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观察｜高中学历父亲“自制药”救子背后：罕见病救治之困要如何破局？
红星新闻2021-09-30 23:42
近期，一名只有高中学历，没有任何医学背景的30岁父亲，为救罹患罕见病的儿子，在家自制药品的新闻受到舆论关注。
这名“自制药救子”的父亲名叫徐伟，得病的是他年仅2岁的二儿子洋洋。根据红星新闻此前报道，洋洋刚出生半年，就被确诊为ATP7A基因缺陷，Menkes综合症。这是一种由铜转运蛋白ATP7A基因突变引起罕见先天性铜代谢异常疾病，严重影响正常发育，在新生儿中的发病率约为十万分之一，目前没有药物能够治愈。
洋洋确诊后，徐伟便走上了“自制药”的道路。为此，他自学基因编辑、自制药用级化合物，并将家里一间20平米的杂物间改造成了封闭式实验室。最终，徐伟靠自己配制出了组氨酸铜制剂，用以维持洋洋的生命。下一步，他还将继续为了儿子研究基因治疗。
▲图据徐伟微博
这是徐伟的故事，也是无数罕见病家庭“就医难”的缩影。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罕见病患者已超3亿人，其中近50%是儿童。而在中国，罕见病群体的规模约有2000万。
在医疗技术取得显著进步的今天，罕见病仍是人类医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根据《中国罕见病定义研究报告2021》的定义：罕见病是一种新生儿发病率小于1/万、患病率小于1/万、患病人数小于14万的疾病。放眼全球，目前已知罕见病约有7000种，但仅有不到10%的罕见病有已批准的治疗药物或方案。
徐伟的无奈之举引发了网络热议，罕见病患者用药难、用药贵的双重困境又再度被放在了聚光灯下。现实的背后引发着社会的思考，除了自救，徐伟能否找到更加稳妥安全的替代方案？罕见病患者对高价进口药品的依赖何时才能破除？在中国，治疗罕见病的原研药物缺口何时能被填补？更多患者未来救命的新出口又究竟在哪里？
中国的罕见病患者，正面临怎样的窘境？
用药基本依赖进口，121项罕见病中仅有18项能在国内找到对应药品
“我个人认为，罕见病群体面临的最大困境是药品无法保障。”9月30日，罕见病慈善组织“北京病痛挑战公益基金会”首席医学与创新官龙天伟向红星新闻记者解释，类似徐伟这样的罕见病家庭，用药难是最现实的难题。而造成用药难的背后，主要有两大原因。
龙天伟分析指出，其一是罕见病用药的前端研发存在缺口，其二在于后端支付存在压力。他表示，从我国目前的研发层面来看，由于国内市场还不成熟，药品公司对罕见病的相关药品研发投入较少，因此大部分罕见病患者治疗所需用药的进口依赖性很强。
“治疗罕见病，药物研发很重要。但药物研发需要大量资金，这造成了国内少有厂商和投资商大量投入资金进行药物研发。可以说这项工作在国内几乎空白。”龙天伟称。而该组织秘书长王奕欧此前在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也明确表示，目前我国罕见病药物基本都来自进口。这主要是因为国外很多国家对于罕见病药物研发的扶持政策已经比较成熟，所以大药厂才有动力去研发罕见病药物。
罕见病药品缺口有着现实的数据支撑。根据国家卫健委等五部门在2018年联合发布的《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其中首次对中国121种罕见病进行了确定。但这些罕见病的药品却存在缺位。由罕见病发展中心等发布的《中国罕见病药物可及性报告2019》（下称《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2月18日，已在中国上市且有罕见病适应症的药物有55种。在121项罕见病中，仅有18种罕见病能在其中找到对应药品。
然而，即便所罹患的罕见病能够找到相应的特效药，药品高昂的售价也让这些家庭望而却步。
就罕见病的后端支付压力而言，龙天伟表示，虽然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很努力地在做相关工作，比如包括医保谈判，但有一些患者对于高价药品依旧没有支付能力。
