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代科学极其重视实验科学，实验是借助某种方式与方法对其中的某一部分进行深入研究的手段，实验手段的出现以及推广，对神学世界观是极大地冲击，它真正意义上将自然界视为探索的客体，而且实验也使得人们除了对表面直观的现象进行了解之外，对事物内部联系有了更多的认知。

农学的实验活动是徐光启开展实验历程的第一站。中国是世界上农业大国之一，有着丰富的农学著作留于世间。但这些著作中存在着些许问题。传统的农书作者多靠调查访问收集素材和资料，这样在著作家与生产者之间仍存在着鸿沟，著作者不生产，生产者不著作。

光启改变了科学素质低下历史

由于直接生产者文化和科学素质低下，严重影响了农书的科学水准。是徐光启改变了这种历史。万历三十六年，他正好回乡守制，借此机会创建了属于自己的试验农田。恰逢江南大涝，徐光启便重点放在培育甘薯和经济作物木棉及女贞上面。

他潜心研究地理知识，将作物原有的种植环境与国内种植环境进行匹配，进行播种试验，并将自己的试验结果加以整理，撰写出《甘薯疏》等优秀的农业技术作品。

天文学是徐光启推广实验方法的另一重要领域。天象观测对于天文领域的发展，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也是该领域非常重要的实验形式。诸如伽利略、开普勒等科学家的许多研究成果都是在这种实验方式中获得的。

徐光启担任要职以督促新历的修订

徐光启担任要职以督促新历的修订，指出不同天文仪器的重要性，而且召集历法人员进行持续、广泛的天文观测实验。在天文学的研究和推进过程中，徐光启兢兢业业，近七十高龄仍以身作则，亲自操作仪器，还曾不慎跌至台下。

在天文领域的研究中，徐光启不盲目推崇原有书籍，不迷信学界权威，不满足听取别人汇报，积极倡导用实验和实践来证实科学理论的真伪，从实践得来的数据出发，并加以检验。《崇祯历书》的修订就是在这种一丝不苟的严格论证下进行的，这种严谨求实的科研态度是中国天文学、数学界的一大幸事。

徐光启所处的时代，正是思想界逐渐由经世致用替代心学的时候，实学思潮非常浓厚，而徐光启所倡导的各种观点，正好与实学思潮的要求相契合，而且不乏鲜明的观点成为实学思潮中独特的旗帜。

徐光启以辩证的眼光来对待西方的科学

徐光启以辩证的眼光来对待西方的科学，在翻译和引入西学过程中，他不是简单的内容引进，而是思考西方内容与我国社会的默契性，从而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服务，从而达到国富民强。

徐光启在哲学方面颇有建树，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积极宣扬由数达理的思维方式，晚明时期，中国科学家对近代科学并不熟知，许多学术理论和观点都比较陈旧，但是徐光启仍然对近代科学，持有非常积极地吸取态度。

徐光启通过观测行为和试验活动来证明数学理论，又通过数学总结和推理来洞察规律和解释其他科学，将数学作为深化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这种认识在我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徐光启对西方科学中所提出的逻辑推理

中国学者更加擅长形象思维，更加注重事物的表面和直观形象，但是如果漠视逻辑思维的锻炼，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就很难在科学和哲学领域建立自己的体系。

利玛窦曾评价到中国学者在论述和写作时候，不擅长按照科学思维处理事情，习惯用直觉来代替辩证法则，提出一些格言或者警句也是非常不成系统，没有条理的。

徐光启对西方科学中所提出的逻辑推理还是非常赞赏的，他不但喜欢对事物的性质进行判断，而且对事物之间的数量进行深入剖析，由此来洞察整个自然界的关系，这就是由数达理的本质，由于西方非常善于这种逻辑推理，所以西方的天文学、工业才能取得较大的创新与发展。

科研要想取得成就，需要理、义、法、数四方面的结合

科研要想取得成就，需要理、义、法、数四方面的结合，这四方面缺一不可，首先要给出几个公理，作为推导其他事情的基础和原则；义是指公理通用的变形方式，进而推导出其他定理，共同作为更多事物的解决依据；法是针对上述变形所解决的方法；数包括两种，其一是指要解决对象之间的相互数量关系，其二是指得出的结论。

其中理和义是解决事物之间关系的出发点，所以相对困难。中国其实是有许多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智慧的，但是在推导公式，研究公理方面还有明显的不足，西方则十分倡导义的延伸和发展。

比如在《几何原本》的基础上演绎出测量学，这种有源有过程的思维方式体系，正是中国传统科学所不具备的，徐光启也希望通过宣扬这种理、义、法、数相融合的逻辑思维方式来使得中国科学更加进步。

总结

中国的哲学和科学，都过度地追求理论思维，并没有逻辑规则，由数达理的思维方法在中国是个空白，中国的几何学也从未仅仅依靠公理来证明过。

在与西方科学对比的过程中，徐光启迫切希望中国学者能够在科学领域，应用逻辑推理的思想，从而促进中国科技的进步与腾飞。

参考内容来源：《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