

1950年秋，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朝战火烧到了鸭绿江畔，一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开始了。随着战争的延续和扩大，全国的文艺工作者都纷纷下基层体验生活。1952年初，曹禺受中宣部文艺处长丁玲之托写信给家住上海的巴金，信中动员他参加全国文联组织的赴朝创作组，巴金征求爱妻萧珊的意见后，写信告诉曹禺表示同意去朝鲜。这年春节刚过，巴金来到北京报到参加学习。在一起学习的曹禺劝巴金同他一起到工厂体验生活，但巴金还是要求去了朝鲜。他在给萧珊的信中说：“……我想还是去朝鲜好，可以锻炼一下，对自我改造也有帮助，丁玲也赞成我去朝鲜，所以决定去了……”

巴金在朝鲜采访为小说《团圆》奠基

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和行前准备，在三月初以巴金任组长的十七名创作人员换上了军装，乘上北行的列车，随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嘹亮歌声开始了都从未经历过的军旅生活。在创作组中除了巴金和写《虾球传》的作家黄谷柳外，其余成员年龄均在四十岁以下。

新中国成立后，巴金曾多次打算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反映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他在给萧珊的信中表示：“……我从事创作是因为我心中有许多感情，我非写出一部像样的东西来才不白活，否则死也不会瞑目……”所以，他在朝鲜为了能多看看，多吸收些生活中的养料，采取了少休息，多跑路的办法，同年轻人一起不辞劳苦地翻山越岭来回穿插在炮火硝烟之中。

在朝鲜，他先后写下了《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英雄的故事》，《我们会见彭司令员》一文在国内各大报上发表，在家中的萧珊见到后心情是多么的激动啊！看完后，她当即就给已分别两个多月的丈夫写了信，在信中说：“……我记得曾在《我们会见彭司令员》一文中读到：‘我们连飞机、大炮都不怕，难道还怕这些小虫吗，’这些英雄使我感动。你是有责任使他们永存！开城那篇文章国内已经见到（真巧，《人民日报》五月一日登出这篇文章，我闻到开城初春的气息，你知道我多高兴！）但平壤那篇怎么没有看到呢？我真想能读到那篇反细菌战公开信的全文！……”没过多久，萧珊又在给巴金的信中说：“……朝鲜，那个我多么陌生的国土，现在对我变得多么亲切，因为在那些亲爱的志愿军同志们中间还有你，我的朋友。别忘记我是在等待你的长篇小说，我了解今天你所有的活动都是小说的一段、一页……”身在异国他乡的巴金，每次只要听到或看到有打胜仗的消息就写信告诉萧珊，让她也分享自己的一份喜悦。在信中他曾告诉萧珊说：“……离开连队的那天，前面打了一个小胜仗，敌人两百人左右攻一个山头，被我军一个班打退了。敌人伤亡几十，我们伤亡三人，后来敌人报复，大炸我们前三天去看过的一个较高山上的阵地，被打落两架飞机。轰炸时我们在另一处山头看见……”他不断地积累着创作素材，为将来能写的战争题材小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巴金同创作组成员在朝鲜一呆就是半年。回国后，当听到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时，他决定再次赴朝体验生活，这次出行，他准备创作中、长篇小说的设想逐渐地在心中形成。巴金在信中告诉萧珊：“……至于别人的毁誉我是不在乎的。但要写出一部像样的作品，我得吃很多苦，下很多功夫，忙对我创作没有妨碍……我要回国以后才能考虑创作计划，我还想在上海仔细读两本苏联战争小说，看别人怎样写战争，好好学习一下，才回到自己身上，看自己是否能写……”在朝鲜的五个月里，他几乎走遍了北部的所有地区。在回国前夕，巴金心中盘算着准备第三次赴朝，后来由于另有公务才没能成行。他在给萧珊的信中说：“……要写较好的作品，还需要两三年时间。”“像样的作品还有待于将来。”