天价罕见病药物早已不是新鲜话题。此前引发关注的，用以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的诺西那生钠注射液，一支就卖到了70万元，而这一价格已经比美国的定价低了20%。
那么，中国的罕见药花费如何？前述《报告》指出，在中国上市的55种涉及罕见病适应症的药物中，有13种罕见病涉及的所有治疗药物，均未被纳入我国医保目录。这意味着，这13种罕见病的患者必须自费承担全部的药物治疗费用。
而根据《报告》统计，在上述13种罕见病药物治疗花费中，年治疗费用高的近500万元，低的则仅需189元，中位值为20万元。这13种罕见病，在我国约影响着23万名患者，大部分人需要终生用药治疗。其中，有11种药物的年治疗费用大于8万元人民币，在没有医保支付的情况下，患者难以维持长期足量和足疗程的治疗。
如何看待父亲“自制药”的救子模式？
专家认为其尝试存在各种安全隐患，不应被鼓励或大规模尝试
面对用药难、用药贵的现实，救子心切的徐伟选择了自己承担制药的责任。
采访中，徐伟介绍了自己整个制药的过程。他先根据国外论文中提到的方法买了原料，送到了上海一家实验室。接着在2020年8月18日，全程参与组氨酸铜的制备。制备完成后，他把“药”拿回了家中。
为确保剂量的安全范围，徐伟买了三只小兔子做实验，但由于注射剂量太大，兔子死了。接着换成大兔子后试验成功。接着他又在自己身上打了一针，观察了三天未发生异常，然后给儿子进行了注射。
▲图据徐伟微博
但徐伟的尝试过程，在龙天伟看来依旧存在安全隐患。“对于自制药的研发环境质量是否达到相关标准，我们难以把控。自制药的实验室环境是否达到了无菌，也无法检测。试验前后是否有相关安全培训、过程中是否会产生有毒物质影响周边环境，发生爆炸等突发情况如何应对等等，这都是需要考量的问题。”
就此，北京协和医院原药剂科主任张继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达出了对徐伟自制药品安全性的担心：“作为静脉注射剂生产都是非常严格的，加的助溶剂是否是药用规格，加的量都有严格规定，自己制作药品谁也不会表态可以用。”
对于徐伟的尝试，张继春认为，这种方法可以理解，却不合规。龙天伟也同样认为，单打独斗地研制药品，背后存在诸多风险因素。社会可以去包容理解、甚至帮助药品研制，但这样的尝试却并不能被鼓励或大规模尝试。
除了“自制药”模式，罕见病患者如何开展自救？
常见做法：在监管下帮助募集研发资金，招募专业人员研发药品
据了解，龙天伟所在的病痛挑战基金会成立于2016年，脱胎于此前风靡全球的关注渐冻人患者“冰桶挑战”。官网信息显示，该组织目前已支持罕见病病友的求医、用药、康复，受益人数超4000人。
多年研究罕见病群体让龙天伟看到，罕见病群体在面对用药难时，部分国内患者会自发统计国内相关病症的药品需求，接着直接联系国外药品厂商进行跨国购买。
但更多罕见病家庭面临的无解之题，是类似徐伟儿子的罕见病，尚无法在世界范围内找到相对应的特效药。一旦陷入这样的泥潭，龙天伟表示，更多罕见病家庭的自救方式，是做好患者的营养补充、保持心理健康以及身体锻炼。“这样虽然不能根治疾病，但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延长患者的寿命。”龙天伟说。
“在罕见病群体中，徐伟这样自己制药救命的案例十分特别。”龙天伟表示，罕见病群体在药物研发中，更常见的做法是通过合法的途径、在监管机构的监管下参与帮忙募集研发资金，接着招募专业人员来进行研发药品。
龙天伟在接受采访时分享了一个案例，如英国一个名为“ukdiccs”的罕见病组织，就是由无数糖尿病患者搭建而成。该组织自救的方式，便是将募集到的资金以及接受到的捐赠，用以赞助专业人士进行相关研究。有了科研的投入。加之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持，相关药品研发就会吸引更多药企进入药物研制与生产，最终形成接力棒的形式，让罕见病药品实现从无到有。
这样由罕见病患者自发组织，倒逼药品研发的案例在国外不胜枚举。如1955年美国囊性纤维化基金会（肺囊性纤维化已被收入《第一批罕见病》中），利用募集的资金资助开发的药物Kalydeco，在2012年获得FDA批准上市后，不仅在治疗上造福了一批囊性纤维罕见病患者，更让这家慈善基金会在2014年获利33亿美元，成为彼时全美最有钱的基金会。
