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15时，那一声让炎黄子孙扬眉吐气的“东方巨响”响彻天际，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圆满成功。
为了这一声“东方巨响”，无数科学家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便是其中一员。2014年1月，程开甲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习近平总书记为程开甲颁发奖励证书。
隐姓埋名，为国铸盾。从首次踏入“死亡之海”罗布泊，程开甲一生中最好的20多年都留在了大漠戈壁。
2018年11月17日，程开甲院士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程开甲生前说过：“常有人问我对自身价值和人生追求的看法，我说，我的目标是一切为了祖国的需要。‘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是我的信念，正因为这样的信念，我才能将全部精力用于我从事的科研事业上。”
祖父程敬斋早早为程家未来的长孙取名“开甲”，意为“登科及第”。程开甲没有辜负祖父的期望。1931年，他考入浙江嘉兴秀州中学，在这所以爱国爱校爱科学为校训，培养了包括陈省身、李政道在内的10位院士的学校，他接受了6年“中西合璧”的教育和训练，立志成为科学家。
1937年，程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取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公费生”。然而，那时的中国正遭受日寇蹂躏，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学校整体西迁。他们不断地搬迁，最后抵达贵州湄潭，持续时间1年多、行程2600多公里。
泱泱中华之大，却没有一张供学生安心读书的课桌！这让程开甲深深明白——落后是中国挨打的原因。那时起，“科学救国”的信念便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946年，程开甲被英国文化委员会科学史大师李约瑟博士推荐留学英国，幸运地成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爱丁堡大学教授玻恩的学生。
1949年的一天，在苏格兰出差的程开甲，看到电视播出英国“紫石英号”军舰在长江游弋阻扰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遭解放军数十枚炮弹击伤、举起了投降的白旗。那一刻，程开甲腰杆挺得笔直。“我当时真是高兴啊！我就知道，我们有一天能够这样子的！”90多岁时，程开甲还时常提及此事，他说：“就是从那一天起，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新中国一成立，程开甲就决定回国。不少外国同学劝他留下，对他说，“中国穷，中国落后”，等等。他当即回答：“不看今天，我们看今后！”
有人说，程开甲可能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公开发表学术成果最少的一位，有一个数字可佐证——他献身核武器事业的20多年间，公开发表论文数为零。
可在这20多年里，程开甲在技术上研究、决策、主持了包括我国首次原子弹、首次氢弹、首次两弹结合、首次地下平洞方式和首次地下竖井方式等6个首次在内的30多次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科学地规划筹建了多学科、高水平的核试验技术研究所，这个研究所获得2000多项科技成果奖，许多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
时间回拨至1960年夏，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递给程开甲一张纸条，说：“北京有重要任务需要你去，明天就去报到。”按照纸条上写的地址，程开甲第二天就赶到了北京。
从此，“程开甲”这个名字进入了国家绝密档案，他毫不犹豫地服从这一重大转变，成为第一颗原子弹研制队伍中的一员，任核武器研究所技术副所长，负责原子弹爆轰条件和状态方程的研究。当他采用粗估法估算出爆轰条件，负责原子弹弹体结构设计的郭永怀高兴地说：“老程，你的高压状态方程可帮了我们的大忙。”
1962年夏，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提上了日程。程开甲被任命为原子弹爆炸靶场试验的技术总负责人，挑起难度极大的重担。面对理论和技术上的一片空白，作为技术总负责人，程开甲主持制定了《关于第一种试验性产品国家试验的研究工作纲要》及《急需安排的研究课题》，制定了第一颗原子弹装置在百米高铁塔上爆炸的方案。后来，当朱光亚院士回忆“塔爆”时说：“它不但使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时间提前了，更重要的是能安排较多的试验项目，用来监测原子弹动作正常与否，检验设计的正确性。”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1700多台（套）仪器全部拿到测试数据，其中97％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完整、准确。从这一天起，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炎黄子孙扬眉吐气。
美苏英为遏制我国原子弹技术的发展，图谋签订“全面禁止大气层核试验条约”。早在我国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紧张准备的1963年，程开甲便已开始准备地下核试验。
1969年9月23日，我国首次地下平洞方式核试验成功；1976年10月14日，首次地下竖井方式核试验成功。这些试验的成功，打破了美苏英的遏制，为我国核试验的发展赢得了主动，对核武器的研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程开甲是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人们称他为“核司令”。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强起来，国防强起来。”
在大漠戈壁的20多年，程开甲历任核试验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同时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院副院长。在他主持的一次次试验成功的背后，是严谨科学、周密细致和万无一失的安全保障，是程开甲的创新拼搏和舍己奉献精神。
安全问题是核试验的头等大事，对此程开甲任何时候都没有懈怠过。当时，由于地下方式核爆产生的辐射对产品重要测量的干扰问题十分严重，王乃彦院士说：“是程开甲研究出办法，在任务中攻克这一难关。我们九院、九所一致认为这次任务测量全面过关。”
为了解地下核试验的设计和爆炸产生的效应，程开甲提出1年半后进行开挖。开挖后，地下核辐射很强、温度高达40摄氏度以上，岩体存在破碎坍塌的危险，但他坚持进现场实地察看，这在世界试验史上还没有先例。他还多次进入主坑道、测试廊道和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室，只为做到心中有数。
我国首次地下竖井方式核试验前，程开甲坚持要坐吊篮下井。因风险大，没人同意他坐如此简陋的吊篮下去，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孙洪文实在拗不过他，只得说：“最多下到100米，多1米都不行。”这次“百米探底”的冒险，为程开甲改进竖井核试验设计方案，提供了难得的直观认识。上来后，他说：“看到实际情形，心中就踏实了。”而当核爆炸“零时”一过，他又立即赶到爆心地表勘察现场。尽管地表的强辐射让随身剂量笔尖叫不止，但他仍坚持巡察一周。他说：“那也是我的生命，你说我能不去吗？”正是程开甲和战友的付出，我国取得了地下核试验现象学的第一手资料。
作为我国核试验的技术总负责人，程开甲带领科技人员建立发展了我国的核爆炸理论，并在历次核试验中不断验证完善，成为我国核试验总体设计、安全论证、测试诊断和效应研究的重要依据。他还指导、开创了核爆炸效应的研究领域，领导并推进了我国核试验体系的建立和科学发展，满足了不断提高的核试验需求，支持了我国核武器设计改进和运用。
87岁时，程开甲亲笔写下：“科学技术研究，创新探索未知，坚韧不拔耕耘，勇于攀登高峰，无私奉献精神。”这正是他一生所坚持和奉行的，也是他科学人生的真实写照。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