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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指出:在距今5000~4000年前我国的文明曙光时代,“以东方的龙山和东南的良渚文化的光芒最亮,同时期黄河中游及长江中游的龙山阶段诸文化,其发展水平还达不到这个高度”。
然而,一到接近距今4000年之时,情况忽然大变。龙山文化突变为岳石文化,良渚文化也突变为马桥、湖熟等文化。龙山与岳石,良渚与马桥、湖熟,时代虽前后相接,文化面貌却缺乏紧密的承袭关系。”“岳石、马桥、湖熟诸文化不是龙山、良渚文化继续向上发展所演变来的,而是因为生活、生产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族群人口大为减少,文化处于低落时期的遗存。”
确实,具有高度发展水平的良渚文化,本应继续向前迈上新的台阶,然而,在距今约4200年之时,它却跌入文化低谷,并被某些学者认定突然神秘地“失踪”,去向不明,成为史前界千古之谜。为此,人们曾多方搜索论证,以求解开此谜。归纳起来,学术界提出的主要观点有洪水灾害说、海侵灾害说、北迁说和战争导致文化衰变说等,现逐一加以讨论。
有人主张晚更新世以来的最后一次海侵,即卷转虫海侵的末期,宁绍平原的环境恶化,逼使先民大规模迁移,其中有支迁入会稽和四明山区,成为后来的于越部族;另一支则越过杭州湾,进入苏南和浙西,后来发展成句吴;而向海上迁移的先民,甚至远至台湾、琉球和日本等地。
还有人坚信良渚文化末期由于海侵,致使长江三角洲平原处于一片汪洋之中,经历了千余年发展起来的发达的良渚文化终于毁于一旦。许多聚落被洪水淹没,文化设施被摧毁,而农耕之地更是常年淹没在水中。故良渚遗址之上普遍发现有水灾痕迹——淤泥、泥炭和沼铁层,甚至一些良渚文化遗址,如今还深埋在太湖湖底。也有人结合宁绍地区有关夏禹治水的传说,认为夏禹治水实质是治理海侵,良渚文化的消亡,便是由海侵造成的。海侵到达高潮时,先民纷纷逃入会稽山和浙西丘陵高地。
众所周知,从海侵到海退,应有较长的一段时间距离(数百乃至上千年),势必遗下海相沉积层及海生动植物等。人们对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及文化层中的孢粉组合分析,对复原当时的古气候和自然地理环境,是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
根据宁波慈湖遗址第四和第五层(属良渚文化层)至第三层(属周代文化层)之间堆积,结合上海马桥遗址、金山亭林遗址和嘉兴雀墓桥遗址中良渚文化末期至马桥文化早期堆积层之中,并未见任何海相淤土层或海生动植物遗存等实例,以及江苏兴化南荡遗址的孢粉分析结果,都反映出当时的太湖地区和宁绍平原一直是陆相环境,完全没有海侵的迹象。
再说“洪水灾害说”:这是学术界较流行的观点,说是在距今4000年前后,年降雨量增多,太湖地区曾发生过无法抗拒的特大洪水灾害,良渚先民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不得不背井离乡,举族他迁,以致良渚文化突然消失,出现了数百年的文化缺环。
然据学者所分析的太湖平原近40个泥炭点,其中有2个点的年代距今在4000年前后,结果表明当时“气候凉干,地下水位低,地表湖泊沼泽少",从1993年至1995年上海马桥遗址的发掘和金山县亭林与嘉兴市雀墓桥等遗址的地层堆积实例,以及良渚遗址的孢粉分析和水井的普遍开凿等现象,也可证实良渚文化末期并未发生过什么毁灭性的特大洪水灾害。
至于有人提出的“良渚文化北迁说”,更难令人首肯。因为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及陶寺类型中只见有少量的良渚文化因素,并非良渚人北迁所致。退一步来说,假如确实发生海侵,那是个漫长的渐变过程,从海侵到海退及至沼泽化和其后的人类来定居,须经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势必导致相当长的历史空白,不会出现良渚文化晚期的所谓“突然消亡",马桥文化中的许多因素,也绝不会继承着良渚文化的衣钵。更何况海侵必然遗下海相痕迹,而特大洪水也不可能旷日持久,导致毁灭性的文化消亡,此不辩自明。
