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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居龙藏其人

鸟居龙藏，日本四国德岛县人。民族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鸟居氏小学未毕业即退学，从此再未接受过学校教育，靠自学与访学成为国际著名学者，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国学院大学、上智大学和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任教。其曾于西伯利亚东部、千岛群岛、库页岛、朝鲜及中国的内蒙古、东北、云贵、台湾等地进行田野调查。从1985年开始，鸟居一直在中国从事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调查研究，他对中国民族所作的调查研究及所写出的调查报告，深为中国学术界所重视。

精彩看点——苗族铜鼓

去过贵州省博物馆参观的人，对苗族的太阳铜鼓一定不陌生。早在20世纪初，鸟居龙藏先生就全面研究过苗族的铜鼓。民国学者江应梁先生在评价《苗族调查报告》时说：“著者将苗人之刺绣、笙、铜鼓，提出作专章研究，其见地确很高。三章中研究方式最完善者为铜鼓……”现特择取此“铜鼓”一章“表面之花纹”的部分内容展示如下：

表面以太阳光线为中心，其周以重圆线纹绕之，分为层次，纹数为十二，其中又各附以花纹，余兹申述之。

首先，余欲述者为中央之太阳光线状。此光线状为数十二，普通任何铜鼓均有之，其数最多者……

第一，在太阳光线状之旁，其花纹似为动物之面部（鸟）。以此推之，则余之铜鼓上之花纹，显系由此种动物面部变化者。

第二，有如高杯状之花纹并列者，马来群岛中之Rotti岛及Salayer岛所有之铜鼓，俱图有此种鸟形，但Hegel所引用者以及见诸《西清古鉴》者，则大都与余所有者同……

第三种花纹，为较简单之鸟之变形，东京及Salayer岛之铜鼓，显然画鸟状，故与其他铜鼓比较时，能得其蜕变之迹。

……

如此，鸟居氏以描绘、类比、分析的方法次第描述了苗族铜鼓表面的十二层纹饰，研究既细致又严谨。鸟居氏以同样的方法又描述了铜鼓的形状、胴部之花纹、化学成分、音乐价值等，最后的结论部分也同样十分精彩：“要之，铜鼓之原形，唯存在于东京及Salayer岛……形式之变化渐次显示其合金术之进步。但其形状、意匠花纹等，或则省略，或则失去最初之意味，随而混入中国之气分，其地理分布，亦略相等……今日印度支那之蛮族，尚继续使用之，后者固有多少省略之处，却较能保存原形。果而则铜鼓一方告终于长江畔，另一方则存在于亚细亚之西南方。”

李立朴：“《苗族调查报告》是一部较早用现代学术方法对贵州苗族进行研究的著作。”

贵州文库副总纂李立朴先生推介《苗族调查报告》时说：

《苗族调查报告》是一部较早用现代学术方法对贵州苗族进行研究的著作。

此书系日本著名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在清朝末年（1902）旅行中国西南各省，在贵州用现代人类学的方法对苗族开展历时40天的实地调查，参考中外各种有关苗族的文献并用日文写成的学术论文。书中对当时贵州安顺、青岩、郎岱（今六枝）、施秉、定番（今惠水）以及云南弥勒等地苗族的身体数据、语言、风俗、文化等进行了详尽的采集和记录，并配有很多照片，引用的文献也十分丰富。

本书日文版于1907年和1926年由东京帝国大学出版，1936年“上海国立编译馆”组织专家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立刻在我国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1937年贵州著名苗族学者杨汉先撰《苗族述略》，参考了鸟居龙藏这本书，认为“比较有价值”。1940年代，民族学者岑家梧说：“黔省民族正式作人类学上之调查者当推日人鸟居龙藏。”任可澄编纂民国《贵州通志》也曾多次引用此书。

“贵州文库”收入的这本《苗族调查报告》由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著名专家黄才贵对商务本进行校订，并补译了当年商务本省略的日文版“凡例”和第一章，可以说是真正的“全译本”，黄先生还将中外学者关于本书的评价文章收集在一起作为附录，供读者参考，使本书兼具学术性和资料性。

黄才贵先生谈《苗族调查报告》

《苗族调查报告》一书校补者黄才贵先生在校补前言中写道：

《苗族调查报告》日文原版共有十章，一九三六年上海国立编译馆翻译此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删去了日文版中的凡例和第一章，改第二章为第一章，而且对其中的一些内容也有所编译。此书的翻译出版，对我国学界影响较大。一九三七年，贵州著名的苗族学者杨汉先撰写的《苗族述略》，对鸟居龙藏关于苗族的学问立即作出了回应，认为他对苗族的调查研究“比较有价值”。同年，江应梁先生（后任云南大学教授）在《现代史学》第三卷第二期上发表《评鸟居龙藏之<苗族调查报告>》一文，认为“鸟居龙藏之《苗族调查报告》一书，就大体上说，尚不失为一本完善的民族调查书籍，虽其中缺漏的部分很多，但其可贵之处，则在显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其中的第七章至第九章“其见地确很高。三章中研究方式最完善者为铜鼓，研究方法最谨严者为笙，研究结论最精彩者为花纹” （见本书附录二）。 一九四四年，岑家梧先生在《贵州民族研究述略》一文中说：“黔省民族正式作人类学上之调查者当推日人鸟居龙藏。”一九四五年，任可澄总纂的民国《贵州通志》曾多处引用过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