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与威海共扼渤海湾,是京津门户,为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清政府之所以选择旅顺建设成近代化海军基地,一方面是由于旅顺地形地势险要,具有天然优势,且处于东北边疆的关键位置。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在明朝时期就已经开始把旅顺设为军事重镇,旅顺具有建成要塞的军事基础。尽管清政府在旅顺经营海军基地多年,但在日军坚船利炮的攻击下,旅顺还是被日军攻克了,旅顺保卫战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旅顺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港口狭小,大型舰船不易通行,且旅顺后路宽阔不易防守,容易被敌人切断。这些局限性与清军旅顺之战的失利有重大关系。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日军正是摸清旅顺海防要塞的弱点在其后路花园口附近。于是,日军便以花园口作为侵略旅顺的突破口。
日本战略目标明确,中国对战争形势估计不足。日本在战前就对中国的形势进行了充分研究。日本早已把旅顺纳入自己的侵略计划,占领旅顺半岛并以之为根据地,进而控制渤海,直逼北京。通过对旅顺要塞的具体研究,日军发现,旅顺后路空虚,可成为拿下旅顺的突破口,于是又确立了从后路包抄旅顺的计划。
对于登陆地——花园口清军的部署情况,日军已勘察明白:花园口原为一个小渔村,在大孤山和貔子窝之间,西距金州厅82公里,距旅顺口140公里,距东大孤山200公里。花园口天然地势如同一大湾形状,潮流的涨落甚大,潮差达15英尺。退潮时,泥泞达七、八公里,小船也不能驶进。
而且花园口是清军布防的盲区,可以不战而得,在此登陆符合日军的战略规划。日军若在此登陆成功,更便于攻取金州、抄袭大连湾,从后路侵袭旅顺。10月24日,日军成功登陆花园口。龟井兹明提到当时花园口“我军进港时敌人已无踪影。陆战队已经登陆,树其军舰旗”。这种状况更加便利日军登陆作战,保留日军实力。
同时,日军为掩饰登陆行动,确保登陆成功,还在貔子窝开辟一个登陆地点。而当时,中国方面虽然有部分官员认识到了旅顺后路空虚的状况却没有落实严防旅顺后路的行动。当日军到达的时候,驻守貔子窝的清军200人也早已经逃散。花园口作为旅顺口的后路,花园口不能严守,任敌登陆,唇亡齿寒,旅顺要塞在不久之后便被瓦解。
清军在花园口没有设防。日军在此登陆不仅会威胁东部的岫岩州和大孤山,更重要的是会从后路威胁旅顺和大连湾,切断旅顺后路,直接威胁安东县和九连城。然而,清政府却没有在这里部署军队,日军可以自由在这里登陆。
辽东旅顺一带应该在重要地点布置重兵把守,而清军却放弃花园口等重要地方,这是清军在兵力部署上的一大失策。在战争中,中日双方兵员数量相差不多,但是战斗力却有很大差距。在战争中,战斗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影响因素。
战斗力既包括参战的兵员数量和武器装备的数量,又包括军队战斗能力、军队编制的科学化能力以及将领的指挥管理能力、后勤保障能力等。在清军14700人的守卫力量中,有1.1万余人是临时招募的新兵,没有战争经验也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
剩余的3000人虽是老兵,却也没有接受过严格的近代化军事训练。与接受过近代专业化训练的日军相比,清军的战斗力是非常弱的。而且清军在战争中兵力部署不合理,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打退敌军的进攻,而敌军却能集中优势兵力,发起进攻。
在甲午中日战争的第二阶段中,除小部分将领能审时度势、英勇抗敌外,许多清军将领或各自为战,或畏战逃窜,或对危机地区不能有效支援。在金旅之战中,金州地区驻扎有两支部队,一支是副都统连顺的制兵,一支是正定镇总兵徐邦道的拱卫兵。
这两支军队分归不同上层将领节制,一个隶属于裕禄,一个隶属于李鸿章,最高军政长官是连顺。金州副都统连顺通过截获日军间谍得知,日军在花园口登陆的目标是进攻金州和大连湾。面对日军来势汹汹,他知道自己兵单力薄,便向大连湾守将总兵赵怀业请援。盛宣怀随后电告赵怀业说:“各路吃紧,无人可调,如自己添募,又无枪械。”
赵怀业告知李鸿章,李鸿章训斥道:“倭匪尚未过貔子窝而南,汝等只各守营盘,来路多设地雷埋伏,并无守城之责。旅顺兵单,同一吃紧,岂能分拨过湾?可谓糊涂胆小。”李鸿章不同意支援。连顺向盛京将军裕禄请援,裕禄回复说:“闻倭人早已由花园口上陆,距金州境内极近,尊处只可以现有兵力与赵(怀业)、徐(邦道)两军联合,竭力防御。”
连顺向裕禄请援的计划也落空了。同时连顺也只得向赵怀业请援。赵怀业本就消极畏战,在甲午中日战争后一直固守大连,向朝廷要求增兵,而不思备战。再加上李鸿章的回电,赵便以李鸿章的“各守营盘”为借口,拒不出兵增援。
