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尖（拍摄时间：2010年）

批评，或者说，所有的文学任务

毛 尖

我开始写，用朋友们的话说，那些乱七八糟的文章时，心里感觉是玩票。看了一部电影，随手写个影评，看到一件坏事，随时发点意见，就像小时候作文。很多年，我一直以为，将来我是要写小说的，我要写我们这一代的青春之歌，我们这一代的怕和爱。甚至，内心深处，我有些看不上做批评，觉得那不是和生活短兵相接，是二传手的位置。

但我现在完全不这样想了，甚至，我认为，就像我们有过盛唐诗歌，宋词元曲，眼下，正是批评的时代。互联网无远弗届的今天，“批评”告别传统学院派的模式样态，从自身的僵局中至死一跃，不仅可以有金庸的读者量，还能创造艾略特所说的经典，所以，如果要说批评观，我会坚持用写作的方式从事批评。

我说写作的方式，不主要指文章修辞，当然，这是很重要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在今天做文学批评也好，文化批评也好，都必须和当年站在广场里大声念诗的人那样，问题和语言都应该来自内心的痛楚、来自对生活修正或赞美的渴望。世界有多大，批评就走多远。所以，本质上讲，在今天，批评将承担起历史上所有的文学任务，它不是宣言，它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要说灿烂，会很灿烂，要说艰辛，会很艰辛。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最钦佩汪晖老师当年编《读书》的努力，钦佩我的导师王晓明转向文化研究的决心。在这个时代，批评不再是代表知识群体发言，批评作为人民的声音寻找它自己的广场，藉此，批评告别沙龙酒会，告别西装领带，批评成为生活，生活解释批评。这样说，好像有去知识化的倾向，暗地里也掩护了自己的无能，不过，作为一个跟着周围的朋友走上批评道路的新手，我得很坦诚地说，作为信仰的批评如果要通过知识来吸引民众，那走不远，相反，像我这样头脑简单的人也能凭着热情投入批评，恰是因为这个领域的生产力方式是社会主义式的，辩证地普及，辩证地提高。而我自己，则通过这种批评，和我当年的梦想汇合，或者，就事论事地说，通过批评，我实现写作的梦想。

而我希望，当我从初级阶段起步的时候，能够通过不断的学习，不断地把最有力量的自己召唤出来。十几年前，看了几千部电影就自以为能写影评，后来被我周围的朋友批评为腐朽，当年我完全不以为然，觉得自己才是懂电影的人。这几年，看了我们自己的五六七十年代的很多电影，终于发现以前有多么简单，就像茨维塔耶娃说“我的青春，就像一件粗活”，我现在也这么看当年的自己。不过，我想，所有这些步骤，说是成长也好，说是写作也好，都得我自己去慢慢经历、慢慢改变，这样，当我今天去做研究，中国电影研究也好，世界电影研究也好，都会是无一例外地回答同一个纠缠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的中国的电影。

人生过去一半，批评却刚刚起步，碰到能用强大的理论描述生存困境的师兄师妹，我心里总是满怀敬佩，不过，我也不着急，因为对我来说，批评是文学任务，是所有的文学任务，那么，有人写诗，有人就可以写歌词。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0年第2期

毛尖与毛尖文集

罗 岗

一

毛尖写得一笔好文章！全国人民都知道。打开报纸，90 后——年过九旬——的黄裳老先生赞叹道：“读……毛尖文，甚为倾倒，小说与电视剧我都未见，而在书评中分明指出‘观众’对贪官的温情与‘理解’，这是重点，人所未言，而文笔锋芒毕现，别具一格，佩服之至”；进了书店，90 后——出生在20 世纪90 年代之后——的美少年不敢相信自己眼睛似的，拦住毛尖要求合影，面对纷纷举起的手机，毛尖的表情——套用沪上“名记”的说法——“像个幼稚的中学女生”，如果要增加点文学色彩的话，那是一个“第一次收到男同学粉红色纸条的中学女生”。

毛尖写得一笔好文章！这是十几年前一起读书时，同学们公认的。那时候毛尖写了不少文章，大家也特别爱读，都说毛尖可以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有一个现成的好名字，就叫毛尖文集。