给巴金印象最深刻的还莫过于志愿军某团六连了，他在这个部队曾生活了两个多月。1952年10月，六连在开城保卫战中担任坚守六七高地的战斗任务，副指导员赵先友在指导员负伤后，由他来指挥全连坚守阵地。韩军在飞机、重型坦克和炮火坦克的掩护下，冲上了六连阵地，六连的战士们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最后只剩下赵先友和通讯员刘顺武两人了。赵先友用步话机向团长张振川报告：敌人已冲上我军阵地，要求炮兵直接向自己阵地射击，并大声喊：“向我阵地开炮！”团长从望远镜中看到两位英雄在防空洞口处与敌人拼杀的身影，在阵地沉寂后，便命令炮兵向六连阵地开炮！阵地被夺回来了，但赵先友和刘顺武却牺牲了。战后，志愿军总部为六连荣立了特等功，并被授予“英雄坚强守如泰山的钢铁连”光荣称号，赵先友被追认为特等功臣。19兵团为刘顺武追记一等功。

开城前线作战胜利后，巴金到六连所在团采访，巴金对团长张振川说：“你们团六七高地战斗和三打红山包，誓死保卫阵地，打得非常漂亮……”接着，张振川向巴金详细介绍了战斗经过和赵先友烈士的英雄事迹，巴金听后非常感动。

将小说《团圆》搬上银幕

1961年，应《上海文学》杂志社约稿，正在杭州休养的巴金经过了七、八年的沉淀，终于写出了不朽名著《团圆》，它真挚地歌颂了最可爱的人，同时也实践了巴金当初许下的诺言，实现了自己心中的夙愿。

在这部只有两万多字的小说中，巴金采取了第一人称的写法，用“我”的耳闻目睹，向读者娓娓地叙述着发生在朝鲜战场上的故事：中国人民志愿军某军政治部主任王东当年在与国民党斗争中被捕关进了提篮桥监狱，孤苦伶仃的三岁女儿王芳被住在后楼的老工人王复标收养，王东出狱后就参加了游击队，后又转战大江南北来到了朝鲜战场，在一次偶然中发现军报的女记者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王主任没有急于认亲。等王芳的养父王复标随祖国慰问团到朝鲜同他见面后，王东才与女儿团圆。巴金通过一些日常的生活细节，通过同志之间的关系，慢慢地挖掘英雄人物乐观、向上的高尚精神和美好的心灵。

小说刊出后，引起了茅盾、夏衍、荒煤的关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读过《团圆》后，就责成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它改编成电影。

长影厂领导接到文化部下达的任务后，深感此事责任重大，经研究决定，将这一重任交给了著名导演武兆堤。武兆堤被小说中充满亲情、友情的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住了，他感到这是一个好本子，但要把这部不到三万字的小说改编成电影那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此时，武兆堤想到了抗大时期的同学、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将军的秘书——毛烽。毛烽14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在朝鲜战场上生活了五、六年。武兆堤就是认准了毛烽有与小说人物同样的军旅生涯的经历，感到毛烽能胜任这一工作。随即，他便拎起了电话把此事告诉了在北京居住的毛烽。毫无思想准备的毛烽在电话中听明白他的来意后，忙对武兆堤说：“编电影我没有经验，再者我连巴金的小说都没有看过，怎么改编呢？不行……不行啊！”已认死了毛烽的武兆堤说：“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从今以后，咱俩就是一条‘贼’船上的人了。明天早晨，我就来北京，为你送小说去！”

果然，武兆堤在第二天就赶到了北京。在旅馆里，毛烽把武兆堤带来的小说《团圆》看了一遍。看后，他被故事情节打动了，决定和武兆堤一起把它改编成电影剧本。

武兆堤见老同学答应了，心里很是高兴，便马上去找了夏衍，请求夏衍为毛烽请假。傅钟将军得知此事后，爽快地准假让毛烽去改编剧本。就这样，武兆堤和毛烽随傅钟将军来到北戴河。两人便开始了改编小说《团圆》的工作。

经过反复推敲、斟酌，他们决定将人物感情戏作为整个剧本中的灵魂。在小说《团圆》中，巴金在描叙王成时所花的笔墨不多，只提到了在一次××山阻击战中，军政治部主任王东到××团，这个团奉命坚守××山，战斗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正急需增援时，王成同其他六位同志站出来坚决要求上前线。王主任看着王成的相貌，觉得非常面熟，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后来突然间记起来了，就跑出去找他，他果然就是后楼王复标的儿子。王成也认出了王东，还清晰地回忆起王东原来的名字。王东从王成的口中知道了王芳参军后也来了朝鲜。后来，这个团完成了阻击任务，可王成却英勇地牺牲了。