再者,如果当年确曾发生过海侵或特大洪水灾害,那么,今日必可在东南沿海各地(洪灾即指太湖地区)同一海拔高程的当时海平面下普遍发现海相沉积层,或者因长年洪灾而形成的淤泥层,可迄今的考古发掘却无法得到证实。假如是良渚先民的主体因洪灾而渡江北迁中原,那么,中原地区必然出现较多的良渚文化生活用器、生产工具、武器乃至居址和葬俗等,可事实并非如此。因而,“良渚文化北迁说”,也难以站得住脚。
其实,良渚文化衰亡的主要原因是其社会畸形发展和对外征战与内部矛盾的积重难返所致。一旦外来势力入侵,便一触即溃,演绎出史前社会的历史悲剧。
首先,自良渚文化中期后段开始,良渚社会生产力水平就有逐渐下降的趋势,特别是晚期前段,玉器制作已不如中期前段精巧,兽面纹(即“神徽”)日趋简化,陶器装饰欠精,再也见不到如草鞋山M198、福泉山M65中那样精美的陶器了,而且有着大量丰富随葬器的大型墓葬已不多见(除寺墩3号墓外)。
晚期后段以降(距今约4200~4000年),玉器不但数量和品种明显减少,而且制作工艺和纹饰也十分简陋。陶器日益粗糙,素面为主,石器也非昔日可比,呈现出一派衰败景象,生产力与其后的马桥文化已差别不大,这从马桥遗址第五层内涵可明显看出。那种主张良渚文化像一颗绚丽多彩的流星,在令人目眩神迷了一阵以后突然衰变,跌入文化低谷的说法是缺乏事实依据的,其原因是未曾摸清良渚文化中晚期已逐渐衰弱的脉络,造成把良渚文化早晚期内涵混为一谈的错觉。
倘若把其置于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文化背景之中时,便不难领悟到其若隐若现的历史原貌。
众所周知,当历史的步伐跨入到父系氏族社会晚期,也即军事部落联盟时期,其时正处于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氏族部落联盟或古国纷纷出现。随着古国政治的加强,拥有王权、军权和神权于一体的统治者,在对内实行血腥统治的同时,为了聚敛更多的财富,扩大地盘与人口,因而同周邻部落古国间发生激烈的掠夺性战争在所难免。
其中黄帝和蚩尤大战的传说,虽附有浓厚的神话色彩,然也折射出当时战争频繁的史影。传说九黎氏之君的蚩尤,曾作“五兵”,他是位勇武强悍的君主,被后人尊为战神。为争夺生存空间与财富,与黄帝发生了规模空前而残酷的战争。“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命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又“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古史传说自然不能作信史,但当时战争经常发生却是事实,它向人们展现出良渚时代各军事部落联盟或古国间战争频频发生的历史背景。它对社会发展造成的破坏,又是何等的严重!这对破译良渚文化衰变之谜,不无借鉴作用。
由此,良渚文化衰亡的主要原因是同海岱地区大汶口一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社会发生频繁而持久的战争。其次也有来自中原地区(河南龙山文化和陶寺类型)、江淮地区和浙西地区的武力冲击。
尤其是良渚文化晚期环太湖流域王油坊类型激增,显示外来势力的入侵,从而导致良渚文化的衰亡。再者良渚社会正处在我国古史传说中的军事部落联盟时代,当时的战争既频繁而又残酷无情,这也折射出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战争影子。
再就良渚文化的社会内部剖析,当时已存在着明显的社会等级,并已有着巫政结合的统治集团,显贵者普遍追求享乐型的社会生活,非生产性的劳动支出占有相当大的社会比重,这从宗教盛行、精雕细琢的玉器和人工堆筑营建的巨型土墩台地与礼仪性建筑,以及专为显贵者营造的墓地和穷奢极欲的精美而丰富的随葬品等,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有鉴于此,良渚文化的消亡应是由外因和内因造成的,而战争始终是主要原因,正因为战争而导致良渚文化中期以后一蹶不振,直至最终消亡。国破家亡而族人四散,或许正是当时的写照。
其中大部分良渚先民乃留居在本地,某些能工巧匠则可能被俘北去或西去,而有部分先民也确曾先后(良渚中期至晚期)向西部和南部迁徙,并与当地的土著文化融合,形成了今日浙西和浙南乃至皖南和江西与湖北所见的良渚文化因素,特别是遂昌的“好川文化"类型就是一大明证。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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