自然，那时没有看到毛尖文集的出版，我们就全作“鸟兽散”了，毛尖当年随写随扔的那些文章现在也下落不明，套用一句“文艺腔”，也许是“飘落在风中”！不过今天看来，这也有好处。如果将来华东师大中文系再出一个像陈子善教授这样的人物，毛尖的“佚文”不正是他辑佚、钩沉和辨伪的好题目吗？作为当事人之一，我或许还能提供一点两点有价值的线索呢！

当然，我得到的好处还不止于此。这些年我思想渐趋激进，被人们视为“左派”，对现实，对历史，往往有一些固执的看法，不一定能被过去的师友们理解，有时凑在一起，难免就要争论甚至争吵，甚至代人受过，因为争论和争吵往往要涉及他人。为了不伤感情，这时候毛尖的文章就是最好的调停，大家纷纷表态，爱读毛尖的文章，意思是尽管立场态度有差异，但我们都团结在毛尖的周围。譬如前几天，一位研究明史的老教授见到我，就说现在一本流行的著作有多少常识性错误，后来大概想起这本著作的作者是我的“左派”朋友，立马改口，表示毛尖写的那些文章我都爱看。

二

想当初，我们这些老朋友差不多等了十年，终于等到毛尖文集第一卷出版， 整本书的装帧很费了一番心思，特别是图片和文字之间关系的处理，许多细节的讲究恐怕是国内图书中少见的。责任编辑是我的一位朋友，后来他开玩笑说，为了这本书出得像个样子，他关了手机待在美编室，好几天没有见人。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本《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当时是以某种时尚、前卫、另类和略带神秘色彩的面貌出现在图书市场上的。不过，因为是老同学的关系， 我的阅读感受可能会和别人不太一样。

毛尖在书的后记中，兴致勃勃地回忆起读大学时看电影的情形，还有她制造“假票”的好手艺。她说，“那真是暖洋洋的票友时代，电影院的看门人也是暖洋洋的……那个时代真带劲啊！电影看着看着，底下就有人打起来了，然后灯就亮了，所有的人兴致勃勃地看他们打完。待灯关掉，继续看电影”。看到这样“暖洋洋”的文字，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一定会露出会心的微笑。

那时候的电影院不像现在这样豪华，也没有什么“进口大片”之类的说法， 却常常可以在不经意间和好电影相遇。我印象深刻的是大学下乡实习，在一个县城的电影院看《德克萨斯州的巴黎》，文德斯的好电影，那时候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更不晓得他那部名满天下的《柏林苍穹下》，只记得纳塔莎·金斯基的回眸浅笑，还有电影的音乐——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出自作曲家兼吉他手瑞·库德（Ry Cooder）之手——如一驾夜行驿车，应和着影片“寻找”的主题，在地平线的那一个无名小站掠过，暗夜中寒风习习，远方的星星却给人明亮的启示，同伴喃喃的细语抵御着无边的寂寞，相互取暖的体温偎依出温馨的爱意，“全维罗纳响彻着晚祷的钟声”，每个人的眼角都情不自禁地湿润了。就是在这次感伤的行旅中，一位邂逅的朋友告诉我：“只有在想象中爱情才能天长地久，才能永远围有一圈闪闪发亮的诗的光轮。看来，我虚构爱情的本领要比在现实中去经历爱情的本领大得多！”

是啊，爱上电影就像爱上爱情，伴随着这种哀歌般爱意的常常是难以克制的欲望、激情和感动。罗兰·巴特说，“在谈到电影时，我从来都是想到‘放映大厅’，很少去想‘影片’”。他对电影院中的“黑暗”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迷恋，

黑暗不仅仅是梦想的实体本身（依据该词先于催眠的意义），它还是弥漫着一种色情的颜色；（通常的）放映厅以其人的汇聚和交往的缺乏（与任何剧院中的文化“显示”相反），加之观者的下卧姿态（在电影院里， 许多观众都卧在软椅里，就像躲在床上那样，外衣或脚就搭在前面的软椅上），它就是一种无拘无束的场所，而且，正是这种无拘无束即躯体的无所事事最好地确定了现代色情――不是广告或脱衣舞的色情，而是大都市的色情。躯体的自由就形成于这种都市才有的黑暗之中，这种看不见的可能的情感形成过程发端于一种真正的电影茧室；电影观众可以在其中重温有关桑蚕的格言：作茧自缚，勤奋劳作，昭誉天下；正是由于我被封闭了起来，我才工作并点燃全部欲望。”（《走出电影院》）

