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中不少人都认识到了西式武器的厉害，加上此时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因此引入、仿造西式武器就很快成为风潮。比如说李鸿章就在淮军中率先大量装备洋枪洋炮，使得淮军成为当时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

而到了甲午时期，淮军的装备也不坏。以盛军为例，盛军的步兵装备的是美制哈乞开斯六连发和单发后膛步枪，骑兵装备了温彻斯特十三响连发后膛骑枪，炮兵则装备着75毫米山野炮、37毫米威敦过山炮、11毫米加特林十管机关炮。

这些武器在甲午时期，也算比较先进的武器了。因此在船桥里之战中，日军在兵力优势情况下，依然被盛军击退。可以说先进的武器，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清政府中保守者也不少，像曾国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迷信旧式的抬枪和劈山炮，一再对曾国荃强调在军中要多用抬枪和劈山炮，直到后来去观摩淮军张树声操练部队，才意识到自己当初的看法有多错误。

还有像左宗棠，也深受曾国藩影响，很喜欢一次性能打出几十颗弹丸的抬枪，认为这是军中利器。后来左宗棠虽然也引进西方设备，开始制造西式枪炮，但是对于抬枪一直不能忘怀，还利用西方设备大量生产抬枪。

曾左都是一代名臣，受他们影响的人为数不少。以至于在中法战争时，李鸿章支援桂军几千支新式毛瑟步枪，却被桂军弃之不用，宁可拿着抬枪和法国人打，在火力上吃了很大的亏。甚至到了1900年，有西方人去江南制造局时，还发现居然在生产抬枪。

当然，曾国藩、左宗棠好歹也是经过不少风云事件，和西方打过交道，虽然有些抱残守缺，但也没有完全排斥西方武器，后来在军中也是陆续引进了相当数量的西方枪炮。

可是比他们保守者更有人在，加上自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战乱不断，清政府和地方上财政压力都挺大，即使有心也未必有钱大量购买西式武器，所以很多省份的清军装备依然很差。

比如说长顺在1888年出任吉林将军时，发现吉林的近万清军总共只有前膛枪3600支，后膛枪1600支。后来虽然又陆续想办法筹措了一些枪支，但是因为质量问题，很多枪械一用就坏，导致到甲午战争爆发时，吉林的清军还不得不大量使用大刀、长矛等冷兵器作战。

而在湖广地区，1892年湖南巡抚吴大澂就说湖南缺乏新式洋枪。1894年9月，布政使魏光焘也提到湖南没有后膛枪，湖北也只有几百支雷明顿而已，而且子弹还严重缺乏。

到了1894年年底，清政府调湘军北上时，各部还是“枪械不齐，子弹不足”，23营3哨上万人的湘军只有各类枪支4600支，大炮则是一门没有。

而在甲午时期另一个主要战场山东，情况也并不理想。山东巡抚李秉衡在奏折中提到山东只有旧式洋枪，沿海各部后膛枪不过千余，根本不敷使用，只能用前膛枪和火枪凑数。

清政府调拨给山东的援军中，陈凤楼的马队没有马枪，需要从天津调拨1000支马枪以供使用。至于丁槐的滇军更惨，全军上下没有一支枪，空手赶往山东，到了地方以后才设法解决武器问题。

枪支存在的问题如此之多，清军装备大炮也是新旧混杂严重。

比如说黑龙江调拨给前线的172门大炮中，只有12门是西式大炮，其他的统统是土炮，其中不乏康乾时期的老古董。而在山东，李秉衡修建沿海炮台时，甚至把戚继光时代铸造的大炮都拖了出来，窘迫程度可见一斑。

这些问题也可以从日军的缴获中看出来。

在甲午战争期间，日军共缴获各类枪支17537支，其中后膛枪共有10344支，占枪支总数的59%，前膛枪、火绳枪、抬枪等日本早就淘汰的旧式枪支，则有7193支，占枪支总数的41%。而日军缴获的795门火炮（包括要塞炮和小口径火炮）中，有159门是旧式土炮，土炮占比达到了20%。

当然，清政府在战争期间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大量从海外购买新式枪炮，以解决装备不足的问题。

比如说李鸿章就在战争期间通过驻英公使龚照瑷、驻德公使许景澄、驻美公使杨儒订购了各类枪支42300支，子弹1622万发，大炮56门，大小炮弹1520万发（含机关炮炮弹）。而其他地方督抚也通过驻外公使、洋行，订购了不少枪炮。

但是这些订购的武器不少到战争结束后才运到，而在战争期间运到的，也因为清军缺乏统一的后勤机构，运输耗费时间，难以及时发放给部队。更何况即使是那些调拨下去的武器，部队要熟悉使用也需要不少时间，时间上也根本来不及。

所以甲午战争战败，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武器并非最主要的因素。但是清政府平时不注意改善部队装备，战时临时抱佛脚，显然让清军那有限的战斗力又打了几分折扣，对战争结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