眼下，中国也同样在应对罕见病治疗上积极构建更多元的创新体系。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该意见指出，“罕见病治疗药品医疗器械注册申请人可提出减免临床试验的申请。”
“目前国家层面已经比较注重对罕见病的创新鼓励，比如国家会提供课题经费，鼓励科研人员做一些课题转化。”龙天伟说。而根据国家卫健委消息，自2008年以来，我国新药专项支持神经胶质瘤、多发性硬化等罕见病用药研发课题20余项，部分治疗用药已经获得了新药证书。而在2017年和2018年新药专项课题申报指南中，更是将罕见病治疗急需药物列入“临床亟需药品研发”，支持研发课题9项，并申报了中央财政经费5000余万元。
破局国内罕见病诊疗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曾提出建议，成立国家层面罕见病诊疗中心
罕见病诊疗的困境，实际已在圈内被多次聚焦。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甘华田提交了名为《通过“三医”联动建立罕见病防治体系》的代表建议。在破局国内罕见病诊疗难题上，他建议成立国家层面的罕见病诊疗中心，利用多学科诊疗的力量来来提升罕见病诊断能力。
甘华田的这份建议提到，首先应优化顶层设计，完善罕见病管理体系。一方面，探索建立罕见病诊疗协作网络，提高罕见病的诊疗水平，规范诊疗路径。鼓励建立患者互助组织，推动患者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平衡不同患者群体的需求，提高患者的获得感和生命质量。
另一方面，打破数据孤岛，建立统一的患者信息登记系统，建立标准化的数据平台或接口，规范数据采集和录入，完善数据使用的流程，在确保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前提下，实现数据共享，提高数据的利用，为罕见病科研、诊疗和政策制定提供高质量的依据。
而针对上文中所提及的我国对罕见病用药原研少、用药难、用药贵的难题，甘华田此前曾在接受采访时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应加强研发引进，保障罕见病药品供应。
甘华田认为，目前罕见病创新药集中于生物药、基因疗法等，具有较高的技术壁垒，可参照其他国家的经验，在税收、专利和上市审批等政策上对药品研发制造企业倾斜，推动行业发展。我国应探索建立更加透明和长效的审批程序和标准，加快新药审评审批，简化境外已经上市的罕见病审批程序。利用我国罕见病患者群体数量大的特点，以医保为杠杆，探索罕见病用药集采的路径方式。
而在支付层面，甘华田在建议中指出，可强化政策支持，建立罕见病医保体系。“针对罕见病发病率低、治疗费用高的特点，建立政府主导、风险分担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甘华田还曾在建议中提出，可探索建立省级统筹乃至国家统筹的专项基金，设立覆盖疾病尽可能广泛，同时报销比例可控的给付标准，报销罕见病治疗费用。此外，还可利用社保降低风险，引导政策性商业保险，对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内的药品实施“二次报销”。探索按疗效付费的方式和药企分担风险。
据红星新闻记者了解，为化解罕见病治疗贵的问题，目前，已有部分保险公司发售了针对罕见病的商业保险产品。如某款罕见病相关商业保险产品介绍中的描述，若婴儿出生后3周时不幸确诊患有121种罕见病名单内的罕见病，保险公司将向其给付5万元的新生儿罕见病保险金，用于疾病治疗及康复。
红星新闻记者 杨雨奇 严雨程 实习生 艾小文 北京报道
编辑 谭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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