这是一种和都市经验密切相关的现代“欲望”形式，和静态的观影方式相对的， 是银幕上“快速转换的影像、瞬间一瞥的中断与突如其来的意外感”。毛尖的确也曾像罗兰·巴特那样钟爱于“电影院的黑暗”以及黑暗中的“激情”—— 用这个词替代 “色情”，或许可以多少抵消一点罗兰·巴特论说中男性狂想的成分——整本书毫不掩饰地表露对“黑色现代”的偏爱，即使从文章的标题也可以看出来，《“对不起，亲爱的，我要杀你！”》《劳驾您指点地狱之路？》《立即做爱》《倾国倾城的男人》……还记得有一次和毛尖讨论奥图鲁·里普斯坦的《深深的猩红》，我很是书生气地说，这部电影是“德里达式的”，男女主角的关系建构在“危险的增补”之上。而她则津津乐道于导演对“红色”的处理， 臃肿丑陋的歌娜穿着红色连衣裙，倒毙在荒野的烂泥滩边，死亡好像给她戴上了一圈美丽的光环……不久，我就在《万象》上读到她写的《电影为什么这么“红”？》。

然而，犹如“黑暗”永远是在“光亮”的映衬下才存在，毛尖同样欣喜于电影院中“灯亮起来”的那一刻。因为在那一刻，随着灯光而来的，是影片的奇观与人世的平凡、梦幻与现实、激情与庸俗、黑暗与光亮……之间冲突、搏斗、交织和融合。在我看来，正是出于传达这种具有紧张感的复杂经验的渴望， 才构成了毛尖写作的最大动力。

三

齐格门特·鲍曼把现代情境中人们的生活伦理理解为“荒漠中的朝圣”。不过这种朝圣再也没有什么“神圣”的意义，只是“一个人必须像朝圣者般地生活以避免在荒漠中迷失方向——当浪迹于无目的地的地方时，把目的赋予行走。作为朝圣者，人们能做的不仅是行走——人们能有目的地行走”（《生活在碎片之中》）。对应于这种譬喻，“看电影”就成了现代生活的“寓言”，而“电影院”就成了“朝圣者”想象中的目的地，依靠它我们的生活或多或少地获得了某种激情和意义。

可是，这种激情和意义也渐渐地离我们远去了。对电影来说，80 年代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是，影片开始沦为录影带——当然，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 是更为精致复杂的VCD 和DVD 以及网络电影——的附属物，电影院逐渐失去原有的意义，朝圣般的观影经验被随时随地的看录像、看影碟所取代。不仅是我们，就是更年轻的一代也清楚地看到了“一个时代的背影”：

记忆里没有任何干扰的影院经验是我的小学和初中。那座隐藏在弄堂里的学校每季的经典节目是去隔一条马路的永安电影院看电影。小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手拉着手走出阴暗的日式房子，穿过如今商铺林立的四川北路。那座老旧的影院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是绿色的绒布椅子和潮湿、发霉的空气， 当然还有“王中王”桃板的甜酸气，我们在那里看了许多爱国主义的教育片，最为出格的一次是看《真实的谎言》，银幕里夸张而拙劣的性爱镜头让一屋子的小朋友大气也不敢喘，不知道为什么会带我们去看这样的片子， 这似乎是我记忆中最早的与性有关的模糊经验。

后来慢慢就长大了，慢慢有了自己对电影的选择权和喜好，慢慢学着和朋友们在乌烟瘴气的房间里对着电视和影碟机一言不发，慢慢就再也没有了小时候像春游一样去看一场拙劣片子的认真心情。

永安电影院和我的小学，它们和我的影院经验一样，也慢慢从这个城市里消失了。

这是一个学生当年在网上给我的留言。我想，有这样经验和体会的年轻人肯定是毛尖文章最好的读者。同样，毛尖也像一个“幼稚的中学女生”那样， 在她的文章中捍卫着这种经验和体会，所以她呼吁“2009 年应该尽可能拖住《潜伏》，让它继续在生活中放大发酵”；所以她祈愿“2010 年，《人间正道是沧桑》拍续集，共和国部分能够拍得比黄埔时期更好更有能量”。

（罗岗，时供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