经过20多天的奋战，《英雄儿女》的电影剧本终于杀青了。武兆堤捧着剧本从北戴河赶回长春，把它交给了长影副厂长胡苏，心中充满了喜悦。胡苏一口气把它看完，连声叫好。

很快，剧本又转到了文化部，夏衍指示电影局主管领导：“重点拍好这部电影，胶片要用从英国进口的！”几乎是同时，剧本也送到了上海，请巴金审阅。巴金看后也表示同意将它搬上银幕。

周总理褒扬《英雄儿女》是部好作品

1964年，电影《英雄儿女》在全国放映后，观众被王成的英雄气概和王芳与王文清、王复标两位老人父女情深打动了心，“风烟滚滚唱英雄”的歌声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由《团圆》改编而成的《英雄儿女》成功了。可是，有谁知晓这部作品的成功是巴金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啊！1965年元旦，在北京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巴金接到萧珊的来信，她在信中告诉巴金：“……《英雄儿女》已上演，王辛笛看过了，据说很感动，不知道你看了没有？文艺会堂九日上演这个电影，如果你回来了，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了……”会议结束，巴金回到上海后，他不仅和萧珊在文艺会堂看了一遍。过后，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看‘长影’故事片《英雄儿女》改得不错。关于王成的一部分加得好。王芳的形象也很美……”电影在各地放了一场又一场，看影片的观众一批又一批，连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也抽出时间观摩了《英雄儿女》。一天晚上，在国务院文化部和中国作协任职的刘白羽接到了周总理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对刘白羽说：“……我想作家一定要到火热斗争中去……你们不都是到了火热斗争中才写出了新的作品吗？这事，你跟总政商量一下……请巴金带个头，他抗美援朝，深入生活很好吗！写出《英雄儿女》那样好的作品，当然，不可勉强，要征求他同意，还要保护他的安全。”总理的一席话，不仅是对一部好影片的肯定，也是对为文学事业发展而付出辛勤劳动的作家的肯定啊！

可是，没过多久，一场“文革”运动如洪水猛兽似地席卷中华大地。巴金在厄运中不仅自己被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送进了“牛棚”，还波及了全家。爱妻萧珊为了保护巴金挨了北京红卫兵的铜头皮带，全家整天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萧珊由于悲愤交加，终于一病不起。这位善良、热情的知识女性曾为了让巴金在外安心体验生活，家中的一切，事无巨细都由她操持，萧珊毫无怨言，她惟一的期盼就是能看到丈夫有好作品问世。可是，热爱生活的萧珊此时睁着一双无助的眼睛，期盼的却是能在她弥留之际给巴金有个公正的结论，还他一个公道。但在人妖颠倒的年代中这怎么可能呢？最后，她还是带着满腔的悲愤离开了人世。这真是人间的一场恶梦啊。这时，同样遭受迫害的萧乾被发配到湖北咸宁干校监督劳动，他每次路过露天广场看到放映《英雄儿女》时，看到原著者巴金的名字从银幕上被删除时，心里就暗自发出抗议：这是什么世道啊！这么热情歌颂无产阶级英雄、写出这么撼人心魄的作品的人，凭什么会遭到那么残酷的折磨呢！……

“英雄兄妹”究竟有没有“生活原型”

30多年来，《英雄儿女》不断地在全国放映，电影插曲传唱不绝。或许是这部影片太动人了，或许是人们太想知道艺术的“原型”生活得如何，所以进入90年代后，在报刊上频频刊出寻找现实中的“王芳”和“王成”的文章，如《西安晚报》上曾连续报道过《英雄儿女》女主角“王芳”的生活原型就是西安市回民中学的退休教师李幼鸾。有关“王成”的报道那就更多了。1993年8月1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说，“王成”的原型就是一级人民英雄、原内长要塞区某团副参谋长秦建彬；1994年2月26日《解放军报》报道说，“王成”这一艺术形象是根据南京军区某师名叫王万成的志愿军烈士塑造的；1991年6月《人民政协报》报道说，“王成”这个主人公的背景人物叫王英，是被志愿军总部授予的一级战斗英雄，等等。