盛宣怀、李鸿章裕禄等上级将领都主张辽东各守军应该各守其责,无须纷往金州助援。这样就使金州陷入孤立无援之境,除徐邦道率2000军驰援金州外,其余部队皆观望不前。徐邦道和连顺在金州奋战3日,寡不敌众,最后于11月6日失守。金州作为旅顺、大连湾后路,日军进攻金州是为了从后路侵袭大连、旅顺。
日军占领金州当天夜晚,日本便已经制定了从北面进攻大连湾的作战计划。此时驻扎在大连湾的清军部队却只有赵怀业一军,共计6营6哨,3300人。金州存亡与旅顺、大连湾的安危关系密切,金州不守,则敌军登岸后将入无人之境,直接威胁旅大地区。金州若丢,旅顺将难以久守。
旅顺若失,京津门户洞开,国家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境。而清军将领却不能准确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只顾各守营盘,不懂在战时统一调配兵力。大连湾兵力不多,不能绝对保证打退敌军进攻。但是大连湾地势险要,是清政府最初属意的天然良港之一,左右高山环绕,东南面临黄海,三山岛横列,可以作为港湾的天然屏障。
且清政府曾在大连修筑多座炮台,增加许多军事装备。大连湾相对来说比较坚固的,炮台、炮火、军储众多,可谓“严城巨防”,是旅顺口后路的锁钥。如果清军能统一协调指挥,并且充分利用炮台堡垒、有利地势、充足给养等优势的话,坚守几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此时大连湾守兵赵怀业是消极畏战之人,未战先退,弃守逃往旅顺,使大连湾拱手让人,不战而丢。日军进犯旅顺之前,负责协调各营军务的北洋前敌营务处总办龚照玙也是畏战怯懦之人,还未开战便逃往烟台又转道天津。李鸿章对龚照玙严加斥责,严令他返回旅顺。
当时清军并不能完全听李鸿章调配。李鸿章连发几条电报要求严守旅顺后路,但是南关岭并没有按照他的计划设防,张光前和黄仕林也没有达到“分队合击后路”的要求。许多清军将领贪生怕死、畏战逃跑,根本不听李鸿章的调配。
张光前推诿懈怠,11月15日,向盛宣怀禀明不履行职责的原因:“十四日由民船到烟,当上一缄。计达左右。此见军火本足,米粮亦可敷两月之久。南关岭以下诸系倭兵,去旅不过五十里之谱。诸军皆观望坐视。光前屡有进剿之心,以守台责重,力薄兵单,未敢擅动。现上一禀,求中堂速调他军,亦守西岸炮台,敝部得以向前杀贼。”
张光前消极逃避,不遵从上级将领命令,缺乏积极备战的勇气。以张光前为代表的一系列消极畏战的将领,是造成中国甲午惨败的一大原因。还有,在金州之战中,清军部署的两支部队:连顺和徐邦道部队分属不同上级官员节制,不便于统一调配。在旅顺保卫战前,形势十分危机的情况下,清军缺乏统一指挥。
主将宋庆已经率军北上抗敌,剩余留守旅顺的总兵将领有:徐邦道、姜桂题、程允和、黄仕林、张光前、卫汝城,6名总兵互不统属。当日军威胁到城下时,李鸿章才临时委任姜桂题为主将去节制各兵。但是临时派遣的部队很难做到协调统一指挥与密切默契配合。日军攻下旅顺后,日本天皇十分高兴,在表彰日本作战部队时曾说:“旅顺乃渤海之门户,敌国赖以为关键,今汝等一举拔之。
朕深嘉赏其功劳。”日本大山岩回应天皇道:“旅顺为敌国所恃之锁钥,天险人工兼备,臣军万幸,一举得以驱逐敌军于半岛之外,若非仰仗天威,岂能奏功得以神速。”在日军取得旅顺战役胜利的消息传回国内,日本人德富苏峰十分激动,他深知旅顺在中国的重要性,曾说:“旅顺口之巨大胜利,乃是在大日本发展史上第一页上应大书特书的重大事件。”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旅顺口之在东洋,犹如君士坦丁堡之在地中海一样。一旦占领旅顺,就等于在中国的头上套上了绞索。”若在旅顺配备二三个舰队,“渤海变成了锁口之囊,而北京则是囊底。若封锁一冬,那么北京的一百五十万人便不战而饿死。”所以旅顺是“置清国于死命的要地”。德富苏峰还指出:“不仅要置清国于死地,而且还要置朝鲜于死地,所以不能否定旅顺口归于占领者这一事实”。
他还强调,这是“担保东洋和平的关键”,极力主张日本应永远占据旅顺口。他认为“吾人如果今日旅顺,那么其他强国必定要旅顺。”他主张:“吾人一定要将旅顺口划入大日本的版图。而且要使我国的佐世保延伸到旅顺口。
当碎石压制清国再次对我进行复仇之举,当保证朝鲜的独立,当将其他强国驱出东亚,使之不能破坏东洋之和平。”考虑到旅顺的地理位置以及现有要塞设施,日军在占领旅顺后便在旅顺设立军政厅,对旅顺进行军事化管理与控制,全面利用旅顺原有的军事基础。
在甲午中日战争前,旅顺海防要塞经过清政府十年经营,已经成为包括多座炮台堡垒的近代海防要塞。再加上清政府在旅顺的兵力部署,旅顺海防要塞不可谓不严密。当时曾号称“东洋第一要塞”、“固若金汤”,虽有夸大的意味,却也能体现出要塞之坚固。
但是在战争中,旅顺海防要塞却轻易被敌人夺走,可见设施完备的要塞并不能完全决定战争的胜利。要塞若要发挥最大实力必须得有正确的作战计划、严密的兵力部署、协调的部队关系以及较高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