究竟有没有这对“英雄兄妹”的生活原型呢？巴老的心里是最清楚不过的了，每当有人问起他时，他总会笑着说：“没有什么生活原型。我这是小说，人物和情节都是创作的。我在朝鲜共生活了一年多，访问过许多战斗英雄，也访问过许多文工团员。没有听说过兄妹在朝鲜战场相见的事，更没有访问过兄妹俩。”从巴老的话中能听出，兄妹俩是无数英雄的集合体，并非特指某一个具体人，它是经过高度概括和提炼出来的艺术形象。

然而，仍有人好奇地提出：巴老曾经为北京军区某团的一座塑像题词“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王成”的原型难道不是赵先友吗？

原来，1991年的夏天，赵先友烈士的所在部队正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部队党委决定在营区为烈士立一座塑像。他们想起了曾在该部队采访过的著名作家巴金，于是想请巴老在碑上题个词。时任河北省军区司令员的张振川和李真将军分别给巴老写了一封信，托政治处副主任戴秀斌到上海送交巴老。到上海后经市文联联系，将信交给了巴老的女儿小林。

第二天，李小林见到戴秀斌时说：“父亲看了你们转来的信很高兴，听说你们来，更加高兴。他还说，他能回忆起你们部队的番号，也记得李真政委和张振川团长。”戴秀斌等到医院探望了正在住院的巴老。动情地对前去拜访的政治处副主任戴秀斌说：“我到过朝鲜战场许多部队，在你们部队和赵先友曾战斗过的连队采访过多次，英雄们的事迹使我感动，我写了几篇真人真事的散文，以后又集中塑造了许多英雄形象，创作了小说《团圆》的主人公王成……”

随后巴老用颤抖不已的手写下了为英雄的题词。由此可见，“王成”的原型是烈士赵先友等众多英雄。

1994年岁末，上海市作家协会邀请了影片《英雄儿女》中“王成”、“王芳”的扮演者刘世龙和刘尚娴“兄妹”，到上海为巴金小说《团圆》作朗诵表演。他俩自30多年前一起拍摄《英雄儿女》后就各奔东西，再未见面。“兄妹”俩能再次相会，本是一件难得的喜事；他们想探望巴老的愿望，又得了华东医院医生的同意，这更是喜上加喜。激动不已的刘世龙谢绝了重庆某单位邀请的高额演出，并退了已预订好的机票。

12月24日下午，刘世龙和刘尚娴手捧着巴老喜爱的玫瑰花和新年贺卡来到了华东医院。巴老虽然卧病在床，但听说自己笔下的“王成”、“王芳”要来看他，心中非常高兴，并带上已多时没戴的眼镜要仔细地瞧瞧从银幕上走下来的这对“英雄儿女”。

那天，当巴老见到刘世龙、刘尚娴走进病房时，显得有些激动，双手不停地向他俩招手致意。刘世龙、刘尚娴分别握住巴金的手，闪着泪花，贴近巴老的耳边深情地说：“我是王成！”“我是王芳！”刘世龙还连连学着电影中王成的话喊道：“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巴老激动得连连点头，而后他缓缓地说：“他们的表演我看过。我在朝鲜看到志愿军英勇作战，很感动，但没把作品写好。”说罢，他抬起手接过刘世龙、刘尚娴送上的新年贺卡，兴致勃勃地看了起来。当刘世龙将特地从长白山带来的4支人参送给巴老时，巴老连声说：“谢谢，谢谢！今天我身体不好，等身体好了，一定给你们送书。”刘尚娴马上说：“巴老，上海作协已把您的《随想录》送给我们了，我们一定好好读您的书！”巴老听了，高兴地笑了。离开巴老后，刘世龙、刘尚娴还十分动情地说，巴老的小说几乎影响了他们一生。

Guangming根据《电影往事的博客》的文章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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